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法器、道具的朴实、粗犷和豪放。跳端公的法器是维系端公传承的重要凭证,其代代相传而产生的结果是较好地保留了原生态的傩文化。陕南端公在艺成出师时。要摆坛谢师,师傅要传法器、授师牌。所传法器有:神榜、师牌、令、法印、法铃、脚卦、号角、师刀、令旗、令箭、法衣、法裙、五佛冠、面具、坛神等等。老端公的法器道具众多,不用花太多的钱去置办,法衣是由一般红布裁剪制作而成,没有复杂的图案,法帽为五佛冠,冠面上的图像线条粗犷简洁。其它法器大都也比较简单。毋需精致。如果太精致昂贵,作为普通农民的老端公就购置不起了。此外,端公戏中使用的面具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具有古朴、豪放的典型特征。端公戏的面具有善有恶,有凶有猛,有美有丑,形态各异,用途各异。其制作大都选用杨、柳木制作,柔韧、易刻、轻巧。造型是根据传说故事进行绘制雕刻的,七窍镂空彩绘,线条粗犷豪放。 最后,唱腔朴实无华、粗犷豪放。老端公的唱腔种类虽然较多,但故意装腔作势之处极其少见,少有美声唱法,一般是通俗的大众性的唱法,张口即可诵唱,曲调也朴实无华。人人皆可,唱法和ⅱ昌词都体现出山里人的粗犷与豪放的性格特质。 三、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因而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显现出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首先。陕南汉中的端公戏和当地群众的民俗功利紧密结合。每当农户家里有久病不愈,误认为是鬼邪作崇,急需斩妖除邪时,或为消灾免难,亨运相通,为“神”庆贺,以表酬谢时,都需请会跳端公戏的端公前来举办“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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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汉中古老的《羊皮鼓》的坛式内容有“领神鼓”、“占卦开坛”、“升幡请神”、“坎肩滴血”、“招兵降魔”、“起坛攘鼓”、“扎灶”、“登坛打路”等。这些“坛式”因场面各有取舍,按端公可分“三十六坛”、“七十二坛”不等。祭祀活动的内容相对也不确定。不具体。端公作为坛式的主持,时而是表演的艺人,时而是虚拟的神,贯穿整个祭祀活动的始终。使“人神同娱”的表演不仅具有随意性,而且具有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写意性。其表演形式主要是跳打羊皮鼓。这种鼓舞的表演形式和风格特点都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如《羊皮鼓》的征战内容和表演中有模拟“盾牌”的羊皮鼓,藤棍“火枪”道具的使用就和秦汉流传在嘉陵江流域的“巴渝舞”征战内容,“盾”、“矛”器械表演有相似之处。这反映了《羊皮鼓》中表现的古代巴蜀文化同羌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后形成的美学特征。同时,鼓的运用也丰富了当地“祛灾、消难”的祭祀活动,由于增添了一种质朴的艺术美感而使其更具诱惑力,加之祭祀活动给《羊皮鼓》的表演铺垫了神秘的典型氛围。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综合表现出这一地区人民的民俗信仰。 其次,汉中跳端公的“舞”继承了巴人的粗犷,融入了山民的憨直,“歌”(神调),包含着山歌、民歌、川江号子,民谚小调。在远古时期。汉水上游流域是古巴国的辖地,巴人崇巫尚武,《华阳国志》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可见当时在巴师中有巫师参战。1976年,从城固县苏村出土的商朝武丁时期的青铜器中有人、兽面具中可看出端倪。这些面具应是巴人的军傩面具。由于汉中历来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巴、蜀、楚、秦互相征伐而互有输赢,战后必有战俘、流民、奴隶,大量的移民迁入迁出,造成了汉中地域文化的包容性,楚灭巴蜀,而秦又灭楚,楚人项羽、刘邦又灭秦,巴蜀文化、秦巴文化都给汉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此外,三国时期魏、蜀争夺汉中,战争不断,诸葛亮久居汉中。摒除祁陇,重用羌人姜维、马超。以致在蜀国的军队中有不少的羌族的士兵,从此汉中、巴蜀和陇东的羌人有了频繁的交往,也使得汉中的端公戏除了打上巴蜀文化和秦巴文化的印记之外,还包含着羌文化的遗韵。如秦巴山区的端公所跳的《羊皮鼓》舞就浸透着“一方水土一方情”的地域风情。《羊皮鼓》中说唱的内容大都是即兴创作,这很自然带上本地浓郁的方言土语,民俗风情。曲调则趋向秦巴民歌,更多带有西南巴蜀的轻快、细腻、委婉风格。 综上所述,陕南汉中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文化形成了端公戏的独有的美学特征通过神灵文化展示人伦关怀古朴豪放的表现形式以及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中国论文网(www.lunwen.net.cn)免费学术期刊论文发表,目录,论文查重入口,本科毕业论文怎么写,职称论文范文,论文摘要,论文文献资料,毕业论文格式,论文检测降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