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对人性的讨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各种观点是百家争鸣，竞相争妍。但又都不能让人完全信服，而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尤为重视对人性的探索，诸子的人性思想，内容极其丰富，蕴义极其深刻，观点各异。但就其主要思想观点而论，先秦时期各家都是想通过对人性的认识，使人有规律、有秩序、有道德、有理想、有目的的生活，去恶存善、改恶为善；孜孜以求，积极进取，最终实现人生理想，完善人生价值，达到人生目的，追求幸福的、愉悦的、完美的人生。如果进行认真分析，诸子百家其主要人性探讨是从以下诸问题所出发的： 1 ）什么是人性？也就是人性的定义是什么？ 2 ）人性是什么？善？恶？无善无恶还是有善有恶？ 3 ）人性具不具有变易性？也就是说人性可不可变？ 4 ）如果可变，那么其改变趋向和途径又是什么？
一、诸子对人性的定义
孔子最早谈到了人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不过，他没给人性下什么定义，也没有明确回答人性是善是恶，只是强调了人性基本平等和可塑。孔子对人性这个很复杂的问题，他明智之处就是少谈、不武断下结论。正如他的弟子子贡所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告子认为：“生之谓性”；庄子认为：“性者，生之质也”；荀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科学，不可事”；韩非子认为“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能以学于人也”；孟子认为“人之异于禽兽者”。
先秦诸子所讲的“性”、“人性”的基本涵义可以说都是一致的，即“性”一般指人或物天然的、自有的东西、特点、特征或资质；“人性”是指人具有的天然的、自有的东西、特点、特征或资质，即指人的天生资质或天赋素质。
二、诸子百家的人性的善恶之论
先秦时期关于人性善恶，众说纷纭，各执一端。主要有：
1. 性善论——主要代表人物孟子
孟子力倡人性善论，人性之所以是善，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先天的道德萌芽，认为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仁义礼智四个善端，这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生固有的，“善端”代表人的善，人心有善端，就表现为人性之善，所以人性是善的
2. 性无善无恶论 ------ 主要代表人物告子
在告子看来“性无善无不善也”，善与恶都不是性，而是后天教育培养性的改变，由于教育和环境的不同而使性或变为善、或变为恶。
3. 性恶论——主要代表人物荀子
荀子认为，人生来的本性是恶，人的本性都是好利求欲的，人人都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由于人人都有物质欲望追求，是性中自有，不待学而自然的，正是这种物质欲望的追求，决定了人性的恶。
4. 性有善有恶说——主要代表人物世硕
世硕认为，人生来具有“善”与“恶”这两种不同的自然属性，是先天具有的，与生俱来的。这如同气有阴阳一样，阳气表现为善，阴气表现为恶，因此人有善有恶。
5. 性自然说——主要代表人物老子、庄子
道家认为人性即人的自然性。自然性最明显的特点是原生性，《老子》“善之与恶，相去若何”、“见素抱朴”用原生之“朴”来形容人的本性。庄子则是进一步发展了性“朴”之说。
6. 性自利自爱说——主要代表人物墨子
墨子认为人的本性是“男女”和“生利”，是“自利”和“自爱”
7. 性好利说——主要代表人物法家诸子
法家多用“情”和“欲”来描述人性，其核心是“利”。《管子》说“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天下”，《商君书》说“民之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所利”、“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
8. 人性“为我”说——主要代表人物杨朱
杨朱“为我”之说，是由儒道墨人性论主流思想中涌出的一股异流，杨朱将人性从偏颇之处加以解说，但却恰好触及了人性的本真，即人的自私性。杨朱主张“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利己而不损人。
三、人性的变易性
在人性是否具有变易性、可不可以改变这个问题上，先秦诸子可以说是达成了共识——皆认为可变可易。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告子认为“性，犹湍水也”，孟子也承认人性不但变易不定，而且善端可得可失，“人之所以异欲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亦，君子存在”。荀子认为人“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明确肯定了人性的多种可能性和变易性。墨子主张人性如染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认为人性具有可塑性。在管子看来“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世硕认为“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善恶在所养焉。”
四、人性扬善去恶的途径
先秦诸子探讨人性，从根本上说来，是人类怎样认识自己，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怎样扬善去恶。由于诸子对人的关系及其地位认识不同，因此在扬善去恶的途径上也不尽相同。
道家认为人生在世要以出世的态度来应世间万事万物，讲究的是“无为”，强调的是“寡欲”和“绝圣弃智”。主张不尚礼仪，不论是非，不辨美恶，不染尘世，追求的是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与世绝缘，回归自然的境界。儒家以仁义为纽带把人与人连接在一起，追求的是“仁者爱人”，寻觅的是“泛爱众而亲仁”，孔子主张推己及人，以礼待人，克级复礼，重“忠恕“之道”。孟子极为重视养心知性“养吾浩然之气”，强调要完善本心，发扬善端，崇尚仁义。荀子想通过“化性起伪”来改造人的性恶，通过只礼仪、立法度、化师法来“隆礼”。
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认为通过爱一切人和为天下人牟利来扬善去恶。在他看来，爱人如爱己，利人则利己，人应该通过兼爱达到善。法家则强调应该通过法治来去恶扬善。要“厚爱利，明智礼，上身服，审度量，乡置师，中先令，劝庆赏，振刑罚”，以利来鼓励人们行善，以法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刑罚来遏制人们的恶。
先秦人性学说的中心问题是人性善恶问题，由于各家关于人性的界定不同，因而人性善恶的学说或是或非。如果所谓性指生而具有无须学习的本能，强调其本能的话，那么应该说性是无善无恶的。在这个意义上，告子之说存在一定合理之处。但如果说性具有变易性，那么所人性有善有恶更为恰当的，在这个层次上，世硕之学说可以解释。但在当时孟子关于人性的四善端和荀子的性恶论处于主流地位，俩者皆有合理之处，但又有着偏颇的地方。整个先秦时期的人性学说总的说来是想通过围绕“善”和“恶”为中心进行揭示人的本质所在，孔子重仁，孟子重义，荀子重礼到后来的韩非重法，有儒家的形而上的仁学思想到韩非形而下的法术势结合，表明了先哲在对人性的颓败所流露的无可奈何的情感。由于人的七情六欲和追求生存的本能，对资源怀有一种执着的寻觅，但资源的有限和分配的不合理的存在。容易导致人性的贪婪和虚伪，也使得对人性问题的难以理解和解剖。不管是墨子积极地寻求“兼爱”的拯救人心的情怀，还是杨朱和道家的消极“保全存真”的心境，但都无法解决人的生存发展和资源的矛盾，也就无法解决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的两难选择。先秦诸子从不同层面和侧面来解剖人性，但最终都无法摆脱人性难以改善的局面。所有的意义最后只是给后人留下丰富的学术精神和关注人生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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