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梳理了中加汽车贸易发展历程，分析了贸易现状以及影响贸易的各种因素，发现历史上中加汽车贸易发展受到地区金融危机、美加签订的贸易协定以及中美关系的周期性等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分别应对此类冲击的措施建议。
关键词：中加汽车贸易；USMCA中
加贸易一直受到国内外各方密切关注，汽车贸易作为其中体量最大、影响最广的部门尤其如此。加拿大作为规模处于世界前20的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上游，向世界出口原材料、能源及零部件，该出口量约占其GDP的66%。在其产业中，汽车及零部件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占比最大。中国作为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国，对其经济具有重大意义；就汽车贸易而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对华的汽车及零部件贸易是加拿大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在加拿大整体对华贸易中也占据30%～40%的贸易额。汽车贸易是当下中加贸易中最重要的类别之一，但这一地位也是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展才得以达成。中加关系自19世纪末建立以来历经三个大阶段的发展：19世纪初至1989年以农产品贸易为主的初期发展阶段，1989-2005年展开多领域贸易的中期发展阶段，以及2005年至今以工业产品贸易为主的近期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汽车贸易从第二阶段末期开始在两国贸易中的占比开始增长。近年来中加贸易中出现了许多不利于贸易增长的现象，使得两国贸易增速相对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而言略低。针对这些现象，相关研究方法包括：贸易互补性指数（TCI），该指数衡量一国或地区与另一国或地区间的贸易关系密切程度和互补性强弱；格鲁贝尔-劳埃德指数（G-L），该指数衡量两国间某产业内贸易的情况；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该指数衡量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情况；新现实主义和公共政策决定理论等等。
我国与加拿大的经贸关系发展历程
（一）中加贸易发展历程
截至2018年，中加年进出口贸易总量达635.4亿美元，占中国当年4.62万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量之比约为1.38%、占加拿大当年9,000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量之比约为7.06%；中国对加拿大的重要性比起反过来而言更为明显。两国贸易其实可以追溯到19世纪，发展过程中历经几次较大转折；此处粗略将其分为初期、中期、近期三个时间段，主要参考林珏教授和陈奇的相关研究。1.初期：中加贸易起于粮产贸易，但体量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20世纪初加拿大向中国大量出口小麦、面粉等粮产，然而30、4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战争又一度使得两国贸易中断；建国之后的5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实施经济封锁，中加贸易更是局限于民间方式，年双边贸易额约在1亿～2亿美元。转折发生在1970年10月中加正式建交之后，建交后的20年中，两国的合作领域从农产扩充到能源、交通、教育、通讯等领域，双边贸易总额在1989年达到19.7亿美元。此时，中国已成为加拿大第十二大贸易国。2.中期：1989-2004年的15年间，中加贸易局势经历过两次大起伏。第一个起伏以80年代末美加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为标志，中加贸易规模在90世纪因西方国家对兴起政治风波的中国进行制裁而出现急剧缩小，1992年双边贸易总额仅2.5亿美元；紧接着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经济制裁的取消和加拿大调整对华政策使中加贸易再次扩大，1997年贸易总额达39.1亿美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使日韩对华出口陡降时，加拿大对华出口仍保持稳中有升。第二个起伏则始于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极大依赖使得其对华出口明显减少，中国对加拿大出口也呈现增速放缓；该衰退持续到2002年上半年，下半年加拿大经济便呈现复苏，2004年美国经济的复苏更使中加贸易回归高速增长，同时中国对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转变为顺差。3.近期：过去的15年中，中加贸易在总体保持增长的同时呈现较大幅度波动，中国对加拿大贸易顺差迅速达到较高水平并同样呈现较大波动。这期间，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产业内贸易的减小，即中加贸易在细分产业上产生双向贸易的有所减少、产业内顺逆差加大；具体的来讲，加拿大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为SITC0～4包含的初级产品，中国向加拿大则主要出口SITC5～8包含的工业制成品，二者在进出口产品上呈现较突出的错位。部分学者认为这体现双方贸易存在较强互补性，但也有学者认为产业内贸易的减小会对国家竞争力的提升、经济水平的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加深等有负面影响。
（二）中加汽车贸易发展分析
2019年中加贸易总额为31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加拿大出口20亿美元，加拿大对中国出口11亿美元；前者在近几年中增长较快，后者则在一定范围内波动。1.贸易总额变化及相关因素中加汽车贸易总额的变化在近25年中总体呈增长趋势，但也存在几个明显波动的关键节点。此期间中前十年的大幅波动均有迹可循：1994年的较高增速与我国改革开放相关联；1994年末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签订了NAFTA，对后两者汽车领域对外进出口有较大限制，与1995-1997年间的持续中幅回落一致；1998-2000年间亚洲金融危机使周边国家对我国产品的进口陡降，北美则在2001年才因互联网泡沫破灭出现衰退（加拿大2002年即开始复苏），此期间相继出现的峰值和低谷可看作我国对外出口向北美转移后又受挫。2.中国对加拿大出口变化及相关因素图2中可以看到增速曲线的两个明显峰值，分别在1994年和1998年。此外，2002-2005年间存在一段加速增长，此后则在总体小幅增长的同时上下略有波动，2006-2018年平均增长率12%。此期间的变化同样与前述背景存在对应。90年代的两个峰值对应上一部分中分析的我国改革开放以及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下的出口转移，2002-2005年的加速增长则与北美市场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复苏一致。3.中国自加拿大进口变化及相关因素图3中，增速曲线波动情况较前两幅图明显更剧烈。其中，为了展示效果，增速曲线删去了1999、2000两年的数值，此两年增速分别为3859%和368%，即此两年的中国从加拿大进口额分别增长38.59倍和3.68倍。其余年代增速亦存在较大波动，并大致3-4年为一周期。上述特征虽然更为突出，但仍可从前文描述中找到对应。首先，1999、2000两年的超常增速和前述一样，与亚洲金融危机相关，日韩等地区的衰退使得加拿大对中国以外地区的出口急需转移；此外，美国对华贸易关系在此时较为宽松，加方便在两方面因素推动下大量增加对华出口。其次，增速的波动通过图4处理得以更明显的体现：黄线为进口增速在以当年为中心的四年移动平均值，蓝线则为去除平均增速后的当年“波动”值。增速四年移动平均值曲线体现了中加贸易进口额变化的平均趋势，去除平均增速的短期波动则更明显的体现了波动的一致性，波幅和峰值谷值均维持在较稳定水平。图5中，中国对加拿大贸易顺差情况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992-1998年的发展初期呈顺差，1999-2004年呈逆差，2005-2018则重新呈顺差。
影响中加汽车贸易的因素
通过对以上数据变化情况的观察以及与历史背景的对比，不难发现其中扮演主要作用的几方面因素。
（一）地区性经济金融危机
近20余年各类危机频发，对中加汽车贸易均产生了一定影响，而这些影响并非全为负面，只有当地区性危机直接源于两国或产生一定程度影响后才会使两国贸易遭到衰退。1998-2000年间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对加汽车出口反而因出口转移有所增长；2001年开始的互联网泡沫危机确实令加拿大经济整体遭到打击、中加汽车贸易回落，2008年、2009年的经济危机也对此领域贸易造成负面冲击，但后者较为短暂、回升也较为迅速。相比第一次和第三次危机，互联网泡沫危机中，加拿大本土互联网产业的低迷对其整体经济造成了较大影响，因而中加汽车贸易的变化对其反映最明显。
（二）进出口政策和贸易协定
主要指美加之间的限制性贸易条款，因其在贸易体量和额度、进出口关税、贸易产品种类等方面的明确限制，这些条款的签订对中加汽车贸易具有持续性负面影响。近几十年中，美加间影响较大的三个贸易协定为：1965年签订的美加汽车产品贸易协定（Canada-USAutomotiveProductsTradeAgreement,1965）；1994年与墨西哥一同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AmericaFreeTradeAgreement,1994）；和2018年替代NAFTA新签订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exico-CanadaAgreement,2018）。
（三）周期性特征
中国自加拿大进口体现出美国对中加贸易关系的影响：无论是增速的移动平均值变化还是其短期波动的情况，都可关联到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情况变化及加拿大对此摩擦的反应。中美贸易在我们所考查的时期中以反复的冷却和回暖为主题，以美国对华展开的反倾销调查次数和商品门类为特征（忻华，2010）。此趋势始于1980年美国对中国薄荷醇的反倾销调查，之后历经四个大周期，分别在1985年、1993年、2003年、2009年和2018年五次达到高峰。这些周期性起伏大体上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相一致，我国经济增速越高的时期中美间的贸易摩擦越剧烈；此外，美国大选年政府换届时中美贸易摩擦也会迎来短期加剧。这两种因素也在前述中加贸易变化趋势中、特别是中国从加拿大进口变化趋势中有所反映。从长期趋势看，2012年中加贸易进入下行周期正与美国加强对华反倾销调查协同；从短期波动看，其4年的波动周期与美国大选一致，于大选年走向峰值，在后续三年中逐渐降低。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波动与美国大选周期对加拿大的对华出口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中美贸易关系趋缓时加拿大便得以拓展对华贸易、加大出口量，反之亦然。
（四）顺逆差下加国政策
此变化与前述趋势的关系稍有不同，主要是进口和出口共同作用下的结果。1999-2004年间的逆差与对加出口持续加速增长的趋势一致，体现加方在贸易顺差情况下对发展双边贸易的积极态度；2005年以后的顺差则与整体贸易增速在一定水平上下小幅波动一致，体现加方在逆差情况下对贸易积极性的降低。1998年为止的顺差主要得益于我国改革开放的红利，1994年因NAFTA的签订更是稍有回落；1999年开始的逆差则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口遭受打击的同时加方将对他国的出口进行转移使得贸易差额发生转变，而此转变在2002年欧美同样爆发危机后同样出现大幅缩小。2005年后的顺差则得益于我国早一步的复苏和庞大市场支撑下的发展潜力，此后一直维持着对加顺差。此外，该趋势对贸易关系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主要体现在图2所示中国对加出口变化中。1992-1998年间的对加顺差处于贸易发展初期，影响尚不明显；1999-2004年间的逆差与对加出口持续加速增长的趋势一致，体现加方在贸易顺差情况下对发展双边贸易的积极态度；2005年以后的顺差则与整体贸易增速在一定水平上下小幅波动一致，体现加方在逆差情况下对贸易积极性的降低。
促进中加汽车贸易的建议
（一）重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展
在对加出口方面，我国新能源汽车有明显优势。加拿大本土车企的新能源技术发展较慢，相关政策优惠也主要面向成型新能源汽车品牌的销售而非本土新能源技术的研发；该趋势下，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对加出口享受较大政策优惠，除了出口限额上的限制之外，在价格补贴和技术专利等方面优势较大。未来加拿大的新能源汽车进口需求将有所回落，我国在此方面计划发展在加的海外产能，利用技术优势保持市场占有率稳中有升。在今后的发展中，一方面应鼓励国内品牌的国际化发展，如海外投资建厂、重点出口市场布局等；另一方面应部分放开对外资品牌的限制，鼓励其在华合资企业扩大出口。
（二）主动维护贸易关系
一方面，尚未进入实施阶段的USMCA协定将使加拿大在贸易自主权上更受制于美国，加拿大对华出口预计将逐渐显现出较大影响（历史上一些关键协约的签订和波及范围很广的经济危机仍会造成短期内较为剧烈的影响：NAFTA、亚洲金融危机、欧美互联网泡沫均为明显例子）；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速处于下行期，同时美国也已开始对华进行经济打压措施，可预见到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对加出口也将承压，我国应该主动维护与加拿大的贸易关系。比如直接与第三方国家签订备忘录或确切协议保障出口维持在一定额度。加方总体而言对与中方的贸易呈积极态度，这种态度在中加汽车贸易长期的稳增长趋势和美国对华贸易放宽时加方的积极调整中均有体现。USMCA协定对于加拿大来说，使其经贸往来过于受制于美国，而加拿大如果不妥协签自贸协定，美国就威胁要给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汽车产品增收20~25%的关税，这样会使加拿大整体汽车业遭受重创，汽车行业大批从业人员失业。因此，要抓住一切机会主动维护贸易关系。
作者：胡子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