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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匆忙忙写这篇贴子的由来，还是读了野草花转贴的那篇超级驴子的缘故。我读书爱较真，看到那篇文章的作者写东坡先生的那一段有些地方与史实不符，只怕草花因此被误导，倒不是想趁机卖弄自己多有学识。所有的感谢都应该献给《苏东坡传》的作者林语堂先生。
一代语言宗师林语堂先生一生著译浩繁 ，除一部分散文札记外，大多数为英文著述，他唯一的两部专传记文学《武则天正传》(lady wu)和《苏东坡传》 (Thy Gay Genius) 均是通过英译汉移植给国内读者的。虽然林语堂生前曾对未能亲手将自己的英文作品翻译给国人表示过遗憾，也曾对别人所译的作品未能传其精髓颇有微词，但台湾张振玉先生的《苏东坡传》译本瑕不掩瑜，无疑是最能传原作之神形的。
《苏东坡传》 的英文书名“Thy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可直译为“快乐的天才--苏东坡的生活岁月” ，可见语堂大师是把苏东坡作为一个西方人非常陌生的中国古代作家来介绍的，若是英国人写雪莱或是拜伦的传记，Thy Gay Genius便只能作为副标题了。所以在我看来：要是用中文来写苏东坡，那便不是林博士的本事!毕竟没有英美作家用中文来写Byron(拜伦) 或longfellow(朗费罗) 后再翻译成英文给自己的国人赏阅。更难能可贵的是，林语堂1936年赴美时仅仅是凭着对苏的记忆，凭着行李箱中散存的有关苏东坡以及苏 所著的珍本古籍来写《苏东坡传》 的，他无法像译者今天来广泛查阅，大量考据，靠的就是对苏东坡以及对其作品的热爱 ，将一个逝去千年的古代才子写得跃然纸上，没有深谙中西文学及脚踏中西文化的功底，是断然做不到的。
东西方文明五百年一个大循环似乎已成定律罗马帝国(前50年-450年)崩溃后，中国进入唐朝盛世，西方经济则进入长达一千年的黑暗期，到十五世纪欧洲出现文艺复兴，紧接着英国工业革命，经济开始爬升，直到20世纪美国经济雄霸天下。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西方陷入经济衰退，而中国则再度进入良性循环的起点......
文化的繁荣与经济的崛起一脉相随，文化的交流与传承则更多的依赖于精英人物。在过去一个世纪，至少是在过去的五百年中，有两个人堪称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承的翘楚：一个是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人，他于明朝万历年间来中国传教，苦研汉学，通过用中文标注的世界地图，向国人展示了一幅神秘的西方世界;另一个便是林语堂(1895-1976)，他足可望利玛窦之项背。林语堂以自己娴熟的西方文学技能向世人破译了东方中国的神秘。他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 、《浮生六记》(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曾经风行欧美，被译成10多种文字传播，《京华烟云》更是几度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难怪说很多西方人是先知道有“lin”，后了解中国，这一点不过。
林语堂为什么要写苏东坡?历代帝王将相何其多也，他独写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一代女皇武则天;古今文人豪杰何其多也，他独选了为苏东坡立传 。在我看来，这是与语堂大师敢爱敢恨的性格使然。如果说写武则天发泄的是恨，那么写苏东坡则是倾泻着爱了。一个真正的文学巨匠，不会轻易执笔为人立传，惟有爱与恨到了极致，自然的流露才会成为他们动笔的藉口 。在林语堂看来，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守正不阿、放任不羁、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像苏东坡这样一生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是难以理解的。苏东坡，千年一出的英才，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他凝聚了林语堂满腔的爱：爱其作品，收罗身边作为精神伴侣，远赴海外也要装满旅箱;爱其为人，林语堂一生都在践行苏东坡的品行，活得洒脱清丽;林语堂读通了苏东坡，其灵魂深处融入了苏东坡，惟其如此，他才写出了活灵活现的苏东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容我们来比较一下林语堂与苏东坡，两者相同相似之处其实太多：俩人都是特立独行的旅行者和思想者，他们淑质贞亮，嫉恶如仇;俩人都是全才型的大家、杂家，除了文艺创作之外，都爱捣弄一点小发明，苏东坡除爱好钻研佛法、中医药方、瑜伽术、炼丹术外，最难得的他还是一个水利工程师;林语堂除热衷于中英文字典的编撰外，终其一生的积蓄研发中文打字机，最终获得突破，为中文处理做出了贡献;最重要一点：俩人都是顶级幽默讽刺大师，都是无心政治的文人，他们疏于政治、政务，对那些投机钻营的政客无比鄙夷。按林语堂的话来说，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素食者”：“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种只管自己的事 。另一种管别人的事。前者吃草或素食，如牛、羊及用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
苏东坡一生政治命运坎坷，因不满时政，多次要求外任，两度受贬。他21岁中进士，名列榜首。宦途上：京都(开封，中进士)-凤翔(判官)-京都(史馆官)-杭州(告院监官、杭州通判)-密州(太守)-徐州(太守)-湖州(太守，入狱)-黄州(谪居，团练副使)-常州-登州(太守)-京都(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京都(吏部尚书)-颍州(太守)-扬州-京都(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定州(太守兼河北军区司令)-惠州(谪居)-儋州(谪居)-常州(卒)，南北折返，东西受命，面对“京都”这一政治漩涡的中心，屡次跳出而又屡次卷入。他是当朝唯一被流放异域(海南岛)的官员，按宋朝大律，仅次于砍头(因宋朝开国皇帝明令擅杀大臣)，但他屡贬屡赴，最后硬是从海南儋州成功北还;他的作品，蒙当朝圣上喜读，受当权大臣激赏，被平民百姓传颂而又屡遭查禁;他官及二品，又被贬为七品之下，却始终泰然处之，苏东坡受佛家“平常心是道”的影响可谓至深。在黄州、惠州、儋州，他置田筑屋，躬耕农舍，于赤贫之中其乐陶陶。谪居黄州时的那首《定风波》，便是极好写照：“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林语堂曾经怀疑苏东坡为何方神仙转尘，在我看来，苏东坡一生就是一个游历的官员，旅行的作家，一个独立的思考者。正如所言：“莫听穿林打叶，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再看看林语堂从10岁离家开始的70年求学、执教与创作之路：福建漳州-厦门(教会学校免费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西式教育)-北京(清华大学任教)-美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法国(赴小城乐魁索，教华工写作，自学德文)-德国(耶拿大学、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北京(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厦大文学院长)-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短暂谋任，后政府遭颠覆)-上海(写作《开明英文读本》，创《论语》半月刊，创办杂志《人世间》《宇宙风》)-纽约 (写作《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研发中文打字机)-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部主任)-新加坡(南洋大学首任校长)-台北-(定居)-香港(1976年去世)。观林语堂一生，既是严谨治学，逍遥洒脱的为学之路，又是漂泊流离的人生之旅。有人生的低谷，也有事业的巅峰。当他被推为国际笔会副会长，担任联合作教科文组织文艺部主任时 ，他急流勇退，辞掉了联合国的公干，重新成为一名独立撰稿人。
苏东坡与林语堂同属“素食者”，他们既不同于工于心计的鹰爪之徒，也不同于善于擅长权谋的虎狼之辈，他们如牛羊一样，在大自然低着头，吃着草，思考着自己的事情。试想：如果苏东坡倾心政治，他会在与王安石朋党之争中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从而戕杀了他的才能。他一生多次请求外放，就是无屑于卷入朋党之争。尽管苏东坡无心选择政治，但政治似乎总在困扰着他，宦海沉浮，几度被召进京，而又几度外放。由于自己的才气、个性与出言不逊，多次被朋党弹劾，每次都是靠皇后、太后的倾力保护才免于灾难。所以在我看来，苏东坡最适合最应该的就是当一个太守，一个地方官僚，因为凭籍苏公之才能，泰然处理公务后，就有足够闲暇与朋友结伴云游，开始他伟大的文学与绘画创作。事实上苏公在历任之地乃至在受贬的黄州、惠州不仅做了很多惠民之事，其间的作品也非常丰富。
林语堂一生对政务也是不屑一顾，一心只想当个自由自在的学者。应该说，在教科文组织草拟一些报告、备忘录或者开开会，这对林语堂来说不仅悠闲，而且简直是一蹴而就。然而这些事务性的冗杂工作令他生厌，他鄙夷那些靠政界后台为生的“文坛娼妓”，甚至直言不讳的说：“要想当作家，就必须得有勇气，敢于吐露自己的心声”。若是在今天的社会，敢于讲出这样 的真话，你还能与人打交道吗?所以像林与苏这样的人，即使到了今天的官场，因为不善与人交往，一定也是被滥棍逐出，这就是文人与政客的区别所在。
文人一生离不开两样东西，在苏东坡的年代看就是两种液体：一是上好的酒，另一是上等的墨，再加上一颗正直的心，就足以抒发他们对人生、对大自然的美好情怀;政客一生也离不开两样东西：一应该是他们的嘴，所谓巧舌如簧;另一应该是他们劳碌的双腿，跑的勤他们才会得到更快的提升;如果还要加上他们内心的想法，就不能说其内心有多腌臜了，姑且以“执着”论之。试想想，一只鹰、一只虎、不管他人的事情，不盯着自己的猎物行吗?只有等着饿死。一个行动的人、一个政客不管别人的事行吗?他也只好等着饿死!因为政客多为庸碌之辈，凭才气，凭能力，他能敌得过你苏东坡吗?再说牛羊等素食者，并非不管他人的事情，按照厚黑鼻祖李宗吾先生研究的心理力学理论，花草木石岂非活物?同样是有生命的，只是花草木石居于人的心理引力的外圈，我们感受不到而已。
所以不得不拜服林语堂先生悟性之高，他之所谓“素食动物 =思考的人;肉食动物=行动的人”的理论，是一种全新的生物链观念，或者说是从心灵上划分的动物链条。一旦将此观念吃透，你便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想通很多事理。譬如说：你不能说政客的行为有多卑劣，不能说他们一天到晚爱揣摩别人，就像老虎与老鹰盯着自己的猎物，关心着它们的行踪;你也不能说文人有多高贵，他们从不爱关心别人的事，像闷头吃草的牛羊。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其实大家都是被生存的欲望驱使着。政客管别人的事方能生存，文人管别人的事就无法生存，因为他没有与人交道的能力。再者，文人与政客，就像在一条食物链上的两个节点，从来没有孰胜孰负之分。你不能说羚羊被狮子吃掉，羚羊就是失败者，纯属一种自然现象;同理，文人斗不过政客，也纯属于一种自然现象。其实最终的结果应该是各得其所，政客得官位，得其之所想得;文人得自由，得其之所愿得。古今中外，概莫如此。从历朝历代政治制度的来看，都是一种庸才得势的制度设计，而政治活动，无非就是私人之间的斗争。宋朝的所谓“三省、六部”设计，各部门相互牵制，最高权力还是集中在皇上。王安石最初只是一个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因受皇帝信任支持，擅自越权推行变法，他统领了吕惠卿、曾布等一部分庸才之臣和一群无名小卒，这伙人野心大，精力足，阴险狡诈，才把王主张的国家资本计划激进的、极端的付诸实施。要说王安石本人既不纵情声色，也不贪污腐化，他只不过是一个“狂想主义者”而已，而新法推进过程中的得实利者无疑就是那群蝇头小人罗。
苏东坡所卷入的那场政治斗争，正是缘起于王安石变法。一个在今天看来无异于“摊派国债”的所谓“青苗法”，当时在皇权的保护下强行推行，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最终弄得民不聊生。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向以王安石为首的当权派发起了猛烈反击，虽然最终新法被废止，但由于朝廷的保护，当权者的强硬，使得反对派屡遭报复，苏东坡便是风口浪尖的一个中心人物。他生性刚烈，遇有不惬意之事，便会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他愤世嫉俗，过于是非分明，他口无遮拦，过于心直口快，他无心追求政治，却为政治所追求，然而他毕竟只是一个文人，始终没有把心放在政治上。
按理说， 苏东坡作为皇帝的翰林学士，与皇后、皇家过从甚密，如果他真的有心把玩政治，凭他足够的聪明，宰相之位对他来说应该是唾手可及的，然而苏东坡的天性绝非如此，果真那样苏东坡便不是苏东坡了，或者说是泯灭了天性的苏东坡。看看他的嫉恶如仇吧：面对王安石强推“青苗法” ，排除御史台异己 ，斥逐异议之臣，众多官吏遭降级或革职，甚至要恢复肉刑，苏东坡挺身而出，冒死谏言：“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谤...” 以力胜心，这几乎是对皇帝的警告 。试想想，一个高明的政客会这样向皇帝示威吗?绝对不会!高明的政客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尽讲空话大话。高明的政要学会时时提防开罪于人，时时讨好于人，要会阿谀奉迎，现代社会叫“赞美”，其实就是“送马屁”。老毛曾经说过：马屁人人爱吃，但非人人会送。我理解，虽然送者闻者感到臭，但吃者嚼得味道香。老毛作为一个文人型政客，尚且爱咀嚼马屁，他神宗、哲宗皇帝何尝不爱?但你苏东坡就是送不出马屁，就会送谴责朝廷的表章，还动不动洋洋千言。不过，一个文人若不能独立思考，缺乏讲真话和批评的勇气，他就无法成其为文人，社会的言论自由也终将成为一句空话。因为前面说了，政客自己是不会讲的，那除了最爱讲真话文人，不知道还有谁会来讲?苏东坡要能作为今天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出席两会，怕不把他累死才怪，因为议案提案都交他了。
林语堂绝对也是敢说真话的文人，那句“你虽然是个官，看起来也还像个人。”(Although you are an official, you still look like a man.)的名言，未知他老先生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写出来的，只是感到他嘲弄政府官员的尖刻程度已经到了极致!林语堂深谙中西文化，想必从欧美文学中也吸收了诸多讽刺与幽默的元素。印象中马克·吐温(mark Twain)有一次痛骂 国会议员，说：“美国国会的某些议员是婊子养的” ，后来招致众怒，他被迫公开道歉，并更正：“美国国会的某些议员不是婊子养的” ，你马克·吐温可以这样骂国会议员婊子养的，我林语堂一样可以 这样骂政府官员不是人，只是骂法稍嫌雷同，未知是借鉴还是殊路同归 ?
林语堂出生的年代与苏东坡过世(1101)的年代相距近800年，如果俩人生活在一个朝代，想知林与苏绝对是一个派别的，虽不若司马光、欧阳修、韩琦 、富弼等元老大臣向王安石朋党发起猛烈抨击，但也会如苏子由、黄山谷或者亦如李察、苏颂等成为苏东坡的密友，同恨同爱，一起受贬或遭排斥，岂不快哉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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