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性新闻在中国新闻传播当中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为我国以后的新闻传播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本篇主要是向大家介绍了商业性新闻论文的范例，希望给大家在商业性新闻论文的写作当中带来帮助。
第1篇；商业性移动新闻客户端的新闻道德失范及原因研究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已达4.82亿，占手机网民使用者的77.7%。在很大程度上，移动新闻客户端已经替代了传统新闻媒介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途径。另外，在一份2015年11月的新闻移动客户端月度覆盖率的排名中，腾讯新闻、今日头条位列第一、二位，而网易新闻则是位列第三，搜狐新闻位列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在覆盖率排名前九的行列中，除了凤凰新闻外，上榜的皆为商业性移动新闻客户端。
在这样的情况下，相较于由传统新闻媒体转型而成的新闻移动客户端，商业性移动新闻客户端是否能很好地承接传统新闻媒体的功能，并遵守新闻传播的专业性以及职业操守、道德伦理，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新媒体时代，由于受到社会、网络宏观环境和自身发展的一系列限制，网络新闻的传播已存在不少问题。而本文欲更进一步聚焦于商业性移动新闻客户端，尝试探究其存在的新闻道德失范问题以及其原因，为商业性移动新闻客户端更好地延续、承接传统新闻媒体的功能，更好地发展新媒体新闻做出参考。
1商业性移动新闻客户端的界定
移动新闻客户端即依靠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进行传播，并以应用软件为形式出现，能提供用户个体具有个性化制定与交互特征的新闻资讯的新型新闻媒介。它们又常被称为新闻App。
现有移动新闻客户端可根据其运营主体粗略地分为由传统媒体机构衍生或转型而成的移动新闻客户端，包括澎湃新闻、新京网新闻等；另一种则是除前者之外的机构组织开发的，包括腾讯新闻、网易新闻等。后者又可再被分为由商业网站开发或是由技术企业、个人等在内的非媒体机构开发的客户端[1]。然而后者的子分类都具有非传统媒体的性质，其身为新闻传播媒介所受新闻道德和素养方面的约束较传统媒体更宽松。因此本文将不做细分，而是笼统地将后者定义为商业性移动新闻客户端，以便之后结合“雷洋事件”对其进行道德失范现象的总结和原因分析。
2商业性移动新闻客户端的道德失范表现
2016年5月7日晚，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生雷洋离家后身亡，昌平警方通报称将“涉嫌嫖娼”的雷某控制后，其突感不适经抢救无效身亡。5月9日，各大移动新闻客户端陆续推送有关的新闻报道以及新闻评论，并在网络上持续引发热烈讨论。截至6月9日，已有多条关于“雷洋事件”的新闻涉及新闻道德失范问题。
2.1客观性缺失
2.1.1强加价值判断，具有道德审判倾向
在5月10日“网易新闻”推送的一条视频新闻中，其以“人大硕士雷洋‘涉嫌嫖娼’被控制后身亡当天是其结婚纪念日”为标题。一则标题同样提到了结婚纪念日的新闻也受到了“今日头条”的转载，并注明了来源是《新京报》。而由新浪教育撰文的一则新闻也提到了这个信息。
在上述转载和自行生产的新闻当中，无一例外地使用了“结婚纪念日”这个与案件不具强联系的信息，且在文中直指是“从接近警方的消息人士”得到的这个信息。在这几篇被转载的新闻中，借警方之口，披露当天是雷洋和妻子的结婚纪念日，颇有些暗示意味。这样的信息与案情本身并无关系，也并非新闻背景拓展所需，然而将这个信息置于标题之中，与“涉嫖”相对应起来，呈现出明显的比对心理和价值判断，具有道德审判倾向。
2.1.2标题耸人听闻
腾讯新闻、今日头条、搜狐新闻同时转载了由环球网提供的标题为“网传‘雷洋尸检报告’出炉，结果竟……”的新闻，其核心信息是“网传的‘雷洋事件报告出炉’已由官方辟谣为假”。然而，作为提供资讯功用的新闻以设置悬念的方式营造出耸人听闻的语义氛围，实属不妥。
2.2娱乐杂糅化
除了以提供客观信息为主的新闻报道之外，商业性移动新闻客户端还有不少新闻评论的推送，然后这些新闻评论的妥当与否也是存疑的。
有一条由“今日头条”转载自“每日有料”的名为“透过‘雷洋事件’看青春的选择”的新闻评论。“一个29岁的年轻生命逝去……只从雷洋自身找避免事件发生的所在……生命也没有第二次”。全文以“雷洋事件”这个热门话题作为一个噱头引发一系列没有实际意义和思辨性的感慨，它具有明显的娱乐化、杂糅化，已经远远偏离了新闻的实际意义，颇有些时下热门的“蹭热度”意味。而对于这样的文章，“今日头条”依旧进行转载，并与其他新闻置于一起，未免有失妥当。
2.3报道涉及侵犯隐私
新闻传播本是以公开为要旨的，且需要大量有时效性的信息做支持，然而信息的公开也有其限制，需对个人隐私保守秘密。然而商业性移动新闻客户端中，常见在报道公共事件中涉及个人隐私的情况。
如由今日头条转载《新京报》的一篇题为“雷洋事件追踪：足疗店女技师提供手淫服务家属称已提交尸检申请”的报道中提到北京电视台采访了涉事足疗店女性涉案嫌疑人的采访，并公开了采访内容。在呈现出来的新闻内容中，涉及了比较详细露骨且淫秽的细节呈现。网易新闻客户端则转载自广视网的一条题为“足疗店技师称为人大硕士雷洋‘打飞机’家属：已交尸检申请”的新闻也毫无保留地公开了对涉事足疗店女性涉案嫌疑人的采访内容，以及事件发生过程的细节。
在“雷洋事件”之中，在还未最终定罪的情况下，涉及个人隐私的证据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密，这样的行为明显侵犯了雷洋和女性涉案嫌疑人的隐私权。
3商业性移动新闻客户端的道德失范原因
3.1根本原因：经济利益驱使
截至2015年12月，我国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为4.82亿。而据不完全统计，以苹果应用商店和安卓应用商店的数量统计来看，我国已有250余种移动新闻客户端（包括移动新闻杂志客户端）。如此激烈的竞争之下，商业性移动新闻客户端更容易受经济利益驱使，而盲目迎合新媒体用户阅读、使用习惯，并选择更利于在新媒体上进行病毒式传播的新闻做推送。如何在千篇一律的新闻推送当中用标题抓取用户的兴趣，并尽可能多地迎合不同用户地不同阅读口味，正是其在逐利方面所做的考虑。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商业性移动新闻客户端更可能让新闻道德为经济利益让步，选取更多不符合新闻道德伦理的新闻进行推送。
3.2“新闻+订阅”运营模式的弊端
商业性移动新闻客户端以赢利为主，其趋利性决定它选择以最小成本、最大程度满足用户需求的方式，较少推送自身生产的内容，更多以整合其他媒体资源为主，并结合用户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的模式进行运营，即“新闻+订阅”模式[2]。除了整合传统媒体的新闻资源外，为了扩充信息量，商业性移动新闻客户端还会截取其他新媒体的资源。例如：新浪新闻客户端会整合新浪微博用户的发言资源，网易新闻客户端会整合由网易账号所推送的内容。这样的运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媒体用户多样资讯的需求，但同样也带来了严峻问题：信息准入门槛低，鱼龙混杂的资源极容易与庞杂的信息流随同具有较高专业性的新闻资源一同流入推送界面，新闻道德的控制自然也较为困难，失范问题难以避免。
3.3新闻编辑专业素养不足
由于互联网新闻的传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时间空间广度，繁冗的信息使得质量良莠不齐的新闻甚至虚假新闻、娱乐化新闻泛滥而难以被过滤。而以整合推送为主的商业性移动新闻客户端，其作为“把关人”的新闻编辑难以对这些冗杂的新闻进行细致地过滤和选择。
同时，也有部分编辑不具备过硬的专业素养，在对新闻过滤和选择时专业性缺失，一味注意新鲜度、吸睛度而忽视了新闻最为重要的客观性和应该承载的道德责任。
3.4法律制度不完善，网络监管薄弱
在制度层面，由于相对于审查制度较为成熟的传统媒体而言，承载于移动终端，通过网络进行传播的新闻较为年轻，现在我国还未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有利的约束。同时，在监管与审查制度方面，网络新闻的道德伦理审查不够成熟，相关的政府和社会的网络道德监管难以触及、也未触及移动新闻客户端传播的新闻，这为其新闻道德失范创造了条件[3]。
4结论
我国现存的商业性移动新闻客户端中，有很多新闻道德方面存在失范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有客观性缺失，在新闻的选取和推送上存在强加价值判断、道德审判倾向、标题耸人听闻的倾向。同时娱乐杂糅化即以严肃的社会事件为由发表无关的调侃，也是一个显著问题。另外，商业性移动新闻客户端在报道公共事件中也易侵犯个人隐私。
结合移动新闻客户端以移动终端为载体，以网络为传播方式的媒介环境和自身特质而言，这些新闻道德失范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新闻道德为其让步。另外，移动新闻客户端“新
闻+订阅”的运营模式自身存在的缺陷和新闻编辑专业素质的不足，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网络监管力度薄弱也为新闻道德失范问题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作者：彭云
第2篇：公共性和商业性夹缝中的新闻界
2008年50年不遇的特大雪灾给国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但一些媒体的危机报道和赈灾演出却大大超越了以往遭遇大规模自然灾害和疫情时的单一、迟缓反应，在春节期间给了南方地区抗击灾害、重建家园的力量。除了媒体，还有什么能如此及时迅速地营造出万众一心、共渡难关的氛围？与天气的严寒形成鲜明对比，网络世界喷发出了一个“艳照门”，熔浆四溅。网络媒介是希望的载体，也是伤害与毁灭的中介。当巨浪顺着它袭来时，谁来保护我们的利益？2007年夏天，北京电视台的“纸馅包子”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后被宣布为假新闻，一时间关于新闻媒介的公信力和对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的质问屡屡见诸报端，为了吸引眼球追求利润而炮制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从何体现？同一个夏天，默多克和班克罗夫家族的拉锯战终于画上了句号——默多克以56亿美元成功收购道琼斯，人们不免担心，以默多克传媒大亨的逐利本性和其过往对旗下媒体的干涉记录，他会不会干涉《华尔街日报》的新闻制作？《华尔街日报》能否保持其严肃的大报品格？在这些责问和讨论中，经常出现的字眼是“社会责任论”和《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任的新闻界》。笔者试图对《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任的新闻界》进行梳理，从这部社会责任论的代表作探讨公共性和商业性夹缝中的新闻界的发展路线。
发生改变的新闻界
威尔·罗杰斯曾说：“一份优秀的报纸就如同是一个民族同自己的对话。”这一说法体现了公众对媒介的信任，媒介成为公众的依赖，许多公共事务中媒介都成为公众必要的代言人。有观点认为新闻媒介离开了公众的信任就不能生存，因此媒体存在的职责就是向公众提供信息、观点以及娱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媒体作为一个运营中的商业机构，其主要的目标还是利润，任何为了取得公众信任而向公众提供的服务说到底还是在为自己服务，“只不过这些媒体要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就必须要有一种信任、理解，最终是支持的关系伴随始终”。这两种观点的交锋反映了媒介其实处于两种利益的交锋中——一方面是公众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媒介机构本身的商业利益，两者并非时刻一致。
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人们也对处于公共性和商业性夹缝中的媒介提出过这样的质疑，如麦克切斯尼说的：“20世纪早期职业新闻观的兴起——这个观点到了20世纪中期变得相当流行甚至处于主导地位——主张编辑过程与媒体所有者和广告商的监督进行分离，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人们更加相信，编辑新闻是一项公共服务。”然而随着媒介垄断越来越严重，人们发现现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媒介有可能打着公共服务的幌子滥用新闻自由。公共性和商业性之间的冲突使“现代新闻界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变得“崭新而陌生”。于是，关于此等现象的分析和应对措施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而紧迫，也正因为如此，1943年底，一批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聚在一起，试图在公共性和商业性之间为媒介找到一条出路。因此，新闻自由委员会所讨论的都是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如哈钦斯在总报告《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任的新闻界》的序言中提到的那样：“它寻求旨在填补所得信息缺口的事实，或者回答在它的讨论中发现的问题……委员会发现，这些都是可以被恰当处理的事情，因此，极度重要的是，这些事情应该正确处理。”
委员会简略地给出了三条解释：“首先，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新闻界的发展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同时，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新闻界的发展大大降低了能通过新闻界表达其意见和观点的人的比例。其次，能把新闻机构作为大众传播工具使用的少数人，未能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服务。最后，那些新闻机构的指导者不时地从事受到社会谴责的种种活动。这些活动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新闻机构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管制。”如果这些情况不予制止而持续下去，则必然导致政府的制约和控制，这是对新闻自由的威胁。
委员会认为对自由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新闻自由之所以面临这种危险，部分是新闻界的经济结构所致，也是现代社会工业组织所致，同时也是因为新闻界的主管未能意识到一个现代国家的需要，未能估计出并承担起那些需要赋予他们的责任。”
根据威尔伯·施拉姆的介绍，“约在30年以前，走进出版界或者办一家报纸或电台就已经不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这些事业单位逐渐扩大，创办这种事业或者经营这种事业，都需要巨量的金钱。许多代表不同政治观点、读者可以从中加以选择的、各式各样的小报刊，不再成为典型的形式了”。媒介集中成为趋势，1900年前后，拥有两份以上报纸的城市数量持续下降，到了1930年，8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要么只有一份报纸，要么只有同属于一个老板的早报和晚报。到了1940年，曾经拥有20家日报的纽约，也只剩下了8家早报和晚报。在施拉姆看来，“正像过去集权主义时代一样，报刊已经落在了少数有势力的人手里……少数人控制报刊这件事实本身，使报刊的老板和经理掌握着令人不安的权力。报刊不再像密尔和杰弗逊所论述的那样容易成为思想的自由市场”。更进一步的，新闻自由委员会认为，这些在他们看来，此时新闻界面临的公共性和商业性的矛盾实际上就是新闻自由在实际运用中的困境，“如果一种对于所有的人都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工具仅仅供少数人使用，且不能提供人们所需要的服务，那么此时，利用那种工具的少数人的自由就处在危险之中了……如果现代社会需要大型大众传播机构，如果这些集中强大到足以威胁民主社会，而如果民主社会不能单靠拆分这些机构来解决问题，那么这些机构就必须控制自己，否则就要受政府控制。而如果它们受控于政府，我们就失去了反对极权主义的主要卫士——而且同时向极权主义迈进了一大步”。
处于危险之中的新闻自由
面对如此激烈的现实，新闻自由委员会并没有直接进入对应对方法的探讨，而是从根本原则入手，梳理了新闻自由对社会运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此中思路不难理解，在鲁斯、哈钦斯和委员会成员们看来，报刊自由一直是美国报刊运作的支柱和基础，报刊的功用、角色或表现，实际上就是报刊自由原则在实践中的应用。美国报刊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如何，自然也就是关于报刊自由原则本身的现状和未来发展问题，两者本是一回事。”
新闻界由公共性向商业性偏移，作为连带效应，“为了吸引最大数量的受众，新闻界强调例外甚于常规，强调煽情甚于重要性”，其新闻价值的评判标准从事件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变为了谁更能吸引眼球。“努力吸引最大的受众群，同时意味着每则新闻报道都要照大字标题的头条去写。其结果是，没有关于一个民族的生活的连贯故事，而只有一系列被制作得似乎比实际价值更重要的雅致的小品文。”
商人只提供可以给他带来最大收益的商品，但是作为一个公共信息的传递者，新闻媒介的责任并不只是多赚钱而已，新闻自由委员会用“八个需要”来阐述新闻界应该对公共生活负起的责任：“我们的社会需要对当日事件进行准确而真实的报道；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自己所在的地方、地区和国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需要所有其他国家的可靠信息；我们需要为其他国家提供关于我们自己的同样信息；我们需要一个交换关于公共事务的评论和批评的市场；我们需要以宏大的规模再现具有曾经是两个世纪前乡村聚会特点的公开辩论；我们需要将现代社会各个组成部分的图像，投射给所有群体、地区和国家；我们需要阐明我们的社会和其他社会的目标和理想。”委员会对新闻界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表现上直接画了个叉，“当我们将新闻界看做一个整体时，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它没有满足当今社会的需求。本委员会相信：新闻界在这方面的失败是对它享有的自由的最大威胁”。在《报刊的四种理论》中，彼得森将之称为“对于整个报刊的一般控诉”。
解决之道：自由而又负责任
从汉语的表达上看，自由而又负责任很容易让人认为美国新闻界在《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任的新闻界》面世之前是为所欲为、没有任何责任感的，其实，西方的自由概念从来就是非常内敛的，自由本身就意味着限制，“根据常理，这个领域不可能是没有限度的，因为否则那将是一个所有人可以没有限制地干涉所有人的状态；而这样一种自然的自由将导致身处其中的人连最低需要也无法获得满足的社会混乱；要么，弱者的自由将被强者所压制”①。但同时，人们同样认可“应该存在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的领域；因为，如果这个领域被践踏，个人将会发现他自己处于一种甚至对于他的自然能力的最低限度发展也嫌狭窄的空间中，而正是他的那些自然能力，使得他有可能追求甚或领会各种各样人们视为善良、正确或神圣的目的”②。这些论述都告诉我们，西方人所说的自由从来就是保障和限制并举，和此前我们理解的“放任自流”完全是两码事。
既然政府扮演的是交通警察的角色，那么公共性的维护这一重任主要还是压在了新闻界的肩上。与公共性必须由公共事业单位来维护的想法不同，委员会首先明确了“美国传媒产业现在是，而且应该继续是私人企业”，在委员会看来，“着眼于公众启蒙的优良行为，同样也是优良商业……一个真正的专业认识是不会为了金钱而去做某些违背职业精神的事情的”。委员会给新闻界提出了五条建议：“大众传播机构接受自己作为信息和讨论的共同载体的责任；大众传播机构承担起在它们的领域中资助试验性的新活动的责任；新闻界的成员们开展生气勃勃的相互批评；新闻界尽可能地运用一切手段来提高其工作人员的能力、独立性和效用；广播业要掌控自己的节目并且要像最好的报纸那样对待广告(不被广告商支配)。”
公众在新闻自由委员会的眼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弱势群体”——“我们感到，美国人民不了解对他们来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没有觉察到传播革命已经发生；他们没有意识到新闻界的新设备和新组织置于少数人手中的巨大力量；他们还不理解，新闻界的表现与当今世界上一个自由社会的要求相距多么遥远。”公众对新闻自由可以提供的帮助就是，公众拥有或者能够创办这样的机构：可以被用来弥补新闻界的不足、制定新闻界的竞争标准以及使新闻界恪守它的责任。“非营利性机构帮助美国人民所需要的特定类别、数量和质量的新闻服务；在传播领域创建从事高级研究、调查和出版工作的学术—专业中心，现有的新闻学院利用其所在大学的全部资源，使它们的学生接受最广博、内容最丰富的训练；建立一个新的独立机构，每年评估和报告新闻界的表现。”
毋庸置疑，新闻自由委员会给大众传播机构设计了一个非常诱人的发展路线，媒介自身保持其私人企业营利的性质的同时具备明确的事业责任感，政府督促和扶持，公众则是监督和批评，如此搭配至少在理论上可以使新闻界在公共性和商业性之间游刃有余。
结语
虽然《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任的新闻界》在出版后遭到了强烈的攻击，但是就报刊实践方面而言，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观点已经被新闻界所接受，“社会责任”这一要求更是没有任何一个传播者表示反对，而近年来对新闻娱乐化的批评声中，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这份总报告和“社会责任”更是屡被提及，而时至今日，《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任的新闻界》中提出的实践原则和方法对我们仍有许多借鉴意义。
作者：任景华
第3篇：试论商业性报刊在我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地位
一、商业性报刊的发展概况
商业性报刊不同于宗教性报刊、政治性报刊，其重点是“商业”二字。商业性报刊分为两种，一是以刊登商业信息和广告为主的内容商业化报刊；二是以赢利为主要办报目的的商业化报刊。
鸦片战争前，英文商业报刊首先在广州出现，主要有《广州纪录与行情报》（后改名为《广州纪录报》）、《广州周报》、《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和《中国丛报》等。鸦片战争期间，第一份在香港出版的英文报刊《香港钞报》问世。
鸦片战争后，商业性报刊在香港、上海纷纷出现，并迅速成为报业主流。大量英国移民在战后涌入香港，使该地区的外国侨民居第一位，为英文商业报刊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此时期的英文商业报刊主要有《中国之友》（后与《香港钞报》合并为《中国之友与香港钞报》）、《香港纪录报》、《德臣报》、《孖剌报》、《香港电讯报》等。鸦片战争后，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中外贸易率先发展起来并走向繁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中文商业报刊，而香港的中文商业报刊大都是从已经成熟的英文商业报刊中孕育出来的，主要有《香港船头货价纸》（后改名为《香港中外新报》）、《香港新闻》、《中外新闻七日报》、《香港华字日报》、《近事编录》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文商业报刊迅猛发展，上海成为新的报业中心，主要有《上海新报》、《申报》、《字林沪报》、《新闻报》等。其中《申报》的创办与发展标志着我国中文商业性报纸发展到了成熟阶段，而《字林沪报》和《新闻报》创刊后，形成了“申”、“新”、“沪”三报鼎立的格局，上海的商业性报刊出现大发展的局面。
二、商业性报刊在我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地位
商业性报刊在诞生时期多为外国人所办，在民族报业中商业性报刊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在我国近代报刊中并不占主流，但它仍旧是我国近代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新闻传播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的重要性主要是通过它在新闻业务、经营理念和与其他报刊间的互动等方面体现出来的。
1、商业性报刊在新闻业务方面的改进
（1）重视新闻报道。《香港船头货价纸》创办于1857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改为《香港中外新报》后，虽然仍以报道商业行情为主，但所刊新闻进一步增多，设有《京城全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等栏目，发行对象也由最初的商人扩大到一般市民；《近事编录》创刊于1864年，除刊登行情、船期和广告外，也大量刊登新闻，是当时所有中文报刊中最早报道巴黎公社起义消息的报纸，其新闻还常被当时的《上海新报》转载；《上海新报》创办于1861年，是上海最早的中文商业报纸。该报初创时分为两个版面，第一版是商业信息和新闻，刊登过许多有关太平天国的报道。在第二阶段时，中外新闻占据第二版，大多译载或转载中外文报纸，还辟有《苏省日报》专栏；《申报》创办于1872年，是上海的第二份中文商业报纸。该报更是将新闻报道放在首位，在多地聘请特约记者，还向社会征求各方面稿件，并从1874年开始拓宽新闻报道面，大量报道社会新闻。
与政治性报刊注重言论相比，商业性报刊更加重视新闻，遵循重新闻、轻言论的方针，视新闻为立命之本。以1883年2月6日的《申报》为例，报纸总共8张，广告占4张。但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和广告在商业性报刊中分量相同，因为任何广告都是依附在新闻之上的，广告带来的巨额利润是以真实及时的新闻为前提的。而商业性报刊重视新闻报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治性报刊重言论、轻新闻的不足。
（2）加强新闻时效观念。《广州纪录与行情报》创刊于1827年，初创时为双周刊，后改为周刊，每周二出版；《德臣报》创刊于1845年，初创时为周刊，1862年2月1日起改为日报；《孖剌报》创刊于1857年，是香港最早出版的英文日报；《上海新报》是上海第一份中文商业日报；《申报》创刊时为两日刊，出至第五期时改为日刊，星期日休刊；《字林沪报》、《新闻报》也都是日报。
与一月一出的宗教性报刊相比，商业性报刊的出版周期大大缩短，同时商业报刊对信息量的要求也大大增加，这就势必使商业性报刊要在新闻采写、通讯手段等方面进行改革，以便增强采写效率、提高新闻时效。如《申报》在国内报纸中最早使用了电报。电报在发展之初被称为“闪电式的发展路线”，为新闻传播提供了快速有效的通信手段。随后，其他报刊也开始注重新闻时效，大规模地利用电报发送新闻。当今，时效性仍是媒体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3）改进报刊样式。《香港船头货价纸》是最早的以单页报纸形式两面印刷的中文报纸，改变了传统的线装书样式；《上海新报》在1868年进入第二阶段后，样式已接近现代日报，是国内最先使用白报纸印刷的报纸。该报自1870年3月24日起率先在每条新闻上加标简明题目，用头号字排标题，四号字排正文，此前国内各报都没有专门的新闻标题。商业性中文报纸成为19世纪70年代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的样板和直接模仿的对象。
（4）创办副刊。副刊是中国报纸的重要特色。副刊即报纸上刊登文艺性、知识性作品或理论性、学术性文章的固定版面，每天或定期出版，多数有刊名。《字林沪报》于1897年11月24日创办我国报纸的第一个副刊《消闲报》，开我国报纸副刊之先河；《申报》非常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公开征集文艺类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艺类作品的篇幅，后出版副刊《自由谈》。商业性报刊副刊的内容，主要是消闲文字，与报纸总体报道内容无直接关联，但这都为今后副刊成为整张报纸的有机组成部分奠定了基础，如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
2、商业性报刊“自负盈亏”的经营理念
以《申报》为例，它在报刊经营方面有很多成功经验。在发行发面，《申报》采取低价销售的营销策略，每份报纸定价仅为8文；《上海新报》为与之竞争，每份报纸的售价从30文降为8文；《新闻报》售价为7文，比《申报》还便宜1文。《申报》还雇用报童在街头售报，并注意加强外埠发行工作，在部分城市设立分销处，聘请经理人负责当地的发行事宜。没有设置分销处的地区，则委托信局代寄，邮费另加。在广告方面，《申报》积极宣传广告的作用，向社会招刊广告。史量才主持《申报》时期，继续延用张竹平任总经理。张竹平在馆内专门设立广告推广科，四处招揽广告，并且改进广告设计。《申报》还根据报纸版面的地位等级将广告分为“论前广告”（封面广告）、“后幅广告”、“中缝广告”、“紧要广告”、“特别广告”等。其中，“中缝广告”一直沿用至今。1935年，《申报》每月的广告收入平均在15万元以上。
与政治性报刊依附党派提供资金不同，商业性报刊在报业经营上采取依靠广告、发行等赚取利润的策略，这是商业性报刊保持言论独立的重要经济基础。这种报刊经营理念使商业性报刊具有活力，不像政治性报刊依附于某个阶层或政党而死气沉沉。商业性报刊对发行、广告的重视，不亚于政治性报刊对言论、宗教性报刊对传教的重视。没有发行、广告，商业性报刊就没有利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我国现在报纸重视广告的价值与商业性报刊重视广告的作用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商业性报刊“自负盈亏”的报刊经营理念也是当今我国媒体走企业化经营之路的开端。
3、商业性报刊与其他报刊之间的互动
（1）中文商业报刊刊登京报部分内容。《香港船头货价纸》改为《香港中外新报》后，开设《京报全录》栏目；《香港华字日报》所刊内容以翻译外报和转载京报为主；《上海新报》也摘登京报上的消息，还刊登“辕门抄”发布的江苏政界消息；《申报》还刊登京报的“宫门钞”；《字林沪报》“首列上谕，尊君也”。
中文商业报刊从邸报中选取有价值的内容刊登在其报纸上，既使一般市民了解商业信息，也使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朝政和国家大事有所知晓，从中选取自己所需要、所关心的和感兴趣的信息。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京报的发行。
（2）商业性报刊巩固政治性报刊发展成果。政治性报刊较为激进，常常与当权者处于激烈的敌对立场，这使得它们经常处于“尽情地抨击当局”和“无情地被当局取缔”的状态。如《苏报》肆无忌惮地鼓吹革命，直呼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结果被判处永久停刊。与政治性报刊相比，商业性报刊存在“保守”、“守旧”的不足。《申报》主张“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在新闻报道和言论方面持中立、谨慎的立场，1872年创刊，1949年上海解放时停刊，前后历时78年。也就是说，正是这所谓的不足才使得政治性报刊的观念和新闻报道方面的成果保存下来。试想如果没有《申报》等商业性报刊，中国新闻传播史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纵观中国新闻传播史，尽管商业性报刊在我国近代报刊中不占主流，但是它以新闻业务、经营理念和与其他报刊间的互动等方面成为我国近代报业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杨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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