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中国传统伦理的影响、法律职业环境的不良以及部分司法人员道德素质偏低，司法意识腐败等是当前司法腐败的主要道德成因。我们应在法律信仰、人格独立、公平正义、“民本”思想和职业荣誉感等方面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人职业道德规范体系、构建科学的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与培养的学科体系、强化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与培训体系建设和改进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方法等途径和方法加强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功能的发挥，依赖于一支接受了专门法律职业训练、具有过硬法律职业伦理素养(包括坚定的政治信仰、高尚的司法道德素养、强烈的法律职业荣誉感、良好的从业心理素质等)的法律人(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等)队伍。从理论上来讲，法律人作为现代法治国家中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职业伦理是不应该被怀疑的，然而目前有的法律人的道德素质和职业操守不能与司法公正的要求相一致的现象并非罕见。而这恰是能否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法律人应当比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具有更高的职业伦理要求，这是由司法的性质所决定的。
一、司法腐败的道德成因
司法腐败，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司法职权，违反法律规范和职业伦理，以非正当手段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行为。司法腐败是司法权的非责任化和权利化，是对合法利益的非法剥夺，是对社会公共权力的蹂躏，更是对法律的凌辱，它必然引起社会的混乱，影响国家的安定团结，因此，它是最大的、最严重的腐败。司法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究其产生的道德成因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人十分注重人际关系，但是这种人际关系是有差别的，不同的人际关系圈，亲密程度不同，情感深浅不一，则承担的道德义务也不同。因此，当法律责任与亲情义务发生矛盾时，人们一般会先顾及亲情义务，并依据亲情的疏密来权衡法律责任与亲情义务所承担的比重。若法律人把这种私人交往关系原则扩展到公共关系领域，并以此厘定是非，进而作为利益和后果配置的依据就有丧失公正的危险。司法腐败中的司法主体办人情案、关系案，就是以人际关系的亲疏乃至地位、身份的高低作为司法的依据，若推而至极便是亲者、近者非亦是，疏者、远者是亦非，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显然，缺乏权利与义务对等精神和统一伦理标准的传统伦理观和行为方式，抑制人们平等观念和普遍性公平意识的生长，表现在司法领域的人情关系、人际私情向司法公正宣示着的严峻挑战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不无关系。
2.司法职业道德环境不良。从司法职业环境角度考察，造成司法腐败的因素众多，诸如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立法上的疏漏、重叠与冲突，制度上自由裁量权过大、党政干预司法、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等。从现实上讲，司法职业道德环境不良以及深刻影响和支配着司法人员司法行为的内在职业道德自律力量的软化是造成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并且这二者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法律人的职业道德水平、职业道德观念都深受司法环境的影响。司法职业道德环境对司法主体的行为具有双重影响，即良好的职业道德环境和氛围，激励司法主体选择合法与合乎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发生，并对恶行有所抑制；反之则有助于恶行的发生，而对善行有所抑制和排斥。司法职业道德环境还会对司法行为后果的善恶影响起到强化与抑制的作用，即它具有明显的价值指向性，在具体的司法行为场中，它表现为相同性质的行为主体的行为后果相适或相悖的两极。譬如在良好的司法职业道德环境内发生的公正司法行为，不仅会得到司法群体的肯定和认同，而且还会得到广泛传播；如若司法不公的行为发生在较恶劣的司法职业道德环境中，它不但不会受到抑制，反而会蔓延甚至恶化。
3.部分司法人员道德素质偏低，司法意识腐败。我国司法机关和司法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是政治可靠、道德素质高、战斗力强、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但是，当前司法领域中腐败现象的发展蔓延说明司法队伍本身存在许多问题，这需要从主体身上找寻司法腐败的根源。从根本上说，遏制司法腐败当然依赖于社会的大环境和司法职业道德小环境的改善，特别是司法体制的健全，但与司法主体的个人素质紧密相关。事实上，处理每个案件的司法人员素质，尤其是道德素质直接决定着在该案件中正义能否实现和实现到什么程度。司法人员道德素质的低劣，道德品质上的贪婪、自私和无耻，使得其司法意识走向腐败，最终导致其司法行为走向腐败。如果司法人员在道德上丧失良知和尊严，就会陷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深渊中，也必将把司法权力当作个人谋私的工具，把个人得失作为法律实施的根本依据，而把“廉洁奉公、秉公执法、公正司法”等道德规范置于脑后，并故意加以践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又使得“作为司法权力对应方的当事人及其他公众认为，只要有钱就能换权，从而驱动司法权力为己服务，两者相互连动，司法环境就会更加恶化。”
二、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的内容
法律人职业伦理，是指法律人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或从事与履行职责相关的活动时所应当遵循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的总和，它是法律职业化的伴生物，作为一种社会伦理现象，体现并服从伦理的一般规定性；但它又是一种特殊的责任伦理，因为它与法律专业知识和技术紧密相连：在调整范围上，它主要用以指导、规范法律角色岗位上从事法律活动的法律职业者的言行；在调整内容上，它总是鲜明地体现和表达了法律职业行为的伦理准则、规范及道德心理和习惯。由此可见，加强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对于遏制司法腐败十分重要，其主要内容有：
1.法律信仰。作为寻求和实现公平与正义的特殊的职业共同体，法律人应正确把握法律、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按照自己的理性所确认的价值尺度来选择自己的道德行为，这种选择的价值基点是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构成法律人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它是法律人基于对法律的认知、理解和领悟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神圣体现，是对法律的理性认同和全身心投入。只有具有了坚定的法律信仰，法律人才能承受一切来自外界的干扰，保持操守和独立。
2.人格独立。公正的司法来源于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又与法律人的独立互为表里。独立人格主要体现在淡泊名利和不畏权贵上。它要求法律人秉持对法律的信仰，不为来自社会生活中各种诱惑所动，不受任何外在压力和威胁，不为权动，不为利惑，诚信做人，平等待人。人格的独立对于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群体又有着不同的标尺。例如，律师的责任是热心服务于客户并代表其利益，而法官则应保持公平、中立，注意防止任何个人偏见或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保证律师在出庭时履行职责合法并合乎道德，以便使双方在陈述案件过程中处于平等地位等。
3.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即公正，它意味着在程序上当事人机会均等，在实体上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公正允许差别的存在，但这种差别对待必须在社会普遍正义感要求的范围之内，体现一种终极关怀；它要求法律人不存在任何种族、宗教、党派、性别、年龄、地域的歧视，不存在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尊重人权，以人为本，保障每一个当事人依照宪法和法律所享有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得到充分维护；同时，它也是“法”这一词在词源上的要求。尽管对“法”的理解有共性和个性的差异，但“法”在世界各国语源上都兼有公平、正义等含义。由此可见，公正是法律人职业的本质要求。
4.以民为本。“民本”思想是中国德治传统的思想文化根基。“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是新时期法律人“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首先要服务人民。法律人的任务和职责，就是依据法律，维护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律师虽然没有执法权，但律师制度本身就是民主和法制的产物，并且律师从事各项业务活动的直接目的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服务与人民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法律人要时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次是尊重人权。在某种场合下，民众的权利诉求并不指向利益，而是指向自己的人格尊严与自由。如果从人性的伦理学角度来解说权利之所本，就是权利本于人的社会本性。民之所以要权利为本，乃是因为自己的本性。在此意义上，民本的实质就是人本或以人为本，“民权的实质就是人权”。所以法律人要形成尊重人权、保护人权，包括保护违法犯罪嫌疑人和罪犯合法权益的道德意识，培养对人的权利和自由倍加尊重的现代价值观。
5.职业荣誉感。由于法律人担负着实施法律、维护正义的重大职责，社会对他们寄予着崇高的期许，这要求他们具有高度职业荣誉感和责任感，并在言行上维护自己的形象。例如，正因为法官具有崇高形象，才保证了裁判的公正性和公信力，又加强了法官的自律意识和对公正的追求。社会的信任与法律人的自律形成了良性互动，共同推动法治的进步。法律人崇高的道德形象来源于科学的司法制度设计以及法律人自身的不懈追求。在公众的眼中，法律人职业道德水准的高低，往往影响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度。
三、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与解决“懂与不懂”、“会与不会”的法学知识与技能不同，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解决的是“信与不信”、“愿与不愿”的问题。国内有学者专门考察了美国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总结出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美国法律职业道德是通过“渗透方法”来教授的，即人们认为学生在学习其它专业课程的过程中，间接地、潜移默化地受到职业道德教育，学习和了解法律人职业道德问题；第二阶段：1970年前后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克拉克(tomclack)领导的调查委员会报告说当时的法律行业已处于令人惊骇的不良情形之中，1972年“水门事件”也暴露出律师存在不良行为。之后美国开始法律人职业道德教育改革：一是全美的法学院学生都必须学习30个或更多课时专门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课程；二是人们在获得执业资格之前必须先通过法律职业道德考试；三是执业人员每年必须接受法律职业道德继续教育；四是在执业过程中进行道德强化，法律执业人员一旦被发现行为不良即要受到惩戒；五是在法学院专门增加了与职业道德有关的奖学金。这些改革对于促进美国法律职业的良好运转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对我国进行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也提供了参考依据。
1.应建立健全法律人职业道德规范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先后制定了《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律师法》、《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逐步规范了法律人的法律行为，最大限度地防止他们的法律行为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但仍不能满足复杂多变的司法实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应根据法律职业道德的原则、原理将相关法律具体化，使之成为可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要使法律人有法可依、依德而行，让法律职业道德规范变为法律人的自觉行动。
2.应构建科学的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与培养的学科体系。目前，我国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与培养还处于探索阶段，学科体系尚不健全。应组织一部分法律、伦理、教育专家，就法律人职业道德教育学科建设进行研究，编写具有实质性内容和可操作强的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教材，撰写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专著，并以此为契机，不断丰富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内容，让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准确性。
3.应强化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与培训体系建设。法律人职业伦理只有通过专业训练才能获得，也只有通过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才能统一。要营造良好的法律道德风尚，提高法律人的道德评判能力，形成良好的法律人道德品质，就要扩大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的范围。一是要加强法律人的从业前教育，特别应使法律人职业道德教育贯穿于法学教育的全过程。目前，大专院校尤其是法律院校的学生是我国法律人队伍的后备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伦理道德修养直接关系到司法的未来；二是要搞好在职人员的职业伦理培训和继续教育，并形成制度。要发挥各级司法培训学校的作用，不断强化法律人职业者的法律人道德素养，更应注重改进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的形式和方法，注重养成教育和法律人人格教育。
4.应改进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方法。要改革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的形式与方法，注重养成教育和法律人人格教育。要采取榜样引导和典型案例剖析相结合的方法，根据法律人教育的特点，采取系统教育与专项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激发受教育者的兴趣。既要注重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的严肃性、系统性和规范性，又要探索灵活多样的切实可行的法律人职业道德教育的方式与方法，努力提高法律人职业道德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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