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建构能满足公民需求的司法制度
为提高民事诉讼制度的效率，确立了案件审理的期间缩短一半的改革目标。通过扩大集中审理的案件数、聘请内行作为法官辅佐专员参与专业性案件审理[37]、设置专业法院[38]、大幅度提高简易案件标的额的上限[39]、鼓励审判外解决纠纷（特别是设置类似欧洲各国采用的劳动参审制等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系统以及导入劳动调解制度[40]，在法务市场竞争激化的前提条件下促进民间营业型adr的发展[41]，以及制定adr基本法[42]）、广泛采用包括互联网和电视会议在内的信息技术等方式方法，使涉及事实真伪之争而需要取证的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平均处理时间由1999年20.5个月缩短到10个月以内。原则上所有的案件在受理之后都必须进行定立审理计划的协商，以便当事人准确把握案件的进程和预测诉讼成本。考虑在一定范围内导入败诉方负担胜诉方律师报酬的制度、诉讼费用保险的制度，降低提诉手续费的数额，并扩充民事法律援助。拟授予消费者团体等组织以独立的诉权，引进团体诉权制度。另外，根据公民需求积极实行和普及在夜间乃至节假日也受理案件和开庭审判的新的服务项目。
为提高刑事审判的效率，要求法廷辩论原则上必须连日开庭、不予中断（集中审理），并设立由法院主持的新的准备程序，以便在第一次公审之前整理所争执的焦点问题、制定审理计划[43].特别重要的是为缺乏财力的嫌疑者也设立公共辨护制度（过去只有受到起诉的被告有权请求国选辨护人），使嫌疑者和被告人的辨护权从制度上获得一贯性的保障[44].有必要特意指出的是，引进连日开庭的集中审理制度和嫌疑者公共辨护制度是这次刑事制度改革的划时代性成果，如果切实施行，则相关的程序势必在整体上发生巨大变化。另外，为了保障审讯嫌疑者的程序公正性，拟导入强制性审讯过程书面记录制度[45]，同时加强和扩大检察审查会的功能，赋予该组织的某些决议以法律约束力[46].针对现行刑事司法对被害人权利保障重视不够的问题，拟制定有关被害人及其遗属的保护和救济的法律，建立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广泛的社会支援体制[47].
基于保障人权的需要，进一步充实行政诉讼的专业部门，改变“小司法”在“大政府”和“国会主权”面前容易示弱的格局，加强司法对行政的监督（包括对行政机关的政策性判断及其第一手判断权的司法介入）以及对违宪立法的审查，并考虑导入取消行政法规之诉等新的诉讼类型[48].
3 法律家人数的大幅度增加
应争取在2004年使现行司法考试的每年合格者人数提前达到1500人，到2010年增至3000人（为2001年1千人数的3倍），从而使从事司法实务的法律家人数在2018年左右达到5万人规模（为2001年约2万人数的2倍以上，超过法国的法律家总人数），实现法官和检察官人数的较大幅度增加。预计其中法官人数将增加500－700人。到2020年，司法考试以3次报考为限，但合格率从2000年的占应考人数的3％左右提高到70－80％。在2001年实施的司法考试制度在经过一定期间的过渡之后，于2010年废止[49].
原则上侯补法官从富有实践经验的律师和检察官以及富有专业知识的法学者中募集。特别重视从律师中选任法官，以便纠正司法消极主义的偏向，使法官能根据从事律师业务获得的见识来做出大胆的法律判断。预计到2023年律师出身的法官人数可达750人。关于这一点，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是这样表述的∶
“在争取落实裁判所法第42条所规定的法官来源多元化的宗旨的同时，还要适应因撤消特例法官侯补制度所引起的法官人数大幅度增加的事态，因而必须强有力地推动从律师中任命法官这一长年以来的课题的解决。为此，最高裁判所和日本辨护士连合会不得不建立起经常性的密切的协作体制。这种协作体制不仅仅限于律师担任法官，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它还作为双方人才交流的体制，有助于……已经改作律师的那些侯补法官顺利重返法官职务。最高裁判所和日本辩护士连合会基于以上共同认识，起草了《设置关于律师担任法官等事项的协议会要纲》，并就推进律师担任法官等事项的互相协作达成了共识（参阅2001年5月8日通过的《关于推进律师担任法官的具体措施的提案》）。今后，双方应当遵循上述宗旨，齐心协力，建立经常性体制，加强协商与合作，进而不断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推进律师担任法官等”[50].
另外，计划改变仅仅由最高裁判所来决定下级审判机构的法官任命名单的做法，设立对法官人事进行外部监督的组织（反映国民意志的任命咨询委员会），同时明确人事鉴定的主体资格和判断标准，定立申请再议的程序[51].关于为确保法官人事透明性和客观性的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建议的注意事项如下∶
“●以最终判断由最高裁判所法官会议行使为前提，应明确初步鉴定权的行使者；
●关于鉴定标准，应明确规定诸如案件处理能力、法律知识、领导能力、道德水准、灵活性等具体而客观的评比项目并予以公布；
●应考虑在评比之际采取诸如填写自我鉴定书等反映本人意向的适当方法，进而采取既能反映法院内部意见也能反映法院外部意见适当方法；
●关于鉴定的内容以及理由等，应根据被鉴定者的请求向其本人公布；
●对于鉴定内容等被鉴定者有不满时，应为此设立适当的（申诉）程序“[52].
就律师方面而言，应该加强其公益性和社会责任，使业务活动的内容透明化。为了扩大律师活动的领域，对于法律事务所的业务范围的管理方式由审查许可制改为报告备案制，提高选择和决定的自由度。打破律师垄断诉讼业务的特权及其与相邻法律行业之间的壁垒，承认司法书士在简易法院的诉讼代理权以及专业手续代办人在侵犯专利权等诉讼案件中的代理权，允许税务代办人在有关税务的诉讼中担任辅佐人 [53].
使大学的通才式法学教育转向以具备充分的专业技术和法学思考力的职业法律家的培训为重点。新的美式法学院从2004年4月开始招生，学制一般是3年，但具备一定法学基础知识的学生可以缩短为2年。教育形式不再以大教室讲义为中心，而广泛采取研习班讨论的方法。推动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具有实务经验的职业法律家到法学院任教。为法学教育设立作为中立第三者的评价机关，只有通过该机关认定的法学院毕业生才能获得司法考试资格[54].与此相应，从2004年开始废止司法考试合格人数限额制度。
4 公民的司法参与
在法定合议案件（预计每年平均5000件左右）特别是重罪案件的刑事诉讼中导入具有日本特色的公民参与司法的方式――“审判员”（暂时称呼）制度。其内容特征可以表述如下∶按照英美式陪审制的选任方式，从公民登记簿中随机抽取候选人、根据忌避制度的规范确定审判员（预计每年平均15000人次），再按照德法式参审制的决定方式，承认审判员基本上享有与职业法官同等的地位和权限，即审判员和职业法官共同做出有罪无罪的判断并衡量和科处相应的刑罚 [55].
导入审判员制度的效果至少可望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来∶（1）改变刑事审判以检察官公诉状等为中心的书面调查方式，加强口头辩论和旁听的成分，使法廷语言变得更加通俗易懂。（2）由于兼职性的审判员不可能长期参加法廷活动，因此检察官开示证据的期间和范围由法律明文规定，在公审之前必须整理系争问题并订立审理计划，一旦开庭之后就要连日集中审理，以便尽早做出判决。
此外，为在其他领域推动司法参与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导入医疗事故责任、知识产权等方面案件审理的专业委员制，扩充民事和家庭纠纷案件审理的调解委员、司法委员以及参与员的制度，加强检察审查员的作用，在最高裁判所设立下级法官人事咨询委员会，为了使最高裁判所法官的国民审查制不流于形式而进一步提供受审查法官的有关信息，等等 [56].
四 正视社会体制与司法改革的关系――日本经验的启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有理由承认这次日本司法改革的确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是比较彻底的。其中最有象征性的措施是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日本辩护士连合会在司法改革运动中提出来的两项根本性要求――大力推动法官从律师、检察官以及法学研究者中选任的法律家一元化，导入以国民参与司法为理念的“审判员”制度。其中最有实质性的措施是加强司法部门对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的监督机制以及按照方便群众、保障人权的原则改善司法服务，扩大其规模、提高其质量，与此相应刑事和民事审判的具体程序也将得到较大幅度的刷新。总的来说，日本的律师、法学研究者以及社会各界对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是满意的。
在意见书提出之后，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于2001年7月26日宣告解散，但在此之前的7月1日，日本内阁官房（办公厅）设立了由有关政府官员和律师等大约30人构成的“司法制度改革推进准备室”作为负责具体落实最终报告的事务机构，分为8个专题作业班，于继续听取各界意见的同时，着手筹备和大力推进相关的立法工作。到立法阶段，各种起草和审议的作业多半将只在法制官僚和司法官僚的小圈子内进行，学者和律师虽然接受咨询、参与审议，但其影响往往是很有限的。因此，对于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所提出的基本目标能否真正贯彻、制度设计的蓝图会不会在立法作业中变形走样，还存在着一些疑虑 [57].
显然，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展开的这次日本司法改革，决不仅仅是一个大幅度增加职业法律家人数的问题，其意义也并非所谓提高审判的效率和效果所能涵盖，当然更不能把它矮小化成为一个美式法学院的模仿。这次司法改革之所以受到广泛重视，就因为它是与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互相关连的，是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工程收尾的复杂作业，是继明治维新时期的法制现代化、战后的法制民主化之后的第三次法律革命 [58].也许有人认为这次司法改革涉及的主要是审判制度所固有问题或者与之相关的技术性问题，即使不搞权力结构的整体改革、即使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在受挫后陷于停顿，司法改革也照样可以顺利实现。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我们固然可以说司法改革能够成为政治改革、行政改革的突破口和杠杆，但决不可幻想离开了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也能够把司法改革进行到底。
其实日本司法改革的最大障碍在于包括律师和法官在内的职业法律家各自为政，热衷于维护自己的身分性特权以及垄断性利益 [59].这与政治家和行政官僚坚持小集团的既得利益而致使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半途夭折的问题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如果不打破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任何改革都无法深入。因此，司法改革与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互为因果，分别进行到一定阶段之后必须统筹安排，通过划清权限、完备程序以及加强说明义务的方式，把整个国家权力结构的转换――从“共同负责，都不负责”的状态改变到“各自负责，人人有责”的状态，从对内负责的体制改变到对外负责的体制――也纳入议事日程之中。这就是缓和限制的基本逻辑。
不妨认为缓和限制是日本这次司法改革与政治改革、行政改革的共同口号 [60].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缓和限制需要制定明确而公正的规则和程序，需要加强司法制度的功能。而在司法领域自身中其实也需要缓和限制，具体表现为通过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法律家一元化、法官人事的透明化、诉讼业务对律师以外的相邻法律行业开放、承认非职业法律家参与审判的权利等等来废除法官和律师的资格屏障、身分性特权以及职务上的垄断性。固然，对限制缓和的概念内容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例如，从行政改革与司法改革的关系的角度来看，把“事先监督”改为“事后监督”这种限制时机上的或先或后的变化可以被认为是缓和限制，而把“大政府、小司法”改为“小政府、大司法”这种限制主体和限制方式上的或大或小的数量性变化也可以被认为是缓和限制。这样把握缓和限制的涵义其用意无非是要提供通俗而明确的改革指标，但作为理论指针则难免“皮相”之讥。又例如，法律界的主流见解认为只有缓和限制的司法改革论才能创造公平竞争和保护弱者人权的条件，是防止社会陷入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之中去的制度性调节器 [61]，但也有人间接地把缓和限制的司法改革论斥之为朝着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社会的历史倒退 [62]，甚至还有人认为在缓和限制的名义之下，日本政治反倒可能从分权转向集权，而司法改革实际上正在通过制度资源的重点倾斜、缩减政府在服务业方面的功能的方式，自觉不自觉地使政府能够腾出手来在军事、外交、经济运营等方面扩充其权限 [63].但是，无论对概念理解的差异有多大，对于这次司法改革的本质是缓和限制，至少是在一定范围内有利于缓和限制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
缓和限制的结果应该是自由的增加――自主选择、自我负责，在司法领域里这意味着某种新型的当事人主义 [64].根据笔者的理解，这次司法改革中表现出来的新当事人主义倾向是∶通过废除职业法官特权（从而承认律师担任法官）和律师的垄断诉讼业务特权（从而承认非律师的法律工作者享有出庭权）等方式促使法官和律师尊重市场法则，承认当事人作为法律服务的顾客和消费者有权通过adr来选择纠纷解决方式、通过法律家一元制和司法参与制来选择审判主体以及通过交涉达成合意来选择案件处理的结果，与此相应，司法制度必须在质（提高案件处理的效率）和量（扩大法律职业的规模）这两方面满足当事人以及市民社会整体的从专业化到民主化的各种需求。
在这一意义上，不妨认为这次司法改革兼有深层次现代化和后现代化这两个侧面。所谓“深层次现代化”是指梅因关于“从身分到契约”的命题在司法领域也开始得到落实，在现代欧陆式法治国家的制度设计中得到保留的法官的身分特权被“法曹一元化”以及带有陪审制特点的兼职“审判员”等改革措施所打破，而垄断诉讼业务的律师身分特权也被“法律服务的市场化”以及“当事人选择自由”等改革措施所打破。所谓“后现代化”是指从形式性法治主义转向实质性法治主义乃至一种更彻底的当事人主义，以此为契机，法治秩序的正当性不再来自某个先验的范畴（例如自然法）或者某个外在的力量（例如国家强制力），而是来自我你他之间的相互主观性的议论、交涉、妥协、共识以及保障这一系列沟通活动能够顺利进行的公正程序。
其实中国这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方向也是缓和限制――即所谓“放权”、“松绑”，更准确地说是从全体主义体制转变到利益多元化的法团主义体制，从硬性权威的统治转变到软性权威的统治，从计划性物品经济转变到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在加入wto和申办奥运成功之后，融入主流社会的压力和全球一体化的压力形成共振，使缓和限制的市场法则、民主法则更容易长驱直入。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中国与日本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面临共时性的非常类似的改革任务。另外，在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或受挫或停滞的状况下，司法改革受到社会的格外垂青并且步伐较大、成果显著，这也是中日两国的共同现象。因而中国和日本之间在司法改革方面的许多制度性举措和实践经验是互相可资借鉴的。
尽管如此、中国的司法改革与日本还是有些根本性的差异。虽然所谓“下放审判权”的改革也属于缓和限制的范畴，但在法院人事以及判决执行等方面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集权化和加强限制 [65]，在案件处理方面更侧重于以专业化和“精密司法”为目标的改革理念。这种在某些层面与日本以及欧美各国目前的司法改革逆向而动的目标模式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需求、建构现代法治秩序的“补课”措施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存（path dependence）”所决定的，有其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不可与其他社会的经验进行简单的类比和评价。只要对各级人民法院的现状略作观察就可以认识到，当前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最大任务还是提高法官以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法律学识和社会地位、真正实现审判独立以及通过程序合理化的措施严格防止司法腐败。为此，需要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人事集权、资源集中、信息分散、功能分化”的公式来解决制度设计方面的课题，因为只有把人事权乃至相关的财务权收归法院系统内部特别是最高法院统一形式，才可以在政治权力过大、人际关系过稠的社会条件下强化司法部门抵制外界干预的势力，只有把关于法律知识和法廷技术的精确信息分散到每一个合议庭和法官个人才可以提高司法部门整体的专业化的水平，只有在职权分割、功能特定的状况中才可以限制自由裁量的任意性，促使司法界在内部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积蓄起更充分的变革潜能。
然而，即使充分考虑到上述保留条件，中国在司法行政方面的有些集权化改革举措的问题还是不得不指出来以供大家商榷。例如，1995年公布的法官法第11条第6款规定“人民法院的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免”，这一规定是否会为操纵人事权柄的任意性留下过多的藏垢之所呢？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的五年改革纲要虽然有许多令人振奋的制度设计，在审判方式改革以及法院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受到国家权力结构以及现实条件等方面的制约，迄今为止的司法改革还不能说是足够彻底的。例如，纲要提出建立和完善督导员制度 [66]，这对司法独立的影响究竟如何似乎尚有待考察；如何把现有的行政性监督机制（除督导员外，还包括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以及人大常委会的“个案监督”等）转化为适当的公民外部监督机制，也是值得今后探讨的课题。在诸如此类的探讨和“更上一层楼”的改革过程中，但愿笔者在这里就日本司法改革近况、特别是人事决定以及其他司法行政过程的透明化、分权化、民主化所作的介绍或多或少有些裨益。
（完）
附录∶
内容简介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在2001年6月12日正式发表。回顾至此为止5年来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结论∶（1）这次日本的司法改革由财界和政界出面号召、促进，成为公共传播媒介关注的焦点，是继明治维新时期的现代法典编篡运动、战后美军占领时期的法治秩序重建之后的“第三次法律革命”。（2）这次司法改革的各种举措也是非常大胆而彻底的，具体表现为日本全国律师协会长期提倡的民间性两大改革主张――从律师中选任法官（法曹一元化）、从外行中选任“法官”（导入陪审制）――都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所谓“大司法”也成为今后制度创新的目标模式。
为什么在这个世纪之交日本要进行大刀阔斧的司法改革？首先是由于全球化的压力。已经冲破了国界限制的资本运动要求各国法律制度采取统一的规格，而世界贸易组织（wto）解决纠纷机制的司法化使国内审判制度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其次是企业加强自身竞争能力的要求。为了扩大经营自主权必须缓和政府的各种限制和指导，为了避免竞争所带来的无序必须加强规则的制定和实施，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决定了司法部门的重要性。再者，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的各种措施都不见成效，需要从牵涉既得利益较少的司法改革中寻找突破口。最后应该说这是法院功能扩张的必然结果。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化、动态化，许多具体问题的解决不能从法律中找到现成的答案，需要法官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政策性判断甚至创造规范。既然法官的权力已经扩大到创造规范的程度，那么就必须加强对法官的民主监督，承认和扩大公民对审判活动的参与。
这次日本司法制度改革的本质是缓和政府对社会的限制，进一步扩大当事人以及公民整体的自主和自治，把统治方式的重点从“事先监督”转移到“事后补救”，从“小司法”转移到“大司法”。因此，有必要制定各种明确而公正的规则和程序，并进一步加强司法制度的实际功能，特别是加强司法对立法和行政的监督机制。同时，而在司法领域自身中也需要缓和限制，具体表现为通过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法官人事的透明化、诉讼业务对律师以外的相邻法律行业开放、承认非职业法律家参与审判的权利等等来废除法官和律师的资格屏障、身分性特权以及职务上的垄断性，以便更好地为公民提供法律服务。
（2001年8月发表于宽沟会议，刊登于《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第1期）
「注释」
[1] 指美国政府在1994年11月15日提出的“对日本政府的缓和限制等的要求一览表”。其后，美国政府对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例如∶submission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judicial reform council， june 6， 2000， at .
[2] 例如∶户松秀典 “对于致力于建构司法国家的改革的期待”《法律家》第1198号（临时增刊，2001年4月10日）69－74页、小佃郁“司法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司法化当中的日本的司法改革”《法律时报》第73卷7号（2001年）20－22页。顺便定义一下概念的内容， “司法国家（justizstaat）”是相对于德法式“行政国家（verwaltungsstaat）”而言的，意味着不承认独立的行政制度、不进行专门的行政审判，由普通法院来决定一切法律上的争端，以英美两国的制度形态为典型。
[3] 参见大内兵卫、我妻荣《日本的审判制度》（岩波书店、1965年）、日本辩护士连合会《临时司法制度调查会意见书批判》（1967年5月刊行）。顺便指出，《临时司法制度调查会意见书批判》成为此后日本全国律师协会推动司法改革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也有人把战后日本的司法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即∶（1）美军占领当局主导下的司法改革、（2）临时司法制度调查会主导下的司法改革、（3）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主导下的改革。参阅江藤价泰“关于司法改革的思考”《法律时报》第72卷1号（2000年）44页。本文基于临时司法制度调查会意见书的挫折以及此后继续要求司法改革的运动等事实，更强调后两个阶段的连贯性。
[4] 野村二郎《日本的法官》（讲谈社、1994年）186－187页。
[5] 详见《法律家培训制度等改革协商会议意见书》（1995年11月13日提出）以及为此安排的《法律时报》第68卷3号（1996年）讨论专辑“法律家的培养与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小田中聪树教授的批评意见。
[6] see at ， ， ，
[7] 全文刊登于《自由和正义》第49卷8号（1998年）194－197页。see also at .
[8] see at /.
[9] cf. john o. haley “the myth of the reluctant litigant”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4 no.2 （1978）， j. mark ramseyer “japan‘s myth of non-litigiousness” the national law journal， july 4， 1983， 兰德研究机构“日美磨擦的新焦点――律师”（关于日美服务业贸易的案例研究报告的节译）《经济人》1985年6月11日号、马克·拉姆兹耶“对日本限制法律服务业的经济学批判”（宫泽节生等合译）《判例时刊》第625期（1987年）等。
[10] 参阅石黑一宪《对于无国界时代的法律警钟》（中央经济社、1991年）、伊藤元重、石黑一宪《关于通商磨擦的提议》（ntt出版株式会社、1993年）177－222页。
[11] 经济同友会《为建设适应全球一体化的企业法制而奋斗》（1997年1月）4页。
[12] 据松尾龙彦在1999年10月5日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第四次意见听取会上的讲话。松尾是在讨论包括司法在内的国家制度疲劳的场合使用“动脉硬化”、“心肌梗塞”等隐喻的，后来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的中间报告则把司法比拟为“静脉”，认为作为“心脏”和“动脉”的政治部门的病态需要通过“静脉扩张”式的司法改革来治疗。参阅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中间报告”《法律家》第1198号（临时增刊、2001年4月10日）137页。
[13] 例如∶野村二郎《日本的法官》（讲谈社、1994年）128－130页。
[14] 详见拙稿“法律职业的定位――日本改造权力结构的实践”《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亦为笔者文集《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所收。
[15] 例如∶社论“法院的一百周年与市民感觉”《朝日新闻》1990年11月1日第5页。参阅司法专题采访组《孤高的王国――法院》（朝日新闻社、1991年）。
[16] 参阅棚濑孝雄“围绕审判的压力活动”川岛武宜（编）《法社会学讲座5·解决纠纷与法》（岩波书店、1972年）。
[17] 关于“司法性政策形成”的概念，详见田中成明的论文“审判中的法与政治”《民商法杂志》第70卷4号、5号（1974年）。不久，平井宜雄教授在其编著《法律学》（日本评论社、1979年）的执笔论文中正式提出了“政策指向型诉讼”的概念，以区别于现有的“纠纷指向型诉讼”类型。
[18] 例如∶新堂幸司“后现代型诉讼及其作用”《基础法学8――纠纷》（岩波书店、1983年）、六本佳平“‘后现代型诉讼’及其功能”《法社会学》第43号（1991年）。后一篇论文对相关学说的谱系也进行了介绍，很有参考价值。
[19] 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座长佐藤幸治教授以富勒关于审判中的“舆论广场（the forum of public opinion）”、“多中心的（polycentric）课题”以及对“原理（principle）”的重视等构思为线索，提出了作为“法原理部门”（1988年）或者“法原理论坛”（1998年）的法院的制度设计图。详见佐藤幸治《当代国家与司法权》（有斐阁、1988年）57－63页、同氏“自由的法律秩序”《宪法五十年的展望ⅱ――自由与秩序》（有斐阁、1998年）。另外，这次司法改革的理论旗手之一的田中成明教授也先后采取“议论·交涉的论坛”和“多元调整的论坛”等概念来描述法院的前景。关于他最近的主张，参阅田中成明《转换期的日本法》（岩波书店、2000年）4页以下、37－41页等。
[20] 据大野正男（编）《讲座·现代律师2――律师的团体》（日本评论社、1970年）第1章第4节2（大野正男执笔）、第2章第6节（儿玉公男执笔）。
[21] 例如∶棚濑孝雄“司法改革的视点”《法社会学》第53号（2000年）9－11页、嗵口阳一“‘作为职业身分特权集团的司法’与立宪主义”同期杂志52－54页。
[22] 参阅嗵口·前引论文49页以下。
[23] 最近的文献，可以举出日本辩护士连合会（编）《建立一个亲近市民的法院――为法律家一元化而奋斗》（日本评论社、1999年）。
[24] 参阅经济团体连合会《关于司法制度改革的意见》（1998年5月19日）、自民党《司法制度特别调查会报告》（1998年6月16日）、民主党《民主党政权构想（第一次方案）》（1998年6月22日）等。
[25] 参阅宫泽节生“致力于法律家一元制的实现”京都辩护士会（编著）《法律家一元制》（1998年发行）、坪井明典“法律家一元制应该速行”日本辩护士连合会（编）《建立一个亲近市民的法院》（注23已引）、冈文夫“法律家一元制怎样才能实现”《法律时报》第72卷1号（2000年）。
[26] 最有代表性的新近论述当推柳田幸男的文章“日本法律家培训制度的刷新（上）（下）”《法律家》第1127号、1128号（1998年）。此外重要的文献还有田中成明“法律家培训制度改革与大学的法学教育”《京都大学法学部创立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1卷（有斐阁、1999年）、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关于法律家培训以及法学教育的工作小组报告（讨论稿）”（1999年9月20日）、小岛武司“关于我国法律家教育中的大学教育的现实状况”（1999年10月2日在日本学术会议召集的研讨会“法律家培训与法学政治学教育的课题”上的发言）等。关于在这个方面的异议，不妨参阅清水诚“反对‘美式法学院’方案”《法律时报》第72卷8号（2000年）182页以下。
[27] 参阅特辑“陪审·参审·职业法官”《刑法杂志》第39卷1号（1999年）、丸田隆（编）《日本能够导入陪审制吗》（现代人文社、2000年）、藤仓皓一郎“为了市民的市民参与的司法”《法律时报》第73卷7号（2001年）。
[28] 参阅特辑“adr的导入与司法改革的课题”《月刊司法改革》第7号（2000年）、小岛武司“司法制度改革与adr的展望”《审判之外的纠纷处理与法治》（有斐阁、2000年）、高桥裕“司法改革中adr的位置”《法与政治》第51卷1号（2000年）。
[29] 参阅特辑“法律援助制度的现实状况”《法律家》第1137号（1998年）、座谈会“法律援助制度研究会的回顾”《法律援助通讯》第61号（1998年）、山本和彦“民事法律援助法的评价以及今后的课题”《法律的广场》第53卷8号（2000年）。
[30] 以1996年的日本辩护士连合会期刊《自由和正义》为例，见吉川精一“二十一世纪的课题――缓和限制与自由职业主义”第47卷1号、冢原英治“自由竞争论中的律师形象和‘人民的律师’”同卷2号、加藤新太郎“司法过程中律师的作用”同卷6号、棚濑孝雄“非自由职业化与律师形象的变化”同卷10号。此外参阅日本辩护士连合会（编）《21世纪律师论》（有斐阁、2000年）。
[31] 《法律家》杂志在2001年4月为此发行了临时增刊（第1198号），《法律时报》也在2001年6月发行了讨论中间报告的特辑，可以从中窥见相关讨论的基本脉络。关于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作业的全面性分析，参阅小田中聪树《司法改革的思想与逻辑》（信山社、2001年）、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法律部会（编）《究竟是为谁进行的“司法改革”？――对“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中间报告”的批判性考察》（日本评论社、2001年）。
[32] 见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引进到诉讼程序中的新的参与制度的要点”（2001年3月13日提案）。
[33] 单行本《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2001年6月12日）3－4页（see also at ）。
[34] 同上，5页。
[35] 同上，6页。
[36] 同上，7－8页。
[37] 例如有关医疗的民事案件第1审的平均审理期间特别长，在1999年达到34.6个月。为了到达审理期间减半的改革目标，必须采用辅佐法官进行审理的专门委员制度。同样的需求也存在于有关知识产权、建筑、金融的案件审理之中。参阅前引意见书17－18页。 [38] 已经决定在东京和大阪两个地方裁判所设立专利法院那样的专业性机构，集中投入有关专业的人力物力。详见前引意见书19－21页。
[39] 现行的一般案件诉额上限为90万日元、小额金钱债务案件诉额上限为30万日元。
[40] 前引意见书，22－23页。
[41] 同上，35页。
[42] 同上，37页。
[43] 同上，42－45页。
[44] 同上，46－48页。这被认为是日本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最大成果。
[45] 同上，51页。
[46] 同上，48页。
[47] 同上，52页。
[48] 同上，39－40页。
[49] 同上，57－58页。
[50] 引自同上，93－94页。
[51] 详见同上，92－100页。
[52] 引自同上，97页。
[53] 详见同上，78－88页。
[54] 详见同上，61－77页。
[55] 详见同上，102－108页。
[56] 参阅同上，98－99页、109－110页。
[57] 例如，在组织司法制度恳谈会和编辑《月刊司法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的宫泽节生教授就在2001年8月2日与笔者讨论了在立法过程中司法改革的目标无法全面落实的可能性。但愿这只是杞忧而已。 [58] 例如：田中·前引书（注19）2页。
[59] 参阅嗵口·前引论文（注21）。
[60] 参阅渡边治“作为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司法改革·大学改革”《法律时报》第72卷12号（2000年）、常木淳“司法的缓和限制与律师活动的理念”《法社会学》第53号（2000年）、土田和博“新自由主义的司法制度改革与宪法原理”《法律时报》第73卷6号（2001年）。
[61] 参阅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意见书（前引）6页。
[62] 渡边洋三等《日本的审判》（岩波书店、1995年）288页以下。
[63] 久保田穰“市场经济推进的司法改革的问题性”《法律时报》第72卷1号（2000年）50－51页。
[64] 其核心观点是相对于法院的当事人的权利扩张到审判程序形成这一层面，注重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平面性责任分配。例如，井上正三“诉讼内的纠纷当事人的角色分担”《民事诉讼法杂志》第27号（1982年）192页。
[6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66－67页的记述，在尽快达到高级法院对本辖区内以及跨区域的执行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的目标之后，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树立全国统一管理执行工作的体制。在法官人事方面，加强上级法院的“协管”权和选拔任命权。
[66]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前引）69－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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