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回归是新时代电视荧屏的主流趋势，其中的一些精品力作深植生活底蕴、剖析社会现实、与时代同频共振，引发了热烈反响。本文以新时代的优质现实题材电视剧为主要分析文本，系统剖析其在精神内核、题材内容、表达方式等方面所体现出的现实主义品格，以期为未来电视剧的精品化创作产生借鉴作用。
【关键词】现实题材电视剧；现实主义；题材内容；叙述方式；精神内核
“现实主义”（realism）由德国诗人席勒提出，其后发展为一种覆盖文学、哲学、艺术等各领域的美学观念和文艺流派，在19世纪中期的欧洲尤其是“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艺界均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同时，现实主义也是中国文艺创作的主要传统。从《诗经》中的民歌叙事，到后来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以明道”(韩愈)、“文以载道”(周敦颐)，再到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直至2014年10月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本质上都是一脉相承的，既揭示出文艺创作植根现实生活的一般规律，也反映了现实题材在文艺发展史上的突出地位。作为我国电视剧领域的“排头兵”，新时代背景下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肩负着为国家写史、为民族塑像、为时代明德的使命担当。在笔者看来，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灵魂在于现实主义品格，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精神内核的时代性与人文性、题材内容的人民性和客观性、表现手法的典型性与超越性。
一、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时代精神彰显与人文主义情怀
“从对待社会和现实的态度上来看，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精神，体现的是一种价值判断，其要求艺术家要忠于现实、直面社会现实，反映时代所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体现人文主义情怀。”[1]可以说，时代精神与人文情怀应是现实主义精神内蕴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紧扣时代脉搏，表现新时代的主流价值观
“时代精神”是时代变革的客观本质及其发展趋势在社会精神生活各个领域的普遍反映，也是激励一个民族奋发图强、振兴祖国的强大精神动力。[2]近年来，我国现实题材电视剧通过丰富鲜活的人物塑造和生动可感的“中国故事”，彰显了健康向上的时代精神内涵，谱写了代表社会发展方向和进步要求的新时代史诗。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民族精神在一些现实题材精品剧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与诠释，并在热气腾腾的新时代影像中生发出时代内涵与创新质素，焕发着勃勃生机。如《平凡的世界》《老农民》等通过表现主人公们不回避苦难、不屈服于命运的坚韧品格与刚强风骨，深刻揭示了千万平凡劳动人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厚重底色以及乐观进取、向阳而生的“乐感文化”信条在时代语境中的重要现实意义。再如《鸡毛飞上天》《在远方》等作品中，陈江河、骆玉珠、姚远、路晓鸥们所展现的“义利合一、道创财富、德济天下”的新儒商精神深扎于华夏儿女的精神血脉之中，是儒家文化中的“仁者爱人”“见利思义”“诚实守信”在新时代语境中的继承与发扬，也是中华民族实现强国梦所需的重要精神力量。另一方面，一批与新时代足音同步共振的现实题材剧把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信仰和优良品格，跨越时空地植入丰富多彩的荧屏故事中，反过来又令当下观众在津津有味的观剧过程中获得精神提振与心灵升华。如《跨过鸭绿江》通过高度还原的艺术真实、丰厚饱满的情感内核、逼真震撼的战争场面，弘扬了“不畏艰苦、英勇顽强、舍生忘死”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瞬间点燃了观众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如《山海情》《石头开花》《枫叶红了》《最美的乡村》《绿水青山带笑颜》《遍地书香》等脱贫攻坚剧较为集中地关注了人物群像在农村改革、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与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中的精神能量与人格成长，蕴于其中的“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和时代情怀，在为观众带来感动的同时，也升华了剧作的精神高度。再如《在一起》《最美逆行者》等抗疫题材剧以单元剧形式艺术地再现了全国各行各业齐心协力的抗疫全貌，真实的事件和纪实的细节生动展现着凡人英雄的心灵图谱，在一幕幕动人的战“疫”影像中，“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持续凝聚着力量、温暖着人心。
（二）彰显人文情怀，时代变革中的人性描摹与现代启蒙
人文情怀是指“以人为本”的思想意识，它强调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和维护以及对人的生存、发展和幸福的观照。真正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现实题材作品，既是与时代节奏的共鸣与互动，更是对人性真实的观照与互视，能够“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3]。首先，具有深厚艺术内涵和人文情怀的现实题材剧往往注重对人性与人情的多向度开掘及升华，并善于“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4]。如聚焦职场境遇、人生打拼与爱情经历的《装台》《安家》《正青春》等着力于思想性与艺术性、现实性与故事性的融合，艺术性地表现了创作者质朴的精神追求和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人性真善美，其中所传递的“不惧未来、勇敢尝试、坚韧执着、温暖向善”的精神光亮给观众带来温暖和激励。再如《大江大河》《外滩钟声》《黄土高天》《那座城这家人》《奔腾岁月》等改革开放题材剧从真实细腻的日常生活点滴入手，多层次、立体化地开掘出社会变革时期的世间百态、人间真情以及幸福真谛。其次，一些优秀的现实题材剧通过将故事讲述与现代文明意识和人文价值内涵的水乳交融，对当下社会的某些丑陋现象、不良问题乃至沉疴痼疾进行某种角度的揭露与反思，有利于普及现代法治理念、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近些年播出的《人民的名义》《破冰行动》《巡回检察组》《小镇大法官》等深刻揭示了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官僚主义以及贪腐问题等；《外科风云》《急诊科医生》等着墨于生存、死亡、生命意义的主题下医生的心结或某种“伤痛记忆”，对人性的开掘、医生职业伦理的追问均值得圈点。有些作品通过诗意和温暖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改造国民的旧有思想基础及落后观念，进而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产生一定的积极效用。
二、现实主义的题材内容：人民性导向与客观性记录
我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领域、各阶层社会大众丰富而鲜活的影像志。因为普通百姓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就是现实题材剧最应该表现的“现实”。因此，要想创作出具有现实主义品格的精品，就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落到实处，由浅入深、以小见大地反映时代变革中的砥砺奋进与社会变迁中的人情冷暖，借助热点“话题”呈现出能够展示社会发展规律和现代文明进程的“真现实”。
（一）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创作的初衷和归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5]这从根本上为新时代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纵观我国电视剧史上的现实题材精品力作，无不是在题材选择上最大限度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用一股亲切的烟火气息为观众开垦出心灵净土，乃至多年之后仍令人记忆犹新、回味悠长。遥望当初，从1958年以节约粮食、忆苦思甜为主题的中国首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到20世纪80年代反思伤痛、呼唤新生的《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乔厂长上任》《新星》，再到90年代引发万人空巷的收视热潮《渴望》，就已经为我国电视剧打开了现实题材的创作帷幕与现实主义的精神主脉。从此以后，现实题材领域中家庭剧、都市剧、军旅剧、农村剧、行业剧等的主流创作思潮有了一个共同之处，那便是把镜头对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关注和表现草根百姓的柴米油盐、酸甜苦辣，把“人民至上”的理念作为一根思想红线贯穿创作始终，因而在各类型中均不断涌现出接地气、聚民气、有生气的上乘佳作。其实，在现实题材电视剧作品中，无论何种类型、何种风格，只要是从骨子里贯注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作品便必然是厚重的、有筋骨的、耐人咀嚼和回味的。反之，只能流于浮光掠影式的快餐型文化消费，品质不高，行之不远。
（二）“以小见大”地铺陈社会图景，打造时代语境的影像“现场”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目共睹，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如此沧桑巨变的时代进程之中，那些气象万千的人和事是现实题材电视剧选题和取材的绝佳矿藏。不论是叙事背景还是叙述主脉，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壮阔图景，都可能成为剧作中绚烂多彩、引人入胜的故事景观。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荧屏上涌现出一批恪守现实主义精神的佳作，它们以“小切口、大主题”的艺术表现手法建构出“影像里的中国”，让观众透过小人物、微事件看到了大时代与大国情。如《战争目光》《火蓝刀锋》《陆战之王》《空降利刃》《飞行少年》等军旅剧通过栩栩如生的基层军人形象和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全景展示了改革强军背景下我国努力践行的立体式“大国防观”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最真实状态；如《麦香》《花开时节》《温暖的村庄》《兰桐花开》《欢喜盈门》《我和我的家乡》等农村剧通过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回望与再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村现代性转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制度改革、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一系列新农村建设景观；再如《鸡毛飞上天》《最美的青春》《大江大河》等改革题材剧将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和万千气象作为个体和家庭情感的景深演绎，通过戏剧张力释放出精神能量。“一花一世界，一器一乾坤。”现实生活中的微小碎片往往能折射出宏大的时代变迁和广阔的社会风貌。要实现“由点到面”的社会现实图景再现，除了来源于生活，别无捷径可走。创作者只有通过搜集、分析、研究大量的生活材料，才能从中提炼萃取出最能体现某种人物、某种现象、某种生活逻辑、某种社会规律的素材进行整合与虚构，观众在观剧过程中才能“窥一斑而见全豹”。
（三）借助“话题”深掘主题，呈现反映社会规律的“真现实”
对于种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话题的关注和展现，是现实题材电视剧的重要选题来源，其一方面能够昭示出创作者的责任意识和社会担当，另一方面也容易和广大观众产生心理契合与情感牵连，从而有可能使剧作实现口碑与收视的双丰收。近些年有不少优质剧作能够勇于直面社会热点“话题”，呈现出能够揭示社会发展内在肌理的“真现实”，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人民检察官》《阳光下的法庭》《执行利剑》等法制题材剧聚焦“老虎苍蝇一起打”“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反腐倡廉热点话题，以“尺度”与“深度”兼顾的故事深刻反思了腐败、犯罪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触及了当今中国社会法治文明建设进程中的诸多问题，在探寻本质和规律的过程中让虚构变成了一种“更高层次的真实”。除此之外，探讨都市女性自强自立的《都挺好》《二十不惑》《三十而已》，表现育儿理念、亲子关系、自我成长主题的《带着爸爸去留学》《少年派》《小别离》《小欢喜》《小舍得》，聚焦代际冲突、养老问题、亲情回归的《嘿！老头》《幸福院》《八零九零》等，均在各种“真现实”“真问题”上下功夫、做文章，对于诸多深入人心的话题，与观众一起面对、一起思虑、一起感悟。应当注意的是，对于现实题材电视剧而言，无论是内部话题还是外部话题，不是为炮制看点、制造赚头、哗众取宠、增加利润服务的，不应让经济诉求遮蔽了社会效益。理想的现实题材剧应该是由浅层的“话题”外壳包裹厚重的主题内核，以雅俗共赏的表达方式寄寓值得思考和回味的主题意蕴，进而实现对社会舆论热点和百姓内心世界的有效引导。
三、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典型化塑造与超越性再现
“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6]“走入生活、贴近人民，是艺术创作的基本态度；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能力。”[7]现实题材剧的创作者不仅要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且要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理念和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时代主题、“讲好中国故事”，这是现实题材剧彰显现实主义品格、实现从精品到经典跃升的根本途径。
（一）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塑造，呈现复杂广阔的现实世界
“典型人物”理论是马克思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现当代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从艺术认识论来看，“一般与个别”的相互辩证关系是构成典型人物的哲学认识论的基础，即在单个人物形象的身上注入了生理的、心理的乃至社会审美的普遍性。典型人物都是具有多维复合性格的“立体化”人物。美国著名剧作家罗伯特·麦基提出了“人物维”的概念，指处于人物深层性格之内或人物塑造和深层性格之间的、具有连贯一致的矛盾。[8]因此，典型性格丰富性中的“多维”即是指人物性格的矛盾组合、悖论架构。如《创业时代》中的男主角郭鑫年被塑造成一个机智又悲哀、可爱又偏执、果敢又怯懦、孤傲又自怜的多维性格人物，而他这种与生俱来的倔强乃至疯魔，也恰好与天才型人格、“IT直男”的人设相契合，因而这一形象在整个剧中既坚挺又出彩。典型人物形象也往往是性格特殊性与坚定性的统一体。首先，艺术典型应该有最突出的性格特征，黑格尔称之为“特殊的情致”，也即是后来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9]。其次，典型人物性格也应该“具有一种一贯重视与自己的情致所显现的力量和坚定性”[10]。因此，典型人物性格应该是“特殊的情致”与“质的规定性”的统一体，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电视剧《初心》中塑造的“将军农民”甘祖昌的形象，既有“保守、固执、自作主张、不太顾及别人的感受”[11]的“特殊的情致”，又有着“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让别人吃亏”的作为英雄形象的“质的规定性”。该剧在塑造甘祖昌这样的时代英雄典型时突出了其作为普通人的个性，较为恰当地平衡了平凡性与超越性的关系，可为现实题材剧作者带来很好的启示。需要指出的是，成功的典型人物不仅能够以一些具有共通性和标识性的性格、言行等代表某一社会群体，还蕴含着具有普遍性的、更广阔的社会时代特征，这也正是不同时期的现实题材电视剧中所塑造的一个个典型人物形象在观众心中产生强大感染力和渗透力的原因。典型作品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
（二）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叙事理念讲好中国故事
电视剧始终是叙事和情节的艺术。一部优秀的现实题材电视剧作品从构思主题，到典型人物的塑造，再到创作思路的落实，是靠情节的构建来贯穿始终的。情节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实题材剧的传播效果和受欢迎程度。近年来某些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伪现实”电视剧在情节编织上存在诸多创作误区。如有些故事充斥着“霸道总裁爱上我”等满满“套路”，有些故事惯用“车祸”“绝症”等突发事故，有些故事“见事不见人”像走“过场”，有些故事“拍脑袋”胡编乱造像在“神游”，有些故事充满“苍白说教”，有些故事的小品化倾向使得“见树木不见森林”凡此种种，常常遭到观众的吐槽。作为彰显普通民众价值追求、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文化力量，新时代的现实题材剧更需要在规避情节建构误区的基础上找到更真实、更本质、更艺术的表达方式，以实现中国故事叙述的“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一方面，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情节构建在保留“原汁原味”生活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同时，还需要糅合多种视角、矛盾冲突设置等多种创作手法，找准叙事的日常性和戏剧性的平衡点，以实现故事情理逻辑与戏剧逻辑的水乳交融、互彰互衬。如《大江大河》第一部和第二部中的不少段落和场面，从平民化叙事视角徐徐铺开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政策调整、经济改革、社会嬗变，与此同时生发着戏剧性十足的情绪表达、心理活动和精神历程，其在日常性与戏剧性关系的处理上可谓游刃有余。另一方面，现实题材电视剧在情节建构中应该将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有机结合起来，既注重叙事手法的写实性——把现实生活艺术化地复现于剧作故事中，又要让故事能够折射社会、镜鉴现实、启迪生活。如《装台》便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剧中装台队伍里形形色色的工人们，城中村的小院、民房、巷弄，人物对话中不时蹦出的方言以及频繁闪现的秦腔等“非遗”文化极富有生活韵味和烟火气息，让观众看到了每一个有血有肉的平凡生命个体的温暖与光亮。因此，现实题材电视剧唯有找准日常性和戏剧性的平衡点，才能打破观众的心理预设，呈现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独特效果；唯有坚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理念，才能让观众在富有真实感的中国故事中看到“诗和远方”。
作者：闫伟 邵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