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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方域(1618~1654) 清代文学家。字朝宗,商邱(今属河南)人。明末诸生。祖父及父辈都是东林党人,均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黜,有的还曾入狱。侯方域少年即有才名,参加复社,与东南名士交游,时人以他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为四公子。曾为史可法幕府于扬州。 入清以后,于顺治八年(1651)时,应河南乡试为副贡生。
侯方域擅长散文。他提倡学习韩愈、欧阳修,尊唐宋八大家,以写作古文雄视当世。他早期所作华藻过甚、功力犹不深。自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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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少年溺于声伎,未尝刻意读书,以此文章浅薄,不能发明古人之旨。(《与任王谷论文书》)后来日臻妙境,时人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为国初三大家(宋荦《三家文抄序》)。 称其文之佳者:奋迅驰骤,如雷电雨雹之至,飒然交下,可怖可愕,□然而止,千里空碧。其作品有人物传记,如《李姬传》写品行高洁、侠义美慧的李香君,同时也写反面人物阮大铖,有声有色,形象生动;如《马伶传》写伶人刻苦学艺故事,情节曲折,精神感人:均有唐代传奇笔法,具有短篇小说特点。 有论文书信,如《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答田中丞书》、《朋党论》、《王猛论》等,或痛斥权贵,或直抒怀抱,都能显示出他的散文具有流畅恣肆的特色,尤其是《与阮光禄书》,洋洋洒洒,词严气盛,挥斥鞭辟,颇能感人。侯方域也能诗,如《哀词·少师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开府都督淮阳诸军事史公可法》(有序)是一首35韵的五古,歌颂史可法的生平业迹,以为用兵不如诸葛亮,而死节则可拟为文天祥,称量确当(徐恭士、宋荦等《四忆堂诗注语》)。
撰有《壮晦堂文集》10卷,《四忆堂诗集》6卷。
侯方域与壮悔堂
明末,户部尚书、商丘侯恂之子侯方域,与湖广巡抚、桐城方孔?葜臃揭灾牵加贰⒁诵顺掠谕⒅映抡昊郏笔埂⑷绺廾捌鹱谥用跋澹铣啤八墓印薄T诿髂┩持谓准赌诓康恼味氛校钼耙远肘柩说场保接蛭瓷缰髅苏配摺⒓干缰髅顺伦恿巴浦亍保昂D诿空胫弧保ā肚迨犯濉の脑反弧ず罘接颉罚!八墓印钡募沂馈⒉呕驼位疃艿降笔鄙缁岬某缇矗肭搴螅浔硐炙坪醪煌?
方以智 “推戴”桂王,罢相后,为僧。 “行至平乐,被絷。其帅欲降之,左置官服,右白刃,惟所择,以智趋右,帅更加礼敬,始听为僧”。康熙十年(1671),赴吉安拜文天祥墓,“道卒”(《清史稿·遗逸传·方以智》)。
陈贞慧 明亡,“埋身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馀年。遗民故老时时向阳羡山中一问生死,流连痛饮,惊离吊往,闻者悲之”。 顺治十三年(1656),卒(《清史稿·遗逸传二·冒襄(附陈贞慧)》)。
冒襄 明亡,“隐居不出”。“督抚以监军荐,御史以人才荐,皆以亲老辞。康熙中,复以山林隐逸及博学鸿词荐,亦不就”。康熙三十二年(1693),卒(同上)。
《清史稿》以方以智、陈贞慧、冒襄三人入《遗逸传》,赞为“大节凛然,足风后世”、“守志不屈,身虽隐而心不死”。 而侯方域于顺治八年(1651)应河南乡试,中副榜。世人多指责侯方域晚节不终,也有原谅他是被逼应试,看法不一。为便于讨论,先将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摘录于下:
梁启超云:“侯朝宗并无出家事,顺治八年,且应辛卯乡试,中副贡生,越三年而死,晚节无聊甚矣。 《年谱》谓‘当事欲案法公(朝宗)以及司徒公(恂),有司趋应省试方解’,此事容或有之,然朝宗方有与吴梅村书,劝其勿为‘达节’之说所误(见《壮悔堂文集》卷三),乃未几而身自蹈之,未免其言不怍矣。”(《桃花扇注》)
陈寅恪云:“朝宗作《壮悔堂记》时,其年三十五岁,即顺治九年壬辰。 前一年朝宗欲保全其父,勉应乡试,仅中副榜,实出于不得已。‘壮悔堂’之命名,盖取义于此。后来竟有人赋‘两朝应举侯公子,地下何颜见李香’之句以讥之。殊不知建州入关,未中乡试,年方少壮之士子,苟不应科举,又不逃于方外,则为抗拒新政权之表示,必难免于罪戾也。 ”(《柳如是别传》第四章)
先看梁氏的论点能否成立?
侯方域《与吴骏公书》云:“近者见江南重臣推毂学士,首以姓名登之启事,此自童蒙求我,必非本愿,学士必素审,无俟鄙言,然而学士之出处,将自此分,天下后世之观望学士者,亦自此分矣。窃以为达权救民,有志匡济之士,或不须尽守硁硁,独学士之自处不可出者有三,而当世之不必学士之出者有二。 ”侯方域向吴伟业说完“不可出”的三点理由和“不必出”的二点理由之后,批判了“达节”之说:“十年以还,海内典刑,沦没殆尽,万代瞻仰,仅有学士,而昔时交游能稍稍开口者,亦惟域尚在,故再四踟蹰,卒不敢以不言。万一有持达节之说陈于左右者,愿学士审其出处之义,各有不同,坚塞两耳,幸甚。 ”此《书》之后,有批语云:“余见学士复侯子书,尤慷慨自矢,云必不负良友。其后当事敦迫,卒坚卧不出,斯人斯文,并足千古矣。静子。”贾开宗称赞吴伟业“坚卧不出”,不符事实。或者他写这个批语时,吴伟业尚未出山。吴伟业复侯方域书,未见。据侯朝宗《四忆堂诗集》卷六《寄吴詹事》云:“少年学士今白首,珍重侯嬴赠一言。 ”练贞吉注:“当事者荐之,公与侯子书,陈己之志,誓死不出。”又《梅村家藏稿》卷十六《怀古兼吊侯朝宗》云:“死生总负侯嬴诺,欲滴椒浆泪满樽。”自注:“朝宗,归德人,贻书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可见吴伟业曾复信给侯方域,表示隐居不出的。 值得注意的是,吴伟业的诗和自注中,只自责出山,而没有说侯方域应试之事。可否理解为:在清初的社会舆论中,明遗民应试比出仕的投降色彩要淡一些?
就在侯方域应乡试、中副榜的次年——顺治九年(1652),他去了江南,“访陈定生于宜兴”(见《壮悔堂文集》卷首侯洵《年谱》)。 从现存资料来看,这次访问是为了向友人表白自己应试的苦衷。《壮悔堂文集》卷六《倪云林十万图记》就是侯方域为陈贞慧所藏名画而作。《记》中表彰由元入明的画家倪云林“其款署至正癸丑”,“明太祖定鼎金陵,建元于戊申,至癸丑,荚已六易矣。云林为吴人,尚仍至正甲子,其不忘所自如此”。 接着称赞陈贞慧“自乙酉金陵变后,绝迹不入城市,更命其二子弃去诸生,其亦云林不忘至正之意耶”?从侯方域歌颂倪云林、陈贞慧“不忘所自”,反映出他对清政权的态度。他既然歌颂陈贞慧“命其二子弃去诸生”,更反映出顺治八年他应乡试的隐痛。《壮悔堂文集》卷二又有《阳羡宴集序》,此《序》篇幅不长而内容丰富,这里提出三点来谈:
(1)《序》云:“壬辰过阳羡,其邑之名贤,莫不喜予之来而醵酒为会以觞之。 ”可见当时士人不因侯方域应试而蔑视他。
(2)《序》云:“若吴贵池之蹈刃而死,李华亭之赍志以殁……风飘烟散,略已如斯,而江山之恨,禾黍之悲,从可识矣。”侯方域不但敬佩抗清壮烈牺牲的贵池吴应箕,惋惜仕清抑郁而死的华亭李雯,而且表示了对明亡的悲伤和对故国的怀念。
(3)《序》中运用了两个典故。一是《晋书·王导传》:东晋时,“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而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涕。惟导愀然变色曰:‘当共?哿ν跏遥烁瓷裰荩沃磷鞒粝喽云埃 谑绽岫恢!倍悄纤瘟稚短饬侔槽 肥骸吧酵馇嗌铰ネ饴ィ骱栉杓甘毙荩∨甾沟糜稳俗恚卑押贾葑縻曛荨!?
侯方域用“论者壮之”赞美王导“克复神州”的志气,用“益复不足道”批评“把杭州作汴州”的人。 王导之论,林升之诗,是站在汉族政权立场上,针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逼迫而言的。侯方域借以影射当时的清政权,是不言而喻的。他在《序》的结尾,语重心长地说:“呜乎!今之江左,视昔日又何如?诸君而绎余言,其尚亦当吟而辍,当醉而醒也哉!”
侯方域在宜兴时,陈贞慧对他细说吴应箕抗清壮烈牺牲情况:“次尾战败,危坐正冠,徐起拜故君,辞先人,引颈就刃,意气弥振。 ”二人为之“痛哭失声”,侯方域写了《祭吴次尾文》,沉痛地说:“呜乎!次尾读万卷书,识一字‘是’,明三百年,独养此士。”
据《壮悔堂文集》卷首《年谱》,顺治九年侯方域又作《哀辞九章》。小序云:“史公世旧,且明存亡所系也。张公以下,友也。 哲人既萎,情见乎词。李公以雄才终于卑官,抑更伤其志有难言者,用附于末,盖亦少陵之哀郑台州云尔。”“史公”指史可法。“张公以下”,指夏允彝、吴应箕、陈子龙、李雯。五首诗的要点如下:
《少师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开府都督淮扬诸军事史公可法》:“相公控维扬,破竹伤大掠。 三鼓士不进,崩角何踊跃。自知事已去,下拜意宽绰。起与书生言:‘我受国恩廓。死此分所安,惜不见卫、霍。……’”批语:“写史公如生。”史可法抗清死事,贾开宗、徐作肃注已详,今不赘述。
《考功员外郎华亭夏公允彝》:“鹑衣拜伏腊,惊闻改历新。 上有钓鳌客,下有洗耳民。委蛇诚未可,何难投巨津。故人自此逝,含泪十年辛。”批语:“读结数语,直欲泣鬼神。”南明亡后,夏允彝图谋起兵抗清,未成,自杀。
《太学生贵池吴公应箕》:“岂不知非敌,忠贞从所欲。”批语:“神气生动,千古绝调。”侯方域再一次歌颂吴应箕抗清壮烈牺牲:“后死秉银管,追叙山阳录。 特书吴应箕,千载愧顽俗。”
《兵科给事中青浦陈公子龙》:“考功先投渊,伤哉左右手。……后死欲有为,成败事皆偶。断颈何足惜,固其含笑受。万卷识‘是’字,文人非无守。从来诮轻薄,赖公重不朽。”批语:“为千古吐气。”今案:夏允彝卒后,陈子龙又图谋结太湖兵抗清,事泄,被捕,乘隙投水死。 练贞吉注未详。
《中书舍人华亭李公雯》:“岂知蹉跎久,白首终为郎。秋月照粉署,殊非旧明光。仰视天汉星,泪下不成行。我今朱颜丑,何以归故乡。郁陶发病死,谁当谅舒章。”贾开宗注:“顺治元年,授官中书舍人。……假归,道过淮安。故人万孝廉寿祺以僧服见,公望之泣下,曰:‘李陵之罪,上通于天矣。 ’未几病死。”(《回忆堂诗集》卷五)侯方域再一次惋惜李雯仕清抑郁而死,并以接受安禄山伪政权官职的唐“三绝”郑虔,比喻李雯,政治立场十分鲜明。
《壮悔堂遗稿》有《与方密之书》,向“今已为僧,止于高坐寺”的方以智,表示“敬贺!敬贺!”据《书》“顷自毗陵闻密之已还,即欲奔走一晤,犹以为未果,乃止,归雪苑”云云,是顺治九年侯方域南游回故乡后所作。 侯方域写信庆贺方以智为僧,也可以看出他对清政权的态度。
从以上所列举的侯方域应试前后一贯的言论,可以证明他应试不是心甘情愿的。然而他为什么要应试呢?是不是言行自相矛盾呢?
再看陈氏的论点,能否成立?
陈氏同情侯方域出于不得已而应乡试,并在《柳如是别传·复明运动》中举出两个旁证。 (一)李藻先。陈氏引钱谦益《李黼臣甲申诗序》“以书生少年,当天崩地坼之时,自以受国恩,抱物耻,不胜枕戈跃马之思。其志气固已愤盈喷薄,不可遏抑矣”。认为“李藻先为明室故家”,“其人亦是有志复明者。但后来变节,恐亦与侯朝宗同类,皆不得已而为之者耶”?(二)陆庆曾。 陈氏引钱谦益《陆子玄置酒墓田丙舍……醉后戏题八首》,认为陆庆曾字子玄,“牧斋此次至松江,本为复明活动。其往还唱酬之人,多与此事有关。故子玄亦必是志在复明之人。但何以于次年即应乡试?表面观之,似颇相矛盾”。“子玄之家世及声望约略与侯、李相等,故疑其应丁酉科乡试,实出于不得已,盖建州入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 否则陆氏虽在明南都倾覆以后,其旧传田产,犹未尽失,自可生活,不必汲汲干进也。关于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日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
我为陈氏补充一些理由和资料:
(1)据《年谱》,顺治三年(1646),“仲兄方夏成进士”。 侯方域如汲汲于干进,不应迟至顺治八年才应乡试。他于顺治八年应乡试,实是为保护侯恂,逼不得已。
(2)上面已经列举了侯方域应试前后一系列不忘明朝的言论,更为重要的是《与方密之书》中的一段话:“密之或他日念仆,而以僧服相过,仆有方外室三楹,中种闽兰粤竹,上悬郑思肖画无根梅一轴,至今大有生气,并所藏陶元亮入宋以后诗篇,当共评玩之。 ”这段话有三个内容:一、方以智“推戴”桂王,侯方域写信时,桂王政权尚存,《书》中“种闽兰粤竹”句,不是闲笔,是以“闽”、“粤”暗示其心向往桂王政权。二、郑思肖于南宋亡后,隐居吴下,画兰多露根不写地坡,效首阳之意。人问之,则曰:“地被人夺,君不知耶?”《书》中以“悬郑思肖画无根梅”表示亡国之痛。 三、陶渊明由晋入宋后,坚决不出仕,《书》中特别提出要与方以智“共评玩”陶渊明“入宋以后诗篇”,暗示本人入清后决不出来做官,应试是出于不得已。
陈氏认为,侯方域“壮悔堂”之命名,取义于后悔顺治八年应试。在陈氏之前,对“壮悔堂”的取义,有过两种解说:
悔文辞未合法 徐邻唐《壮悔堂文集序》云:“侯子曩所刊古文数百篇,兵火焚佚,尽亡其册。 乙酉秋,自江南归里,始悔从前古文辞之未合于法,若幸兵火为掩拙者。”
悔放意声伎 贾开宗《(侯方域)本传》云:“己卯举南省第三人,以策语触讳黜。辛卯举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复斥不录。既不见用,乃放意声伎,已而悔之,发愤为诗歌古文。”
三种说法,哪一种可取?先看侯方域《壮悔堂记》中的自白:
余向为堂,读书其中,名之曰“杂庸”。 ……积创积思,乃知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不独名此堂也,急别构一室居之,名曰“壮悔”。古者三十为壮,余是时已三十有五矣。呜乎!以古人学成行立之年,而余始稍稍知自创艾,日其馀几。已而复自慰曰:夫人终身老死而知悔者,亦已多矣,壮果能悔,其尚愈诸,犹但恐余之不能悔也。 夫知过而能内自讼,君子许之,然则杂庸堂者毁诸?曰:否。余将更营而新之,以志余过于无穷也。
此《记》撰于顺治九年,即侯方域应乡试、中副榜的后一年;游江南,访陈贞慧,写《祭吴次尾文》、《哀辞九章》、《与方密之书》等诗文的同一年。侯方域一面写了一系列不忘明朝的诗文,一面后悔应清朝乡试,是合乎情理的。 他应试不是心甘情愿,而是由于情势所逼,内心痛苦,堂名“壮悔”以“自讼”,但又不能明言,只能含糊地说“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在侯方域的一生中,最可悔的一件大事,无过于应清朝乡试。除此事外,还有什么事值得他后悔至死呢?从侯方域应试后悔至死,反映出他不忘明朝之心至死未泯。 当然,他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襄相比,是不如的。
比较之下,悔文辞未合法、悔放意声伎二说,十分牵强。前者认为,侯方域于“乙酉”即顺治二年(1645)后“悔从前古文辞之未合法”。为什么迟至顺治九年,才以“壮悔”名堂呢?后者认为,侯方域于明、清两朝应乡试皆未中,“乃放意声伎,已而悔之”。 可是从顺治八年应试至顺治九年以“壮悔”名堂,相隔不过一年,与“积创积思”不合。徐邻唐、贾开宗都是侯方域的好友,不可能不知道侯方域的心事,只不过当时不能明言,勉强找一个理由罢了。
详细比较了梁、陈二说之后,还要对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八《丁编》“(刘榛)谓顺治八年乡科,方域命力士劫徐作肃入试,此事世人不之知,然则方域应试非被迫也”云云,进行辨析:
刘榛《虚直堂文集》卷十四《徐恭士墓志铭》云:“顺治辛卯,朝宗密与陈将军谋,诱之出,嗾数人掖拥而趋,强入闱,遂荐贤书。 副主试祠部张公,拟第一人,未果,常为君惜之。”仔细推敲,这个记载可疑之处甚多,如:一、应试不等于录取。如果徐作肃是被强迫入闱的,他入闱后可以交白卷。但他却用心写了文章,中了举人,怎能认为他是被强迫入闱的呢?刘榛说徐作肃本来可以中解元的,一个被强迫入闱的人,怎能用心写出压倒全考场士子的文章呢?二、这篇《墓志铭》还说:“每公车至都门,名卿贵人,争欲致之,君匿不与通,毕试,辄鞭一骡而归。 未几,亦遂高卧不复出矣。”可见,徐作肃不仅应乡试,还应会试。既然徐作肃远赴京师应试,非被强迫,为什么在河南应试,反是被强迫的呢?三、如果徐作肃确是被强迫应乡试,应痛恨陈将军和侯方域。今案:徐作肃《偶更堂文集》卷上第一篇《赠陈将军序》略云:“瀛海陈侯,分镇归郡者五年,顺治辛卯,乃擢涿州参将去。 ”这位陈将军“从(归)郡人士游,又似雍雍儒者也”。“侯既与诸人士善,而诸人士于侯,欲留之而不得也,各进觞以宠其行,乞予文,于是乎言”。此《序》撰于徐作肃考中举人之后,他对陈将军不是痛恨,而是阿谀奉承。徐作肃与侯方域的交情,更是生死不渝。刘榛《(徐作肃)本传》云:“顺治辛卯,作肃登贤书,方域复修社事。 ”(见《偶更堂文集》卷首)徐作肃是雪园六子社社员之一。《偶更堂文集》卷上有《壮悔堂文集序》、《侯朝宗遗稿序》。前篇撰于徐作肃中举之后;后篇撰于侯方域卒后,略云:“朝宗遗稿凡若干篇,余选六十二篇,以属其子晓刊之。”卷下有《哭侯朝宗四十韵》。如果徐作肃是被强迫应乡试,必然痛恨侯方域,怎能写这些诗文?
从以上的分析中看出,刘榛所记侯方域用卑劣手段,强迫徐作肃应乡试一事,疑点甚多,不可轻信。 刘榛为了代徐作肃洗刷入清中举,编造出这个死无对证的故事。邓氏于抗日战争期间,在沦陷区撰写《清诗纪事初编》,大力表彰具有民族气节的顾炎武等人。出于对两朝应试的侯方域的憎恶,未细考刘榛所记而轻信之。
我认为侯方域有两篇谈衣服的文章,最能反映他由明入清后的思想:
尝闻有先朝钜公……又尝游虎丘,其为衣,去领而阔袖。 一士前揖,问:“何也?”钜公曰:“去领,今朝法服。阔袖者,吾习于先朝久,聊以为便耳!”士谬为改容曰:“公真可谓两朝领袖矣!”以此……谑语观之,是钜公碑传之所不尽者,而赖以表微也。然则日记之诙谐,何必其无关于世耶!(《壮悔堂文集》卷九《书练贞吉日记后》)
犹忆庚辰密之从长安寄仆丝之衣,仆常服之。 其后相失,无处得密之音问,乃遂朝夕服之无,垢腻所积,色黯而丝驳,亦未尝稍解,而浣濯之,以为非吾密之之故也。乙酉、丙戍后,制与今时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诸上座,饮食寝息,恒对之欷。病妻以告仆曰:“是衣也,子之所爱。吾为子稍一裁剪,而更之以就时制,即可服矣。 ”仆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盖仆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壮悔堂遗稿·与方密之书》)。
前一篇文章,反映出侯方域不满于钱谦益降清。后一篇文章,反映出他不忘明朝,又不能不表面上顺从清朝,这是他的软弱性。 他不能成为夏允彝、吴应箕、陈子龙那样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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