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预期：孔子的政制理想与教育济世愿望
孔子前二百年，西周社会已“结束了它的形成过程并完成了它自身”（黑格尔语），历史进入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的横贯五百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和平、安宁就成为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孔子身处据乱世，慎终追远，在历史间距意识中论说升平世，赋予太平世的王道政治以由衷的期许和殷切的期盼:“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论语》的傣伯》《卫灵公》诸篇赞美尧、舜、禹及其王道之治的诸多话语，都可在此得到映证。孔子一方面赞美尧、舜法天象地，垂制立文，开后世尊卑有等、上下有序的礼制先河，奠定了合乎宇宙法则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己任，在批判“陪臣执国命“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无道社会时，描绘出尧舜至周公的政治谱系，藉其礼制以疗治失序社会，赋予能行仁政的执政者以诸多德性规定,希冀统治者在“富民'“养民'“惠民”的施政过程中，恢复所向往的王道政治。
然而，和平盛世的实现，在当时有两条可能选择的路径：以道易天下和以道教天下。周游列国的经验事实印证其惟有选择第二条道路。基于对“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社会局势的政治焦虑，在“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的教育为立国之本思想驱动下，孔子开始了以道教天下的著书讲学文化教育活动。对此，班固《白虎通?五经》载：“孔子所以定《五经》者何？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道德。自卫返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故孔子曰：‘《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也。孔子自知其救世方案无法为当权者接受，乃通过编定《五经》，以教化方式传授此道。徐复观由此道：“由《左传》、《国语》所表现的春秋时代《诗》、《书》、《礼》、《乐》及《易》，成为贵族阶层的重要教材。17基于如是的文化背景，春秋时期要求熟悉诸多典籍的文化人出现，就成了历史之必然。孔子整理历史遗典，兴办私学，以“六经”授徒，就有了当然的历史思想基砒《礼记?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由此推知“六经”当为孔子教授弟子的基本典籍。
在孔子的文化教育活动中，因其重建社会秩序、实现王道政治始终作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故重礼教和德教的‘‘明人伦”教育便成为其教育教学的根本宗旨，这奠定了中国人文教育传统的基本路向。调易?彖传》有证：“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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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民国时期教育家祁伯文认为“四千年前，尧舜之世，既有依人文主义之教育，嗣后历夏商周三代，逐渐发达，尤以周代典章制度完备。……迄于周末，孔子出，乃集其大成，于是儒家之教，永为我国文教之理想。”0梁漱溟比较中西教育时也说：“中国人的教育在偏着情意的一边，例如孝悌……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着知的一边，例如诸自然科学……之教。这种教育的不同，盖由于两方文化的路径根本异趣。”二、和平旨趣：孔子的‘‘六经”教育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由此可知“六经”是孔子讲学授徒所使用的基本教材。之于孔子何以以“六经”授徒《庄子?天下》篇对其主旨作了如此申论：“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份”。
《诗》以致和。西周春秋时期《诗》具有‘‘陈志“言志”功用，常以乐舞的形式出现在宫廷、贵族的祭祀、典礼和宴会之中，同时也用于政治、外交和其他社会生活作为一种表情达意的交际工具。孔子生活在有重《诗》传统的鲁国，授以《诗》教：一是彰显《诗》的重要功能o“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论语》言《诗》16处，其中既有孔子对‘‘诗三百”的评论，也有孔门师徒利用《诗》议论问题。其中佾》篇载与子夏的对话以比附之法演绎‘‘礼”与‘‘仁”的道理。《为政》篇概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包咸注“思无邪”曰“归于正”47,朱子也云‘‘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053二是以《诗》为教化工具。《八佾》篇载鲁三家祭祀祖先用天子之礼、诵《雍》之诗，孔子以《诗》句批评道：“‘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左传》转述孔子之言所引诗达48条。孔子的《诗》教传统为《孟子》（引《诗》30多处）、《荀子》（引《诗》80多处）。
《书》以察和。《尚书》因其蕴涵着理解圣王政治、认识社会人生的义理，故孔子对其编订整理，授以《书》教：一是阐发《书》经义理o《礼记?经解》记载孔子对《尚书》作用的认识：“入其国，其教可知也：……疏通知远《书》教也……《书》之失诬……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尚书大传》记孔子有“七观”之说：“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孔丛子?论书》记述子夏“问《书》大义”，子曰：“《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秦誓》可以观议，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通斯亡者，则《书》之大义举矣。”孔子从《书》中的‘‘知人”“安民”思想推导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以及伦理与政治契合的‘‘德治仁政”的治世方略。二是寻求自身仁礼学说的稳固支点o《论语》中，孔子直接援引或弟子请疑而涉及《尚书》的材料仅有孔子对或人“奚不为政”之吼《宪问》的答子张问‘‘高宗凉阴”两条，均与孔子的“孝道”思想有关。后人刘宝楠对此评说：“夫子定五经以张治本，而首重孝友。孝友者，齐家之要，政之所莫先焉者也。有子言孝弟为仁之本，其为人也孝弟，不好犯上，必不好作乱。故孝弟之道明，而天下后世之乱臣贼子，胥受治矣”.
《礼》以制和。孔子授以《礼》教：一是记录远古祭祀仪式，阐述文化原典意义。其中，《仪礼》大多记载西周至春秋时代昏、冠、丧、聘、乡饮、乡射等各种礼节仪式，如其中的《少牢馈食礼》、《特牲馈食礼》、《有司徹》等诸篇，不仅记述了周代贵族祭祖仪式的过程，而且也反映和维护了宗法等级制度。由此，孔子慨言：“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二是阐发礼治思想，以礼规制秩序，进而达至人心与社会的和谐圆融”“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礼记》记载着孔子及其后学述礼制、论礼义的相关资料。《艺文志》著录：“《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乐》以导和。乐在春秋时代是与诗、礼相须为用的。宴享酬酌，依礼而行，且赋《诗》言志，亦往往以音乐演奏的方式表达。孔子授以《乐》教：一是注重《乐》的教化作用。“以乐礼教和，而民不乖。”(《诗?郑风》）孔子对鲁国在祭天祀祖等礼仪活动中以诗乐致其敬意于鬼神、宴饮时伴以乐舞的生活习性感同身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今辑入《礼记》之《乐记》一篇《史记?乐书》全录其文，乃传世之最早‘记乐之义’的音乐理论文献，相传为孔子弟子公孙尼子之作。其于乐的见解，实是孔子乐论的发挥。”69341二是注重音乐的社会效果及其对人们情感的范导作用。《乐记》篇载：“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论语?八佾》篇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对此，康有为说：“古人以乐教人，所以导和。乐德、乐言、乐语，乐之精如此。”
《易》以象和。《易》中阴阳八卦的种种卦象和法则，均是古代圣人对天地自然所进行的“极深而研几”的结果。帛书《要》篇释文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读《易》，韦编三绝”（《汉书?儒林传》）金景芳先生认为“孔子与调易》关系最为密切，世人或习焉不察，因作综合研究，推寻其条贯，以确定孔子之真面目，而证明其哲学基础实出于《易》。”孔子研究《易》主要涉及宇宙自然的起源、演变大法等内容，使这些有关自然法则的思想纳入到“圣人之道”范畴，以证明仁义道德的人文法则与宇宙天地的自然法则的一致性。有学者称其研究《易》的原则是‘‘察其要者，不诡其德”M434。在传授弟子易学时，于义理多有阐发而不尚其占，并明确告诉弟子：“予非安其用也”《论语?子路》篇载子曰“南人有言E1:‘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孔子以南人习语“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解释九二爻辞，是以道德修为释义。尤其是“不占而已矣”句，不仅标志着孔子的〈湯》学风格，同时也意味着《易》学已经开始由卜筮之用向义理之学的蜕变。
《春秋》以达和仏《春秋》是以鲁国史事为主干遍涉列国史事的一部编年史，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孔子作《春秋》，意在“正礼乐”，司马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以《春秋》教目的正如同個语?楚语》载申叔应答楚庄王关于太子的教育问题时所言‘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以戒劝其心。”
孔子传授“六经”，对于塑铸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恰如太史公所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汇通《论语》对“六经”的引用或评价，不仅可知孔子对待传统的诠释立场和特征，而且也可以检视《论语》与‘‘六经”的互成互补、分合统一关系。《论语》弓I《诗》9处，论《诗》11次；弓|《书》2次，言《书》1次；引〈湯》、说《易》各1次。实际上，孔子对“六经”的整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治远见而出于“教学”的需要。无论作为阐发义理的手段，还是作为“教材”，都会大量涉及引用或评价这些典籍。具体来说《论语》对文献典籍的引用或评价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一是非指向文献本身，而是阐发其要义。如《学而》篇载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二是引用文献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知识证据”来评价或阐发合否此一制度的行为。如《八佾》篇载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三是引用古代文献以明志。孔子据以春秋时代藉诗言意的传统，反复强调“不学《诗》，无以言’、“无以立”（《论语?季氏》)、“(《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常常采取委婉明志的方式表达《诗》的经世功效。四是引文献的义理评价世人之为。如《论语?子罕》篇载子曰：‘衣敝绲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三、和平致思：孔子的德礼教
纵观春秋时期，上溯是中国文化之思想原创时期，以降则是百家融通古今救治乱世的“解释的时代”。孔子传授弟子以“六经”旨在实现和平盛世的圣王政治，德教和礼教便成了“六经”人文教育的核心，其理论旨趣体现在具有原点意义的《论语》文本中。就概念层面而言《论语》与经典文献中的概念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在先秦思想文化的重要社会理念中“和”的观念已经具有了较为广泛的时代认知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如同《礼记?中庸》载“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从《易经》的“和顺于道德’、“保合太和’、“天下和平’，《尚书》的“神人以和’、“庶政惟和’、‘协和万邦”，到倜礼》的“以和邦国”，从《管子》的“内外均和’，《国语》的“和乐如一”《墨子》的“刑政治，万民和’、“天下和，庶民阜”，到《孟子》的“地利不如人和’，《荀子》的“天下之和”等等，概莫如斯‘从孔子思想文化的整个体系看‘和’实际上是他全部思想中的最高理念，也是其毕生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孔子提出的一些最重要的哲学理念，如‘仁'‘礼'‘中庸’等思想，其实都以‘和’为内在统领。”
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而又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观念。西周时代及其以前，德具有神秘主义和功利主义两大特点。直至孔子，德才完全摆脱功利价值限制，真正具有独立意义的道德观念和道德价值《论语?里仁》篇载‘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孔子的视域里，德因其自觉地放弃利而积极追求义的价值目标成为一种个体生命存在的最高形式，甚至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论语?卫灵公》篇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在生活方式上，德经过孔子改造之后，完全成了个人的精神需要和人格自足‘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甚至可以舍利取义，“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在规范意义和价值导向上，孔子主张以德为取向，凸显其精神价值追求在社会安定和谐与个人人格自我完善中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一系列“尚礼’、‘重德”的伦理主张和道德学说，避免了惟功利是尚的伦理自然主义的平庸与浅薄；在治国为政上，孔子在强调德独立价值和意义的同时，为利提供正当性根据，注入人性的精神品质，提出了一系列“养民’、“惠民”的政治学说和主张，避免了轻视和鄙薄功利问题的道德形式主义的偏颇和失误。
礼反映的是人们对神灵的崇拜与迷信，其原初意义主要指祭祀神灵的礼仪。三代社会及其之后，集政权、神权于一身的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天的名义下将其演变为巩固统治集团地位的等级制度《尚书?皋陶谟》篇载“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春秋时期思想家政治家赋予礼以价值与功用和道德意义双重理性认识，在将礼由事神致福的宗教仪式转变为社会规范的同时，还赋予礼以更多的道德因素，不仅将礼与其它道德范畴相联系，而且还把礼看成统摄一切德行的道德观念。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篇载齐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以至于礼成为一切具体德行的总汇而具有道德的一般意义。正是在此意义上，徐复观先生将春秋时代称之为“以礼为中心的人文世纪”。作为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思想家，孔子对春秋礼治思潮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不仅对周礼中以种姓为基础的国野制和以血缘为基础的等级制两个最根本的内容作了损益，也对贵族改革派把礼作为在全民范围内推行的政治制度思想加以继承，主张由礼所确定的贵贱尊卑关系是保证社会有序状态的关键。”“礼者，君之大柄也’，‘台上安民，莫善于礼”（《礼记?经解》)。‘‘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礼”的功能不仅直指“先王之道”的微妙，更在于它能使社会达到和谐状态。钱穆先生由此道“此最孔门言礼之精义，学者不可不深求”（《论语新解》)。
在德教和礼教的两个向度中，德教是孔子论说天(合人性）的绝对性权威和圣的历史性权威并由以构造王道社会的政制基础，礼教是历史与现实相观照、人心与社会秩序合一收拾的技术手段。由于德礼具有政治上的向心力，孔子在讲学授徒中便确立起了以伦理主导政治、以政治实践伦理的思维路向，政治遂成了由道德权威导向的情感化生活本身。礼不仅直接正人，而且使人直正，使人互正，使每个人成为中心意志即最高权力的直接贯彻者。之于当政者个人，政治的本质即是个人品质的扩大。孔子一方面将安人之道赋予政治以更多的精神教化意义，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追求以精神教化为主要职责的政治秩序的愿望《论语?颜渊》篇载‘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篇载‘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政治实施的过程即是道德教化的过程，欲正人者须先正己，君王、当政者不只是社会政治秩序的中心，更应是道德文化秩序的中心，政治目标的实现，就是人伦或道德价值的实现。”如是‘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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