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杨树达
《高等国文法》是《马氏文通》之后最重要论文联盟http://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在汉语语言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一经出版，即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抗战前，它已经列入商务印书馆最权威的《大学丛书》；同时，欧、美、日、苏的一些大学及汉学家，大都选用它作教材或参考书。时至今日，我国中学、大学所使用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语法体系仍与《高等国文法》的语法体系相差无几；有的相异之处，还以后者稍胜一筹。如“暂拟系统”有“量词”而《高等国文法》没有；我们知道，后者虽然是一个泛时的体系，但例句多采自先秦两汉，也即是上古的典籍，而上古汉语恰恰是只有单位名词而没有量词的。因此，在这一点上，《高等国文法》是胜过“暂拟系统”的。语言是一个严整的系统，大系统下还有中系统、小系统。《高等国文法》从语音上探究了古汉语第一、第二人称的系统。例如，在《自称人称代名词之音系》一节中指出吾、我、卬都是疑母字，台、余、予都是喻母字，朕、身等都是端母定母字等，这是非常科学的。又，目前中学文言教学中作为重点、难点的文言虚词系统，基本上还是沿袭《高等国文法》的体系；目前中学生都基本掌握的动词、形容词的“使动”（即“致动”）、“意动”用法，也是沿袭《高等国文法》的说法而一成不变的。
《中国修辞学》是我国修辞学两大流派之一民族形式派的代表作。遇夫先生将修辞与校勘加以区分，使之各成专门之学，同时归纳总结古人修辞的规律，是为“科学性”。发前人所未发，指出古汉语中的若干特殊修辞现象，并将之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是为“创造性”。从古籍中辑录大量修辞事例，分类编排，让事实说话，而不言自明，关键处加以简明扼要的按语以画龙点睛，所谓“以少许胜许多”，是为启发性。秦旭卿先生指出：一是由先生的前期著作《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到这部《中国修辞学》是中国传统语文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变的一大飞跃；二是《中国修辞学》第一次把修辞和语言三要素紧密结合起来了；三是《中国修辞学》的研究方法体现了唯物辩证法。
周秉钧先生对《中国修辞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作了更为凝练的总结：“杨氏博览群书，从我国古籍中收集了非常丰富的修辞材料，加以分类排比，揭示出我国古代修辞的真实面貌。汉语修辞的主要内容，在这本书里可以说基本概括了。杨氏是全面地占有了我国古代修辞材料科学地进行研究的开路人。《中国修辞学》这本书是研究我国古代修辞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它在我国修辞研究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在《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一书的基础上增删和改写而成，“续补”是《中国修辞学》的资料长篇。遇夫先生十分重视“彰显华夏历古以来”语法和修辞的民族特色，反对所谓“修辞之术与欧洲为一源”，“中国不能独有”的错误说法，指出这种谬见只会导致“贬己媚人”、“一一袭之”的恶果。《中国修辞学》第一次把修辞和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和语法）结合在一起，在方法上综合运用“归纳法和比较法”，这在汉语修辞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中国修辞学》问世，使古汉语修辞学摆脱了作为经学的附庸，使之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传统的中国语文学向现代科学语言学飞跃的标志”，“是杨氏的创造性学术成果”。郭绍虞称杨著在内容上和方法上，可说为中国修辞学“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全书十八章、十七万余字，1933年由世界书局出版，1954年由科学出版社增订出版。
五、文字、训诂学著作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是遇夫先生文字学、训诂学、语源学的代表作，1936年底出版，奠定了他作为当时“文字训诂之学第一人”（陈寅恪语）的崇高地位。
《积微居小学述林》是《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的姊妹篇，1954年出版，因为后出，考据更为炉火纯青。上述两书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国内外影响深远。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是论文集，文字训诂学名著。1931年至1936年冬，先生“乃专力于文字之学”，完成了“说字”、“音韵方言文法”、“经史金石考证”等论文一百零六篇，五卷，共十六点四万字，书名《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1937年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乍出”，师生同行赞为“创获”。著名语言学家余嘉锡说：杨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于《说文》讽籀极熟，于群经讲贯极精”、“上溯钟鼎甲骨之文以识其字，旁通百家诸子之书以证其义。穷源竞委，枝叶扶疏”，为近代文字训诂之宏著。张尔田称：“《论丛》内容精墒”，“自开户牖”，有“创通之美”，“不堕乾嘉大儒之
法”。该书乃民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原创性学术精品之一，收入《民国丛书》第五编。《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1937年先生任教湖南大学后，将小学金石的新作辑成《续编》一卷，于1946年出版。1954年，先生将1931年出版的《文录》，1937年出版的《论丛》和1946年出版的《续编》，进行删选增订合并，辑为《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共六卷，一百三十九篇，三十一点六万字，195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它比较集中地展示了先生小学金石研究的卓越成就。郭在贻称：遇夫先生“于音韵、文字、训诂、语法、修辞等，靡不淹贯，其于训诂之学，尤为卓绝”。新著《论丛》，“对乾嘉时代训诂学”“有所创新和发展”。他和章太炎、黄侃等都是“卓越的训诂学大师”。雷敢指出先生精于“王、段之学，但不拘泥于王、段”，“不在文字本身兜圈子，而能博涉经学”，“大量运用金甲文的研究成果，考释文字，校勘考证历史文献和整理古籍”，因而“开辟了文字学研究的新境界”。陈寅恪倍赞先生经史兼精的学养，说杨先生“熟读三代两汉之书”，群经诸史，“融会贯通”，故考证“脱离片断之金石”，解释“晦涩艰深之词句”，“无不言从字顺，犁然有当”。“寅恪尝闻当世学者，称先生为今日赤县神州训诂第一人。今读是篇，益信其言之不诬也”。
《积微居小学述林》收入的是杨先生1936年以后写的“说字之文和其他文字”，是《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的续集或姊妹篇，全书七卷，二百零七篇，前五卷为解说通考文字之学，后两卷是故书古史杂考与序跋书札杂文，共三十四点七万字。195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中华书局重印。封面书名译有英、俄文字。曾运乾说：《述林》“绎许书，广综经典，稽诸金石以究其源，推之声韵以尽其变”，其文字学说，已“超二王而迈俞、孙矣”。廖海廷称先生谙练许、段、王之学，“博学精思”，“能独出新诠，发复千古”。先生说字，“形、声、义三者密合”，“明文字之源”；“精通古韵，穷其语源”，故能辨段、王之“瑕瑜”，剔许君之“谬说”，为文字研究“辟一新径”。
《中国文字形义学》是遇夫先生治古文字学、文字学的集大成式的总结性著作。1944年，杨先生对《中国文字学概要》作了增删和调整，改名《中国文字形义学》，分《形篇》、《义篇》。《形篇》取原书前六章，另增“会意兼声”和“准会意”两章；《义篇》取原书第七、八两章，扩充原书第六章“训诂知识”。1952年对《中国文字形义学》进一步修改，使全书“益臻细密”，1955年写成定本。先生逝世后，1961年《中国文字形义学》定本转到他人之手，至今下落不明。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中国文字学概要》和《文字形义学》底稿的前半部，以及《文字形义学目录》合订出版，约十三万字。遇夫先生曾说：《文字形义学》论文联盟http://“经营前后十余年，煞费心思”。周秉钧说，先生写此书“用力甚勤”，是他“数十年心血的结晶”。它有以下四个特色：1、博采了近现代汉字研究的新成果，集中了先生自己的创见，订正了《说文解字》一些失误；2、理清了“象形”和“指事”的界限，化解了前儒颇多难点和误解；3、运用近现代科学知识与方法，细分了汉字结构的类型，为现代科学文字学的奠建做出了新贡献；4、揭示了汉字发展的一些规律。黄侃说：“长沙杨君之于形、声字有独见，越段、王樊篱，补许君之不足，自为一家之言。许嘉璐称：“杨先生于文字研究”，广综博取，自创一条新路，形成了“‘说文’杨氏学”。
前几年，湖南大学发现杨树达先生部分手稿。据杨逢彬先生说，遇夫先生的重要著作在其生前都已经出版，现今发现的手稿，是杨树达先生次子杨德庆将部分遗稿捐赠给湖南大学的（这部分手稿目录现还在杨氏后人手中）。杨逢彬说：“这批手稿具有发掘和研究价值，但可以肯定地说不是遇夫先生的代表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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