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1942》所记述的是一段被人遗忘和忽略的历史：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一场大灾荒。影片在史书所叙述的“大历史”和来自个人生命的“小记忆”之间、在个体生命意义和整个世界格局之间做了异常强烈的对照。让人们在感受生命的无助和无奈的同时，体验到生命极端的“顽强”和“脆弱”。这部电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史诗，却是搅动人们灵魂的真实的生命体验。
《1942》中有两个关键的线索，一个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和抗日战争的局势，另一个是发生在河南的大灾荒。这两条线索始终交织在电影中形成了多处对照：处于反抗外敌入侵的危机中的国家和一个在饥饿中瓦解的村落；蒋中正堂而皇之、充满民族大义的讲话和因为借粮而引发的花枝和少东家之间的冲突；重庆、潼关、洛阳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绝望中逃荒的混乱的人群；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和一群难民卑微的生命；无动于衷的国民党政府和四处奔走呼吁求援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以及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白修德……在这几组对比中，后者始终显得微不足道且势单力薄。在这些冲突和对比的背后折射的是对个体生命意义的不同解读。
一、影片中的两种对个体生命意义的阐释
电影中一面是民族危亡中的国家挣扎求存的战争，另一面是这些难民在饥饿中自己挣扎求存。而这两者之间仅有的联系是省主席李培基到重庆无望的哀求和美国记者白修德大声的呼吁。而忙于应对内忧外患的政府却将这些个体的生命视为冗余的、无用的、微不足道的从而给予漠然的忽略和无情的拒绝。
从中可以看出两种个体生命观，一是国民党政府对于这些个体生命意义的理解；另一个是不停地为这些难民奔走呼吁四处求援的白修德的个体生命价值观念。
第一种价值观在国民党高级将领蒋鼎文，面对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所说的话中得到了集中体现：“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在蒋介石的战略布局中，整个河南只是一颗小小的棋子。只要对整体的战局有利，丢失一颗棋子算不得什么。然而对于这300万饿死的个体而言，生命就是他们的全部。
蒋鼎文的这一段话和孔子的言论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91可见在孔子的政治理念中，粮食比军备更重要，因为没有粮食就意味着死亡。但是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民无信不立。”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而电影中这群逃荒的难民没有粮食，没有政府的支持，在赤地千里中一起进行着漫长而似乎永无尽头的大逃荒。成千上万的人以树皮和野草维持着可怜的生命，饥饿主宰了他们的世界。严酷战争的国家无暇顾及这些人的命运，现代的秩序又不接纳这些人。在洛阳城下这些垂死之人被拒绝入城，象征现代的火车载着他们到达潼关之后被枪击驱散，他们面临的是无法拯救的绝望：向前走无处接纳，向回返没有归宿。这绝望其实并不仅仅来自他人的暴力，更是一种对整个政府和社会失去信心的被弃置的绝望。
借用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这些人可以被看做毫无政治权利、丧失了公民身份和法律保障的“赤裸之生命”[2]。或者如阿甘本所说的“牺牲人”[2]，他们没有家园，没有依靠，没有盼望，只有苟活求存的无尽的苦痛。他们的身份仅以其生物上的属性归属于人类，随时有可能向政治权利献祭。他们成了现代的“主权”和“生命政治”所抛弃的人。
但是在一片冷漠和拒绝中，一直有一个细微的却不屈不挠、四处呼吁的声音，来自一个冒着生命危险到逃难的人群中了解真相的《纽约时报》的记者白修德。当得到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后，他不是急于回去抢先发稿，而是历尽艰辛，找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这些苦难中的生命呼吁诉求。在他的价值观念中，这些卑微的生命远比鲜花、掌声、普利策奖更加重要。
二、中国文化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哲学诉求
电影《1942》中所折射出来的个体生命意义的理解，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对这一命题的阐释。在中国各个时期的文化中，以下三种价值观念一直处于相互交织并存的状态。
1.“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个体生命的珍视。
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的生命是应当被珍视的。《论语·乡党》中有这样一句话：“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1]75而在孔子的时代一个奴隶的价钱远远不及一匹马昂贵。从孔子的一句“伤人乎？”可以看出孔子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孟子也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的思想。墨子的“兼爱非攻”体现的也是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其平等博爱的思想至今仍然在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墨子“天志明鬼”的思想则近乎基督教的教义，认为天之有志——兼爱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之爱民之厚”[4]，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
2.“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对个体生命的漠视。这句诗反映的不仅仅是贫富不均，更是整个社会救助机制的不作为和对个体生命的漠视。而社会弱势群体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被忽略的一群人。包括“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为了得到上司的嘉奖而不惜牺牲百姓的利益，视千万苍生如同草芥。即使是在当今的世界，这种价值观又何尝不以某种形式存在着？
3.舍己为公——集体利益超越个体生命的价值取向。此种形式的价值取向可以从“文革”时期的语文课本中出现的英雄人物窥其一斑：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罗盛教（舍身救人）、邱少云（烈火中一动也不动）、欧阳海（舍身拦惊马）、刘学保（舍身抢下炸药包，制止阶级敌人炸桥梁）、刘文学（舍身保护公社的胜利果实，与偷摘胜利果实辣椒的地主婆搏斗，被地主婆杀害）、草原小姐妹（舍身保护集体财产，带领羊群与风雪作斗争）、金训华（舍身抢救集体财产。知青，跳入洪水去捞公社的电线杆而牺牲）……
从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中除了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一向认同的舍生取义、舍己为公的价值取向之外，还有个体生命和公共财产相比孰轻孰重的问题。像金训华跳进洪水去捞公社的电线杆这一“英雄行为”已很难为当代国人所认可。从当代的抗震救灾报道中也可以看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越来越大于对集体财产的重视。
三、西方文化经典《圣经》中的生命观
在影片逃荒的人群中，有一个忙碌而孤独的身影。他的眼睛关注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他看到的不是现实的世界，而是永恒的国度；他是惟一一个超越了现时的苦难、肉体的生命而眺望未来的人，他就是逃难人群中的传教士安西满。他徒劳地在人群中奔波着，呼吁着。和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以及美国记者白修德不同的是，他没有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而是寄希望于上帝。尽管他的诸多做法、说法带着天主教人意的痕迹，因而与《圣经》的思想有不相契合之处，比如为已死的人做弥撒希望能让他超度、将人的一切苦难归结于没有信主、把《圣经》放在垂死之人的伤口上等。但是他对上帝的信心是真实的、敬虔的。他不顾及自己的生命而关注周围人的信仰状态的做法也是令人感动的。
《圣经》可以说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其对西方文化、哲学、政治及文学作品的影响是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圣经》中的生命是超越现实世界的。在《创世记》中，上帝用尘土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生命个体：亚当。所以人本出于尘土，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与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相比，人的生命本来是微不足道的：“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5]但是上帝却赋予人以尊贵荣耀的身份。派人来管理天下万物：“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亲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5]在《圣经·新约》中，原本因着亚当和夏娃的堕落而陷在罪中的人，却能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而能成为上帝的儿女，神国的子民，进入永恒的国度。“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5]
“生命”这个词，在和合本《圣经》中出现了164次，主要体现出以下个体生命观：
1.生命的源头在上帝那里：“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5]
2.生命的供应来自上帝：“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5]
3.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形式是暂时的：“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5]
4.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人类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5]
5.上帝关爱每一个个体的生命：“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5]
6.患难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但在患难中有上帝的美意和保守：“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5]
而处于奔波劳顿中疲倦饥饿的人们无暇顾及这些。他们只看到饿殍满地，感到饥寒交迫。他们看不到救赎和希望，看不到在这样的环境中信主有什么意义。所以正如记者白修德在重庆政府面前的呼吁显得那么微小一样，传教士安西满的声音也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四、对个体生命意义的终极之问
哲学的三大终极问题是：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影片《1942》再一次把人们带到了这三大问题面前。
1.人从哪里来？
影片中“早死早托生，下次托生的时候，别托生在这儿。”反映的是中国百姓有意无意认同的佛教的生死轮回说。《圣经》中的记载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2.人要到哪里去？
生命的终结就是死亡。对于死亡之后的去处，影片中也有不同的解读。第一个死亡的是老东家的儿子，当时在这个家族中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东家的妻子呼天抢地哭喊自己的儿子。随后他们在逃亡过程中几乎每天都在目睹死亡，开始渐渐麻木了。面对妻子的死，老东家说：“死了好，死了就不受罪了。”
逃荒两个月之后的老东家忽然决定逆着逃荒的滔滔人流往回走。他说，没想活着，就是想死得离家近一点。人在将死的时候更盼望一个安静的去处，一个能够给自己的心灵带来安宁和回归的去处。
根据《圣经》的描述，人是有灵魂的。蒙恩得救的人来自上帝，最后还要回到上帝那里去，回到永远美好的天家。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只是匆匆的过客。
3.人在世界上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无论是蒋介石对于个体生命的阐释，还是中国儒家文化的解读，抑或是《圣经》中的生命观，都试图在阐释个体的生命和一个更大的存在之间的关系。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阐释了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当个体对自己背后的这个更强大的存在充满信心的时候，饥饿、患难甚至迫害都是无法战胜他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早期的革命者能抛头颅、洒热血、临危不惧、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原因了。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念，他们心中有一个更美好的国度——解放后的新中国！
《圣经》中记载的早
蒋介石以为只要有军队在就不会亡国。然而1944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想把中国作为一个后备的战略基地，仅以八万兵力，40天左右的时间，就占领了整个河南。日军采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给灾民发了一点军粮。这些灾民立刻就开始给日本人支遣了。“民无信不立。”这些难民所需要的，绝不仅仅是粮食，他们更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政府，一个更大的超越自己的存在。在无边无际的饥饿和绝望面前，这些无依无靠的难民靠什么精神支撑才能使自己不做汉奸？
五、结语
纵览古今中外对个体生命意义的阐释和理解，虽然价值取向各有不同，但是无论是孔子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还是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牺牲表现的生命观，抑或圣经中所倡导的因着信心和盼望而坦然面对眼前的逼迫和苦难，都在阐释一个共同的主题：信念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一点在《1942》这部影片中，也从另一个侧面得到了证实。只有在人失去信念的时候，饥饿才会成为真正的主宰。
珍视每一个生命个体；同时在这一个个单独的个体生命背后，必须有一个更强大的、可以依靠和信赖的、超越自己个体生命的存在才能真正赋予这些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能够感受到归属感和安全感的个体生命，才能真正得到内心的平安和回归。即使不能像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也能够靠着自己的信念而以无穷的精神力量战胜一切的患难。心中有盼望的人，才是走在死荫的幽谷却依然放声高歌的人。
注：文中出现的所有《圣经》中的引文，均选自和合本《圣经》。
[参考文献]
[1]唯韬.论语通译[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6.
[2][意]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Agamben）.生命的政治化[M].汪民安，主编.严泽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8.
[3]唯韬.孟子选译[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6：190.
[4]墨子.墨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56.
[5]圣经[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7.
[作者简介]孙俊芳（1970—），女，河南林州人，教育硕士（英语），河南中医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及国际汉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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