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外侮日深，内乱频仍，为救敝起衰，重振国势，“天下爱国之士，莫不焦心竭虑，忧国之将亡，思有以挽回之策”。他们“师夷长技以治夷”，学习西方列强的工商之道、教育之术、改良政治之策，期以富国强兵。清末民初的贵州士人夏同龢，身处“大变局”的时代，感应华夏大地的脉动，静观时代的变化，趁势而起，弃旧图新，以“如欲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的英雄襟怀，投身于现代法政的建设中，以期完成“使法律知识普及于国民”‘‘建设法治国”的人生理想，为自己的人生书写了华彩乐章。
一、保守派心中的“骄子”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一日，戊戌科殿试大考在北京保和殿举行，在光绪帝亲临策问的情况下，贵州麻哈州(今麻江县)贡士夏同龢，夏按策问“举求才、经武、绥远、理财”等国家大政问题，为文洋洋两千余字，上溯春秋，下迄变法，引经据典，以古论今，表述了自己提倡“法祖”反对“维新”的保守观念。然而当时正处于‘‘戊戌变法”的前夕，保守派力量十分强大，夏同龢的观点博得了主考官孙家鼐及读卷官徐树铭、溥良等八位大臣的赞赏，后经光绪帝“御笔钦点”[1]。就这样，夏同龢继赵以炯(贵阳青岩人)之后，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二个文状元。
值得指出的是，夏同龢之所以成为保守派心目中的“骄子”，这与其从策对中展现的才学识及对传统历史文化有深厚的造诣是分不开的。贵州山重水复，跬步皆山，自古被人视为“蛮天僰雨，鸟道蚕丛”的荒服之地。由于交通落后，信息闭塞，贵州士人只得面壁苦读，把命运寄托在科举功名的人生理想上。然而不幸的是，崇山峻岭，飞鸟难越，阻碍了贵州与中原的交往，对贵州士人‘‘知古不知今，知中不知外”的通病造成了深远的影响[2]。夏同龢虽然早年走出黔山，在广东读过书，但由于当时封建统治者视西方思想为异端邪说，对其诋毁抹黑，加之旧学、新学壁垒森严，视若水火，从而造成了夏同龢不了解西学，不与维新派人士往来、谨守中国文化方寸、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弱点。
二、状元留学生与《行政法》
夏同龢中状元后，曾任翰林院编修。戊戌变法失败后，保守派重掌国政，光绪帝被幽禁，维新派被整肃。万马齐喑的局面仅维持了两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继起，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这时清王朝才痛感到不实行新政无以图存的紧迫性，在万般无奈之下，弹起了‘‘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的调子，准备对“列祖列宗之法”进行改革，并表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反动保守的慈禧太后亦走到前台，表达朝廷推行新政的坚定决心，说：“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并申言‘‘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在推行新政期间，清王朝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榜样，将兴办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创办新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新式人才;改革军制，增强军事力量等作为要务，力图奋起直追，重振皇朝雄风。
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夏同龢被派赴日本学习法政，成为我国自隋唐以来第一个状元留学生。在日期间，通过对其社会的观察，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一幅幅现实画面与中国积弱日久、死气沉沉的社会图景形成鲜明对比，无疑对夏同龢的心灵引了风暴。他十分清楚，日本的强大得之于明治天皇对日本社会体制、社会文化、经济、教育、军事、司法、交通、宗教等领域大刀阔斧的改革，待其羽毛丰满、国势强盛后，便向外扩张，历经对朝、对中、对俄战争后，日本一跃而为东亚霸主。
有人说：“人的思想嬗变必有其心路历程可寻。”翻开中国历史，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春秋时，越王勾践惨遭灭国，沦为奴隶，痛定思痛，志在复国，于是卧薪尝胆，终遂所愿;战国时，苏秦游说列国，铩羽而归，痛感父母嫂妻的冷遇和白眼，遂“头悬梁，锥刺股”，发奋为雄，为之后猎取齐国相位奠定了基础。夏同龢亦然，留学日本期间，是他人生的转折，亦是他思想发生根本变化的原点。到日本后，对夏同龢来说，一切都是那么地新鲜吸人，那么地充满活力，目之所见，心之所思，视觉上的冲击，心灵中的震撼，遂使他感到昔日奉为神圣的“法古不变”的观念黯然失色，毫无魅力，这时才领悟到《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真正含义。
接着对其传统观念进行第二次冲击的事是: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第二次东游日本，对其教育制度进行考察。夏同龢闻知消息后，曾五次拜访严修，向其请益[3]。对夏同龢而言，严修在黔任提督学政期间，热心文教，锐意兴革，创经世学堂，办官书局，疏开经济特科，大力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从而改变“夜郎旧习”，这位有着“经师兼为人师”美誉的前辈，在他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严修则对这位到日本学习法政的“戊戌状元”期许甚高，希望其学成归国，出其所学，为国家的法制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再其次，那就是1905年前后清廷所谓的立宪预备、预备立宪以及改良派与革命派在东京的论战。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疏请清廷自十二年后实行宪政。一时间风生水起，宪政成为朝野上下的时髦话题。看到朝廷改弦更张，夏同龢的思想受到震荡。面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他对中国的未来的改革充满了希望。另一件事是同年八月二十日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十一月该组织机关报创刊，随即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论战，革命派一方出场论战的主要是孙中山、章炳麟等;改良派一方出场论战的主要是梁启超。两派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论战：
一是革命，还是改良?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还是清王朝的君主立宪?
二是革命是否会引起下层社会的暴动和外国干涉?
三是是实行革命的民生政策，还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
作为一个封建士人，夏同龢赞成改良派鼓吹的君主立宪，当然不赞同革命派宣扬的“有秩序的革命”。他明白，今后的中国，要么改革以自强，要么革命走向毁灭。
由于学的是法政，夏同龢对‘‘明治维新”的司法改革特别关心。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这场司法改革中，日本政府仿效西方制度，重新订立刑法、民事法和商法，以推动国势的强大。他十分清楚，司法改革攸关政治改革的成败，未来中国的富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法政改革是其核心。有感于斯，夏同龢决定为未来中国编著一本《行政法》，使之裨益政治，鉴戒得失，并“使法律知识普及于国民”“建设法治国”。
行政法学始于法国，之后传到东瀛，又经日本学者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夏同龢留学日本期间，编著《行政法》一书，开了中国行政法学的先河，无疑是该学科的开拓者与先驱者。《行政法》引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行政法体系概念、原则、制度，通过考察日本法制社会，并结合中国国情，以寻求法制救国的方略，可以说，编著此书，是夏同龢对中国“人治”法理的未认同：《行政法》的出版，标志着夏同龢因时而变，紧跟时代潮流，是其思想的“嬗变”的里程碑。
三、创办广东法政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底，两广总督岑春煊疏请朝廷设立广东法政学堂。得知夏同龢返国的消息后，岑春煊又奏请其担任该学堂监督(即校长)。朝廷应其请，下旨批准设立广东法政学堂和任命夏同龢监督一职。
岑春煊(广西西林人)，前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系清末著名的政治人物，其发家史充满传奇性。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围攻北京，时任甘肃布政使的岑春煊率兵护送慈禧太后到西安，因勤王护驾有功，在慈禧的提携下，岑春煊青云直上，历任陕西巡抚，四川、两广总督。岑春煊虽是朝廷重臣、封疆大吏，然而早年受维新思想影响，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过从甚密。在维新派与保守派有关国家前途的政争中，他对梁启超所言的“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极为赞赏。在其仕途通达之际，他一直秉持“兴办教育，促进西学，培育人才为国家第一要务”的政治理念，所任之处，无不兴学育才。如山西大学堂、四川高等学堂，就是在其大力支持下诞生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这时兴办法政学堂的想法又袭上了心头。
接受广东法政学堂监督一职后，夏同龢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建校、师资和育才的工作上去，并在这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广东法政学堂是继直隶法政学堂后的中国第二所法政学堂。该校原址为广东课吏馆。经过改建和扩修，法政学堂拥有“新式讲堂二座、休息室四座、图书仪器室、监学室和收发讲义室等”。其后又“增设理财学科及附设监狱改良讲习所等，再加建课室二座、体育场二处”。由于学堂规模小，办学条件差，远远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同龢得富商王颐年资助七万元，善后局又拨款三万元，在广州天官里后街购得官地14亩，另建法政学堂新校，经过两年的兴建，于宣统二年(1909)落成。新校规模宏大，设施齐全，有园林、礼堂、花厅、办公厅、课室、住室、教员和学生宿舍，给人“美轮美奂，蔚然大观”的感觉。
新校建成后，教师的招聘工作随之摆在重要的日程上。在教员的选拔上夏同龢遵照岑春煊旨意，除聘用广东籍官费留学日本的法政毕业生外，还聘用了部分外省籍留学日本的法政毕业生和一些日本教习。在广东教习中，有朱执信、古应芬、杜之秋、张树栴、叶夏生、李文范等，他们皆是留日法政之一时之选，亦是思想激进的同盟会会员。特别是朱执信(广东番禺人)、古应芬(广东番禺人)，二人不仅与夏同和同年留学东瀛，学习法政，亦是东京中国同盟会会员。之后，朱执信、古应芬活跃于政治舞台上，成为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
这些教员在学校讲台上宣扬革命思想，正如余炎光先生在《朱执信》一书中所言：“法政学堂已是同盟会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广东法政学堂开办之初，招收官吏学员及地方学员。学员的定额是：官吏学员125名，包括知府15名和同知、州县官吏;地方学员定额是100名。在老师的悉心教导和学堂严格的管理下，这些学员抛弃了传统的法制观念，心中逐渐形成了近代法政理念。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部分学员在校接受了革命思想，毕业后投身革命。如陈炯明(广东陆丰人)、邹鲁(广东大埔人)。他俩在广东法政学堂就读期间，在朱执信、古应芬的熏染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毕业后，陈炯明参与组织了黄花岗起义，参加辛亥革命，为民国前期之政治强人;邹鲁早年与陈炯明的经历大致相同，后跻身政界，为著名的政治家。
夏同龢治理广东法政学堂六年，为广东培养了大批法政人才。这些从法政学堂的毕业生，走向社会后，大多成为了广东法政系统的官员。
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次年元月一日，中华民国诞生，广东法政学堂易名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夏同龢见自己的历史使命已完成，辞去教职，返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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