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其中精神领袖之一，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近30年里，胡适一直是作为负面历史人物形象出现在大陆的学术界。其“历史观”也受到了广泛而全面的批判。①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来，学术界对胡适的整体评价逐渐由负面转向正面，进而更加全面，对其“历史观”学术价值与产生的问题分析，也趋于客观。一般而言，学界对胡适历史观中所蕴含的进化论思想、杜威实验主义思想皆有清晰地揭示，对其史学思想与中国乾嘉学术以及与近现代疑古思潮的关系、历史观的得失，论之颇详。②然而，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典籍，以及在“中国文化史”的大历史视野下所提出的古典知识分类研究的知识谱系的构划，系统的研究方法，似乎关注得还不够充分。
本文的要点并不在于比较新史学运动中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人的作用大小问题，而是仅仅从“历史的眼光”出发，来考察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历史观，并从如下两个大的方面来重新认识与评价胡适这一历史时期“历史观”的思想内容:一是胡适对待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态度与看法，二是胡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具体要求与方法论思考，然后再重新认识其历史观对近现代疑古思潮的贡献。
一、“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理国故”
可以这样说，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是胡适哲学思想的灵通，也是其“古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历史主义的态度则是胡适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学的整合。胡适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研究“古学”，必须要有现代人的方法，那就是要: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这三种方法统合起来，就是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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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章学诚在乾嘉时代，为了对抗考据学，以自己特有的“别识心裁”，重提“六经皆史”的命题，再一次将史学提高到与经学相抗衡的地位。或者说，试图用史学取代经学。龚自珍也曾提出“六经者， 因此，胡适的“历史的眼光”，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以更加广阔的史学眼光继承并光大了了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以及龚自珍“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史学思想，将“史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地扩大了，而且将史学研究的目标转换到追求客观历史真相的认识论方向上。历史学研究首先要以真实材料为基础，从而揭示历史的真相，在把握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来重估一切历史事件的价值。二、“中国文化史”视野下的古史研究方法论
在“中国文化史”的广阔历史学视野下，胡适历史观中所包含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整理国故”的主张之中。在胡适的眼中，“国故”即是中国的文化历史，简称之为“国学”。整理国故，需要一现代的科学方法。而由系统的现代科学方法组成的方法体系可以视作其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的具体内容即是胡适提出的“系统的整理”的设想和“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系统的整理”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索引式的整理”，二是结账式的整理，三是专史式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方法，即是一种广义的比较研究法。以此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文化历史，从而使中国的古代文化历史的研究获得一种广阔的学术视野，摆脱传统学术的门户之见。联系上文所讲到的“拿历史的眼光”来研究历史的一条来看，胡适古史研究方法论大体上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人类历史变化发展的`时间序列里，给每一文化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一个客观的定位，在“求真”的基础上展开其他各项的历史评判工作。其二是通过“系统的整理”方法，对历史文献、历史事件作一清理工作，并通过各专门史的研究以深化人们对文化历史现象的全面、深刻的认识。其三是通过博采资料的方法，在比较研究的视野里从事中国古史的解释与说明工作。下文着重评述后面两种历史研究方法。
胡适提出“系统的整理”中国文化历史的思想主张，是通过三种具体的方法来实现的，其一是“索引式的整理”。其具体意思是:“把一切大部的书或不容易检查的书，一概编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书。”比如说，将《说文解字》依部首、或依笔划，再加中一个检字的索引，编一本《说文通检》或《说文易检》之类。
三、胡适的“新史学”对现代中国“疑古”思潮的推动及其生长点
说起近现代中国的“疑古”思潮，人们自然首先想到顾领刚先生。其实，“疑古”思潮是由胡适、钱玄同、顾领刚三人共同发起的。钱穆应顾领刚之邀而为《崔东壁遗书》所作的序文，对此有非常生动地描述:“三君者(指胡适、钱玄同、顾领刚，引者注)，或仰之如日星之悬中天，或畏之如洪水猛兽之泛滥纵横于四野，要之，凡识字几于无不知三君名。‘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于三君乎见之。在近现代思想史上，胡适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先驱性人物。近现代学术思想史领域里的激进“疑古”思潮的出现，也应当从胡适说起。据顾领刚《古史辨自序》所言，在1917年前后的几年里，胡适发表的论文时常给他以“研究历史的方法”的启示，让他“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使得顾领刚“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适合他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胡适发表在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本《水浒》上面的长序，让顾领刚对于小说版本问题的复杂性有了意想不到的认识。他说:“我真想不到一部小说中的著作和版本的问题会得这样的复杂，它所本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又有这许多的层次的。若不经他的考证，这件故事的变迁状况只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便将因它的模糊而猜想其简单，哪能知道得如此清楚。
从胡适历史研究方法中获得“暗示”，顾领刚“更回想起以前做戏迷时所受的教训，觉得用了这样的方法可以讨究的故事真不知道有多少”。后来顾领刚提炼出“故事结构”的观念，并用“故事结构”的观念来解释历史传说中的故事“先型”与后演义的故事关系，并将之运用到古史的研究上面。他说:“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和果、封们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底毁的积累的层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但那时正毕业之后，初到母校图书馆服务，很想整理书目，对于此事只是一个空浮的想象而已。
四、余论
胡适虽然到处都提倡科学方法，但在历史学研究领域里，胡适并没有否定想象的重要性。因此，他的“新史学”肯定了想象力的重要性。他说:“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力。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功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虽然，这里所说的“想象力”不一定是文学、艺术的想象力，而与他的“大胆假设”几乎是同义词，然而也不应该否定艺术的想象力内容。这一点可以从他为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下册所作的书评中看出。胡适这样写道:“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而且也正是从古史叙述的艺术性角度，高度肯定了陈衡哲女士的这本十万字的西洋史的长处。
一般而言，对于胡适历史学思想的研究，如果没有新史料的发现，现在几乎难以有新的话可说了。本文着眼于胡适的“历史的眼光”这一大历史的观念，并将其与清代历史学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观念、龚自珍的历史观联系起来，考察胡适“历史的眼光”与中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关系，从而揭晓示其特殊的历史贡献，并从现代人文知识的谱系学建立角度考察其新史学所开出的专门史研究方向及其历史贡献，最后又重新考察了其新史学与疑古思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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