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研究与实践(亚洲传播学刊)

关键词： 新亚洲主义 传播 亚洲传播学

[摘要]：本文首先从东西方不同的视域剖析传播，采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从 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面来分析东西方传播方式和传播理念的迥异。经济 发展 阶段决定传播科技水平， 科学 技术决定传播方式； 哲学 基础决定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价值观和传播理念。总体而言，东方传播乃是深受组织影响的人际传播，是集体导向的传播，主张关系与和谐，留下农业文明的烙印；而西方传播侧重于大众传播，是个体导向的传播，强调传播效果，是 工业 文明的产物。接着，文章对西方的传播哲学进行反思，指出西方哲学影响下的传播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新亚洲主义是采用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亚洲价值观，主张对话而非对抗，强调融合而非征服，需要和谐而非冲突；它应该成为亚洲传播学的研究范式，形成具有西方基因但有亚洲特色的亚洲传播学，以传播为基础，促进东西方文明的共同繁荣。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ses human communi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asia and europe respectively. asian communication is basically collective-oriente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which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relationships and harmony. european communication is an individual-oriented mass communication, and it focuses on communication effect. the former is featured by agricultural age, and the latter is the product of industrial society. this essay also makes a rethinking of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western communic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context, new asianism tends to be a feasible approach to study asian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new asianism；communication；asian communication

　　传播学来自美国，对亚洲学术界来说，它是舶来品。亚洲学者如何看待这门东渐的西学，是全盘接收，还是选择性创造性地吸收？这是值得亚洲传播学界的学者深思的一个现实命题。本文认为，传播学诞生于美国，它的 历史 源头发端于欧洲，它是一门诞生于西方土壤并在西方价值理念框架之中形成的科学。而西方价值观的核心是欧洲的古典自由主义，这是以个体为出发点的哲学理论，其典型弊端是极端个人主义，传播学亦不例外。传播学历史告诉我们，传播学的社会责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匡正就是一味追求自由主义过头的结局。亚洲的传播学应该在吸收西方传播学精华的基础上，对之创新改造，使之形成富有亚洲特色并符合亚洲价值理念的亚洲传播学。亚洲传播学的形成必须是在亚洲价值体系内进行，亚洲价值观的根基乃是影响亚洲长达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其核心是集体主义和关系主义，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21世纪的亚洲价值观是不同体制的亚洲诸国对新儒家思想的理论深入探索升华的结果。在当前的国际语境下，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一个世界，多种声音”，这不仅是世界 政治 格局的需要，也是建立各国共同接受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需要。从亚洲现实出发，以亚洲的价值理念改造和发展传播学，创建既有西方基因又有亚洲特色的亚洲传播学，这正是亚洲传播学的研究进路。

　　一、传播：东方与西方的视域

　　传播是人类的表征，也是人类的特权。它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是构成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特有现象；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促成了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存在着不同的性质的传播。（邵培仁，2000：31）但是，何为传播，其界定众说纷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进行定义，迄今为止，依然没有达成共识。但传播这一人类活动的存在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各个不同层面的主体之间必须存在差异，没有差异，就无所谓传播。无论传播的目的是影响、劝服、共享、反映或互动，在传者和受者之间必然存在双方不一致之处，设若传受者之间几近或完全相同，传播即失却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传受双方有差异不一定出现传播，但有传播必然就有传受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差异是传播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差异何以产生，是文化使然。此处的文化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和文学范畴，它从书本知识延伸到人类特定的生活方式。故而，文化即差异，差异意味着传播，归根到底，文化的多元是人类传播的先决条件。

　　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要传播，如何进行传播？东方与西方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阐释这些命题，东西方的传播的差异性根源还在于其文化的差异。东方的传播总体上侧重于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即使是 现代 大众传播仍然印有较深的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留下的痕迹。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东方传播的这种偏向性特征可从两重维度来阐释：其一是落后的农业文明，其二是东方的哲学思想。前者乃是经济基础，后者为上层建筑因素。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期之前，东方一直居于世界的中心位置，东方的漫长的农业文明持续达数千年之久。与工业时代文明相比，不可否认，农业时代文明显得落后，生产力技术水平低下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传播技术。尽管人类传播史上的前三次突破语言、文字和造纸术都发生于农业时代，但人类开始大规模的传播活动发生在工业化时代。农业时代落后的传播技术决定了社会整体大规模的传播活动无法实现，而农业时代统治阶级对 教育 的钳制和知识的垄断造成文字成为少数贵族和官僚独享的传播媒介，农业时代的大众主体的传播方式不得不依靠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

　　然农业文明时代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单个的个体很难获得生存的机会，个体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过群体生活，群体组织对个体显得至关重要。在群体组织中，个体不仅需要处理与其它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会面临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冲突时的艰难抉择。群体要求个体必须将群体组织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组织内部不得不建立森严的等级秩序以减少冲突并确保组织的相对稳定性，群体组织的安稳事关个体的生存与安危。为了维护组织的正常运行和安稳状态，组织传播要求其内个体之间保持和谐的关系，并以组织的利益作为最高利益。强调关系，注重集体，是组织传播的目标所在。具体说来，组织传播具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首先，严格区分群体内和群体外的关系（即内外有别）。组织为了维护自身的独立性和稳定性，格外强调组织的内外之别。组织内外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均有虽不成文但比较明晰的界限，个体的组织归属划分是组织传播的首选考虑。其次，组织内部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该等级秩序决定了组织内的个体有着权力差距（即上下有别）。权力差距影响传受者之间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最后，组织内的传播高语境化，（意义在于受者的解读）。生活在同一个组织内的个体长期共享同一个传播语境，这种高语境的传播往往采用模糊而非明晰的语码，强调间接性而非直接性交流，传播的效果对受者的解读意义的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由此，个体之间的人际传播，个体在群体中的组织传播，成为东方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的主要传播方式。

　　当然，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从上层建筑维度同样可以找到东方传播的理论根源。东方与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分别决定了东方人与西方人的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而东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是以 中国 传统儒家思想为其哲学基础。儒家中庸的思想主张“和”，“和”体现在三个方面：人与人、人与 自然 、人与社会（即个体与集体）。人与人要和睦相处，人与自然要天人合一，人与社会需要个体服从集体实现社会和谐。为了实现“和”，儒家推出“三纲五常”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渗透儒家思想的东方思维强调的是更为图形式（configural）的和整体的（holistic）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图形性逻辑的方式中，一个现象是通过它与另一个现象的关系来加以理解的。其重点是通过“众”去理解“一”，换言之，一个特定的现象不是通过一项不变的原则来理解的，而是通过在不同环境中与其他多种现象的关系来理解的。东方的图形性逻辑产生了一种非线性思维关联，理念被“结构”在一起以便展示相互关系的模式。（史蒂夫•莫滕森，1999：3-5）东方的思维方式观照事物相互关联的整体视野，从具体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依赖、多样性以及整体互动性中考量包括传播在内的人类活动。所以，在东方图形式和整体的思维方式中，考察传播活动必然要从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关系入手，还要考察个体与集体的相互关系。东方的这种传播是为了人与人（或个体与组织）之间的沟通，沟通的目的为了实现人与人（或个体与组织）之间相互理解，进而消除分歧，形成共识，从而最终实现相互之间关系的和谐，和谐是东方人的终极追求。正是东方思维中图形性和整体认知世界方式，决定了东方人在交往中把集体和社会关系作为价值观的主要目标，传播活动亦不例外。

　　在分析东方传播的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文明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哲学思想后，我们发现，东方的传播方式主要是深受组织影响的人际传播，注重的是人的因素，而非作为信息本身的内容要素。东方人在传播过程中非常注重传播对象，在传播之前，传播者首先会慎重衡量传播对象，衡量的范围包括对方的年龄、性别、职业，还考量自己与传播对象之间的关系，这包括双方之间是上下关系、内外关系等，最重要的是传受双方之间存在的社会权力差距。传播者则根据对传播对象的认真考量来确定传播的具体细节，例如，采用何种传播方式，打电话，发送短信，通过他人告知，邀请对方在某处见面商谈，还是亲自登门拜访。之所以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其原因就在于传播对象的身份和地位，取决于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双方的权力距离，而不是根据传播效果的好坏。例如，在中国的某些地方，当某家出现丧事时，要告知亲戚朋友。对于一般的亲戚朋友，利用现代通讯工具打电话即可。但是对于亲戚中那些重要的长辈，则要派专人上门报信，否则，打电话会或被视为对长者的不敬，引起对方的不悦，甚至会遭到对方的严厉指责。而且，派出报信者要有相当的辈份或社会地位，双方之间的权力差距不可悬殊。不仅是传播方式，传播过程同样受到传播对象的影响。即使是传播同一信息，也会因为传播对象的不同而选择特定的语言（方言还是普通话），说话的时间、说话的地点、说话的语气甚至包括肢体语言的使用等都会因人而异。总之，东方人基于传播双方的关系来考量传播活动，人际传播是东方人传播的首选，但这种人际传播深受组织的影响。可以说，东方的传播活动是从“他”（传播对象）的角度出发，以关系为传播基础，以追求和谐为目标的传播，这是一种以集体为导向的传播。

　　在西方，作为一门研究对象的科学，传播学的诞生离不开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发展成就，三论给传播学提供了直接的科学滋养。无论传播的定义如何，三论影响下的传播总有一个传播起点和传播终点即传播者和受众的划分。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信息是传播的内容，也是传播过程的核心。传播者从事传播活动首先是从我出发，围绕传播效果考虑传播活动。为了把信息有效地传播给特定的受众，“我”该采取哪些措施，选择何种传播方式，是选择大众媒介还是人际传播，是选择 电子 媒介还是选择印刷媒介，采取何种方式才能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而特定传播工具的选择，以及与传播对象之间的和谐关系等，这些只不过是实现其传播效果的手段而已。传播效果是西方信息传播的最终目的，其出发点是传播者。与东方从“人”的角度考量人际传播活动不同，西方拉斯维尔的“5w”传播模式是典型的以信息为基础的大众传播模式。一言以蔽之，西方的传播活动是从“我”的角度出发，以信息为传播基础，以追求传播效果为目标的传播，这是现代大众传播活动的起点。

　　西方传播之所以成为现代大众传播的起点，得益于西方的工业文明。在工业化时代，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包括 交通 和通讯在内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市场对原材料和产品的信息需求日益增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首先是报纸，随后是电子技术，开始了西方蓬勃的大众传播。西方大众传播具有典型的工业文明特征：工业化时代的 企业 强调生产效率，追求企业的高额回报。西方大众传播非常强调效果，传播者对传播效果的追求好比是企业对生产效率和利润的追求；只不过，传播机构的产品是信息不是具体有形的实物而已。总之，西方的大众传播是西方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并留有工业文明的深深烙印。

　　西方的传播模式深受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影响，西方价值理念是建立在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形成于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1859年约翰•密尔的《论自由》和1664年亚当•斯密的《论出版自由》，奠定了西方自由市场理论的基础，这两部著作也被学者们奉为研究西方传播思想的奠基之作。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表达自由是最基本的天赋人权，其前提是人乃理性的动物。而表达自由是保障民主必不可少的条件，对民主而言，公民对社会关心的所有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这是充分有效的参与条件，表达自由是民主意见形成的保障。（吴飞，2004：9）民主与自由，成为西方价值系统中的核心思想。在西方，集体是由无数个体组成，个体参与集体事务的前提是建立民主制度，为了保障民主的实现，个体必须享有充分的自由，尤其是言论表达自由，应该允许个体公开地对集体事务发表意见并提出批评，个体的解放是个体民主参与集体事务的先决条件。所以，个人的言论表达自由成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法国《人权宣言》的最重要内容，西方的传播从此发端并发展。西方的传播正是从个体的自由主义出发，主张个体的表达。吴飞教授认为，言论表达自由包含三个方面内容：第一是表达方式自由。表达可以通过寻求、接收和传递的行为方式进行，前二者是主动表达行为方式，后者是被动表达行为方式。第二是利用媒介进行表达的自由，可以是人际传播的口耳相传，可以是借助报刊和现代大众电子媒介进行大众传播，也可以是利用说唱等其它 艺术 形式进行表达。第三是表达内容自由。只要发表的言论没有涉及国家机密、他人隐私、社会安定等 法律 禁止内容，表达内容应该不受限制。其实，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表达的实质就是传播。借助同样起源西方的信息学来分析，个人的表达就是传播者借助特定媒介（人、大众媒介等）将信息内容传达给特定的传播对象以取得相应的传播效果。承继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家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思想的西方思维呈现一种直线式的逻辑思维。在直线性逻辑思维中，一个事物式通过与一个基础的、不变的、显露的真理的关系来加以理解的。其重点在于通过“一”去理解“众”。（史蒂夫•莫滕森，1999：4）也就是说，一项普遍的真理常被用来解释众多特定的现象。因而，面对复杂的大众传播，西方的学者却试图以一个线性的模式来描述和概括之，拉斯维尔的“5w”模式和申农的数学模式均是典型代表。而追求所谓民主自由的西方哲学思想必然地导致了西方人的价值观以自我为中心，个体主义成为西方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基本出发点，传播亦不例外。简言之，西方的传播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石，从个人出发，以信息（传播内容）为核心，以效果为追求目标的传播活动。

　　表1：东西方传播观比较图
　　

　　基于东西方不同的传播理念，其传播模式也不相同（见图1）。

　　图1：东西方传播模式图

　　东方传播模式：

　　西方传播模式：

　　

二、西方传播 哲学 观之反思

　　追溯到欧洲古典自由主义，我们发现，西方传播学的哲学起点是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17世纪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基础，18世纪付诸实践，19世纪达到了巅峰。然而，也正是从这个巅峰之上，自由主义开始了自己无可奈何的跌落。特别是20世纪自由放任严重侵蚀了自由主义最初的思想精髓，自由被加以滥用，人们对自由主义失去了往日的坚定信念感。（徐耀魁，1998：219）于是，西方资产阶级所崇尚的自由主义理想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被严峻的现实动摇，人们对之产生强烈的怀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资本主义国家，大众传播媒介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私人 企业 ，资本主义从自由主义进入到垄断时期，大众媒介日益被少数垄断者所控制，观点的公开市场形同虚设，所谓的表达自由实际上成为少数掌握大众传播机构者的自由。资产阶级大众媒介出现高度的垄断化、集中化趋势，与古典自由主义论所主张的言论、意见多样化原则，也是不相容的。（张国良，1998：144）第二，作为企业的大众传播机构在利润的支配下，因为考虑广告来源于大财团的缘故，有时不得不俯就于少数大财团。在这种情形下，只有大财团的老板们才能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愿。第三，作为政党宣传工具的资产阶级党报和其它传播机构，沦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言机构，替少数政客说话，而且经常对不同的声音予以压抑，妨碍了观点的自由公开交换。第四，自由被少数人过度滥用，过度的自由主义走向极端，出现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引发了一系列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甚至破坏了资本主义统治秩序。

　　正是基于以上的种种原因，作为西方传播哲学基础的个人自由主义招致社会各界的严厉批评，要求对之进行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在这样的情景下，1944年，以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历时三年的调查于1947年发表了《自由而负责的报刊》。该报告指出西方的传播自由之所以陷于危机中，主要是因为缺乏对社会责任的约束。如果说西方传播的自由表达是尊重个体，赋予个体以权利，那么，社会责任理论的推出则是对个体权利的约束，社会责任成为对表达自由的制衡。无论是个体还是大众传播机构，在行使表达自由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西方社会的传播从自由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责任阶段，从个体享有的天赋权利走向个体对社会的责任，这是对西方传播哲学的一次补充和修正，由此，个体自由权利与社会责任理论共同建构起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传播哲学，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

　　但是，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人们并没有停止对西方传播哲学的批评和反思。马克思主义从 政治 经济 学出发研究西方的大众传播领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企业的大众传播媒介为私人所有，企业的目标是无限制地追求利润。所以，他们不是以自由主义或社会责任来指导经营报刊，而是以利润原则为报刊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以利润原则来指导办报的根源正是报刊的私人所有。这就形成报刊的所有制——私有性和新闻媒介本身的社会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李良荣，2002：141）

　　以欧洲为中心的批判学派突破了美国经验学派从信息学出发的实证研究范式，把传播学从狭隘的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延伸到社会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等宏观层面。其中最典型的有葛兰西的霸权研究，霍尔的文化研究，福柯的权力/知识研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行为交往研究，以及阿图尔的意识形态研究等。批判研究把大众传播机构置于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大众传播机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权力在二者之间的运作方式和控制过程，揭示了传播过程中的民主和自由无处不渗透着权力的暗箱操作。由于社会 网络 中预存的权力主控结构，媒体及阅听人在此主控结构中 自然 没有所谓的自主权。（张锦华，1993：9）

　　三、新亚洲主义：亚洲传播学的研究范式

　　剖析西方传播哲学，我们不难发现，起源于西方的传播学始终无法逃脱西方价值体系的窠臼，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责任理论，都蒙上了西方意识形态色彩。

　　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前，东方乃世界的中心，亚洲曾创造了人类 历史 上延续数千年的璀璨文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资本为了寻求资源和市场不断向全球扩张，亚洲诸国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伴随亚洲文明逐渐黯淡的是西方文明的冉冉升起。世界的中心从东方移到西方。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进入21世纪以来，以 中国 和印度为代表的亚洲 发展 中国家进入经济发展的高速期。亚洲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引起了西方世界的热情关注，亚洲经济的腾飞是否会影响未来的世界政治格局，世界的中心是否从会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东西方学者对此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新亚洲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适时推出。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和马来西亚前总统马哈蒂尔为代表的亚洲政要希望以亚洲价值观或儒学阐释亚洲经济发展奇迹的文化根源及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是摒弃西方的个体自由主义，以集体主义（国家）为中心。借用李光耀的话来说，就是“社会第一，个人第二。”。深圳大学的吕元礼教授对亚洲价值观有个完整的 总结 ：“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宽容，宗教和谐；实用理性，中和思维；先有经济，后有民主；权利义务，平衡发展；自由虽贵，责任更重；民主目标，良好政府；领袖慎明，政府强大；以民为本，关注民生；政府人民，互尊互信；依法治权，以德治国；法纪严明，井然有序；各尽所能，各取所值；机会平等，扶贫济困；高薪养贤，厚禄养廉；忠孝仁家，礼义廉耻；重教尊学，克勤克俭。”（吕元礼，2002：48）由此看来，新亚洲主义倡导的亚洲价值观是以中国的儒家学说为根基的东亚价值体系，儒家思想的精髓强调秩序和集权，即从国家角度安抚人民以维护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

　　新亚洲主义既不是对西方价值观的彻底解构也不是亚洲传统价值观的全面复古。新亚洲主义是亚洲诸国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的一种政治思维，在儒家思想的精髓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出亚洲诸国能够共同接受的价值理念，以此指导和协调国内和国外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国家与个人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种族之间等等。可以说新亚洲主义是基于亚洲儒家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兼容并蓄各种时代因素形成的亚洲价值观，这是集体的亚洲意识的兴起，是21世纪亚洲主义的先声。21世纪新亚洲主义的目标，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所指出的，“应建立一个政治上和谐相处、经济上平等互利、安全上互信协作、文化上交流互鉴的和谐亚洲”。“新的亚洲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立足于亚洲的整体发展与持久稳定，大力推进各类区域性合作，整合和优化配置本地区资源，进一步走出能为域内各国接受并得到国际社会欢迎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翟昆，2007）新亚洲主义是亚洲人在铸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在文化领域辛勤劳作和思想意识领域不断反思和创新的结果，是亚洲诸国整体实力不断上升、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日益增强的反映，是亚洲人充满自尊和自信的表现。这是在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背景下争取精神自主的躁动，是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提炼与升华，也是为维护现行社会政治经济秩序而进行的上层建筑工程。（李秀石，2002）它表明，亚洲人正在以自己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构筑地区内部的政治、经济与安全保障秩序，亚洲人正在掌握亚洲的航向。（李秀石，2002）

　　与西方凸显个人权利的价值观不同，新亚洲主义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是在相互关系的链条中强调一方对于另一方所应承担的义务，而非强调每一方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所具有的各种权利。（李翔海，2006）前者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权利型的价值观，后者乃是整体性的关系为本位的伦理价值取向，是义务型的伦理规范。亚洲要繁荣昌盛，需要集体的合作互惠，新亚洲主义为亚洲的整体崛起提供一个共识框架，协调各国的利益平衡。亚洲需要对话而非对抗，需要和谐而非冲突，需要互利合作而非竞争征服。 这才是新亚洲主义的真正的时代内涵。

　　冷战结束后，世界的政治格局不是迈向单极而是走向多极化。亚洲是世界政治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东方的崛起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西方的衰落。人类文化的发展从来就是多元化的，东方与西方，分别以东方的亚洲价值观和西方的欧洲价值观规范伦理。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非单向度地以西方 现代 文化为典范来塑造非西方文化，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由此，如何在“欧洲价值观”与“亚洲价值观”两大价值系统之间达成良性互动，就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课题。（李翔海，2006）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实现全球化的今天，世界需要求同，但也允许存异。在东方亚洲价值观和西方欧洲价值观互动交流的过程中，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平等的对话交流，建构世界信息传播的新秩序，寻求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形成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价值系统，实现全人类在共同的地球村和谐共存。与此同时，我们要尊重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宗教各自的风俗习惯和伦理规范，而实现人类共同理想的必经之路无疑当是传播。以亚洲价值观这种创造性的政治思维指导东西方的交流，为东西方价值观念的良性互动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确保实现文明冲突的最小化，这应该是包括亚洲传播学者在内的人士不断努力的方向。

　　结 语

　　传播学来自西方，早期西方的学者为传播学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为全球化过程中世界人类传播准备了理论基础。伴随着传播学从西方引入到东方，东方的研究者发现，西方的传播学者的确在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上取得了重大建树，但也依稀发现其中渗透了西方追求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倾向。如何让传播学这门西学适应东方的文化土壤，使之能够符合东方价值系统，融合到东方文化之中，这就需要东方传播学者的共同努力。东方的儒家文化强调中庸之道，追求兼容并蓄，建立在儒家传统思想基础之上的新亚洲主义体现了一种既向过去开放也向未来开放的不断扣其两端、折衷求变的创造性取向。（赵晶晶，2008）以新亚洲主义作为研究亚洲传播学的思维范式，从整体性的相互关联的网络中开展传播学研究，传播学从实证研究走向人文和社会研究，从传播活动的单一层面研究走向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维研究，从个体权利出发走向个体与集体的关联。亚洲传播学者将把传播学带入到一个更为宏大的视野之中，创造出一个既有西方基因又有亚洲特色的传播学，形成具有理论根基和实践价值的亚洲传播学。促进东西方的交融，实现东西方文明的共同繁荣。

[ 参考 文献 ]
[1]李良荣(2002).当代世界新闻事业.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