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发展历程
迄今为止被引用最多的关于媒介素养的定义，形成于1992年美国首届“媒介素养全国领导会议”上，即媒介素养是一种“获取、分析、评估和以多种形式传播讯息”的能力。1933年，当英国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和他的学生丹尼斯•汤普生在他们合著的《文化与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一书中，首次提出将媒介素养教育引入学校课堂时，标志着英国乃至世界关于媒介素养研究的开始。这是基于报纸的“媚俗化”倾向以及大众媒介为社会提供一种“低水平的满足”的产物。此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媒介素养教育上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美国后来居上，20世纪90年代起媒介素养教育便开始进入美国中小学教育。
于中国来讲，媒介素养教育最早于中国香港、澳门、台湾萌芽，如香港的媒介教育与新社会运动，台湾的多维素养的媒介教育观以及澳门的信息年代的信息传播科技素养。中国内地媒介素养教育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即《传播媒介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之后，中国内地的媒介素养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开始蓬勃发展，时至今日，中国内地己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媒介素养教育体系，与媒介素养教育相关的课程开始逐步被各大高校及中小学设立并重视。此外，政府部门与一些社会团体也开始介入媒介素养教育领域并开展一系列活动，如各大媒体开设相关专栏，社会团体开展相关讲座等。
二、媒介素养的提高对网络舆情引导的意义
(一）有助于网民正确理解和合理使用媒介信息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盲目地追求时效性，导致新闻的快餐化，“标题党”横行使受众越来越失去了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因此，在“人人都是传者”“人人都是受者”“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大背景下，提高网络媒介素养有助于网民正确理解和合理使用媒介信息，有助于网民促进自身发展。我们知道，利用媒介维护自身的利益是媒介素养的重要内涵，正确理解与合理使用媒介是受众必须掌握的媒介解读技巧。因此，一名具有媒介素养的网民，应该会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信息。正如詹姆斯•罗尔所说的：“人民创造性地改变他们从媒介及别处得到的信息，以便适合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二〉有助于受众认清媒介现实和重塑主体性
尼葛洛庞蒂指出：“虚拟实在能使人造事物像真事物一样逼真，甚至比真实事物还要逼真。”网络作为一个虚拟环境，包含与现实生活相似的行径却又具有现实生活无法具备的条件，受众容易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迷失自我，因此，提高网络媒介素养有助于受众认清媒介现实。再者，为防止受众在虚拟网络中迷失自我而重塑受众主体性，要加强受众的思想道德修养，正确引导受众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增强受众的自由表达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有这样受众才能正确认识虚拟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差异，认清媒介现实并重塑主体性。
(三）有助于建构网络公共领域，巧妙引导网络舆情
哈贝马斯曾提出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即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公共领域中，公民在政治过程中互动从而生成公共舆论。哈贝马斯研究的西方国家的情形在中国依然具有借鉴的价值，传统媒体在构建公共领域的过程中效果不佳，网络时代下，“第四媒体”即网络媒体担负构建公共领域的重担，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有助于人们更好地建设公共领域，从而巧妙引导网络舆情，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网络舆情引导下媒介素养教育现实要求
“研究公民（公众）媒介素养的学者认为公民不能仅仅局限于自然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提出公民应涉及三个方面的群体，即政府公民、传媒公民、个体公民。本文以这一观点为依据，从三个角度对网络舆情引导下的媒介素养教育进行探析。
（一）政府官员——网络舆情引导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改革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作为信息时代的新宠儿，网络的兴起促使社会各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促进了政府官员、媒介从业人员与公众之间的合作和交流，另一方面却在无形中造成彼此之间的沟通障碍。如近年来发生的“躲猫猫事件”“房姐事件”等更是社会改革弊端的暴露，政府采用“管、卡、堵”的态度对待媒体，一些不当等言辞更是激化了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大大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并有损官员的形象。
因此，新媒体时代下，政府网络舆情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议题，即怎样清除对政府舆情有害的网络信息，如何合理有效地管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对这一议题的合理解决是为政府网络舆情营造有利健康的舆论环境的基础，但与此同时，这一议题也为政府的媒介素养提出了很大的要求。
2010年微博元年的到来标志着微博时代的开启，微博时代开启以来，各地政府部门开始利用微博开启政务公开化，并掀起一股“微博执政”和“微博问政”的浪潮。十八届五中全会也专门针对贪污腐败现象涉及人事调整相关议题，但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提升依旧刻不容缓。
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和执政主体，政府要强化“以人为本”执政和决策的媒介理念。在传统媒体环境中，公众接受了太多“一言堂”式的行政决策。而在这个新时代里，新媒体环境对公共行政产生了强大的约束力。面对公民社会的崛起和媒体环境的变化，我们的政府官员需要做的是以人为本，调整自己的执政风格，强化“以人为本”执政和决策的媒介理念，跟上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再者，政府官员要通过具备相关网络媒介基础知识、设相关媒介专员、提前构建政府公务危机预案、提高应对突发公共网络事件的能力等方式来进行自身形象建设。根据“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意识当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政府官员利用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制造议题，吸引公众合理有序的参与，这样才能巧妙地进行舆情引导，更好地增强信息传播能力，才能有效地构建网络舆情体系，营造健康的网络舆情氛围。
（二）媒介从业人员——网络舆情组织者
媒介作为人体的延伸，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随着媒介融合趋势的推进，如何接受、理解媒介成为传播过程中的舆论领袖——媒介从业人员瓶颈，也折射出媒介从业人员媒介素养的匮乏。在这个人人都能当记者、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新时期，媒介从业人员既要兼顾商业利益，又要守住道德底线，还要肩负引领社会舆论的职责，因此，如何加强媒介从业人员自身媒介素养教育也成为时下一个重要的议题。
加大媒介从业人员媒介素养教育应做到：（1)在专业方面，要加强自身新闻传播基础知识、专业理论知识以及新闻业务方面的学习；（2)在自身素质方面，要提高对纷繁复杂信息的鉴别能力，学会筛选、利用信息，做出正确的抉择；（3)在理念方面，媒介从业人员要学会换位思考，投身受众研宄理论的相关课题，加强对受众需求方面的研宄；（4)在伦理道德方面，要注重自身职业道德建设，做一名有纪律、有道德、懂法合法的媒介从业人员；（5)在管理方面，加大对媒体的监督，建立一套完善的引导媒体良性发展的管理机制。
(三）公民——网络舆情参与者
自媒体时代下，人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公民的话语权紧紧掌握在了自己手中，由于网络群体具有匿名性特征，使得网络群体更容易被煽动和被感染，一旦有谣言散播，便会在短时间内形成一股传播流，最终演变为病毒式传播，通常会产生现实中的良民在网络中成为一名“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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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秦火火”是秦志晖在微博上的“马甲”。根据公安部调查，2011年“7•23”动车事故之后，“秦火火”发布微博说在事故中遇难的意大利籍旅客家属获赔3000万欧元。这些网络谣言被不明真相的网民转发，从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作为网络参与者的网民，对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以及对信息的质疑能力都不强，因而加强自身媒介素养教育不仅对网络舆情的有序健康发展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更对构建和谐稳定的网络生态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因此，为构建良好的舆论秩序，新媒体时代下呼吁一种新的面向广大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到来。由于普通公民在接受信息时大多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还需政府部门以及媒介从业人员的配合，首先要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教育体制，开设媒介素养教育方面的课程，普及范围不仅面向学校学生，更要渗入社会各阶层，使得每一个公民都有接受媒介素养教育的条件，这样才能促使每个公民都可以正确利用和使用媒介。其次，在各小区制作媒介素养教育宣传板以及制作媒介素养教育小册子在人口流动较大的地方发放，逐步培养公民的媒介素养意识。再者，媒体要利用“把关人”的职能，在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同时，逐步培养公民的批判性思维和鉴别能力，以期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作者：王欣，萧莎（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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