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批评”，在学术研究的视野内，乃是对一个学科及其对应的具体社会现象进行的总体性反思。西方文学领域的批评早在古希腊时代即已出现雏形。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诗学》(Poetics)一书中，对诗歌的类型和样式做出总结并首次提出“模仿说”(mimesis)与“净化说”(catharsis)，形成了当代文学批评范畴内最基本的观念。文学批评如是，艺术批评如是，媒介批评也不例外。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学科是否建立起成熟、稳健的批评体系，是衡量该学科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相较古老的文学创作而言，大众传媒的出现已是相当晚近的事。尽管印刷术在15世纪与16世纪之交即已在欧洲普及开来，但直到17世纪，荷兰、德国、英国、法国等主要国家才出现定期出版的报刊；而这些依靠印刷术得到大量机械复制与广泛传播的文化信息载体，直至“便士报”模式诞生，才可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在不足500年的发展与流变中，人类的传播活动从私人的、自发的信息交换行为，转变为公共的、自觉的、伴随着权力与利益分配的机构化现象。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一种理念和实践的媒介批评学科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媒介研究者和媒介从业者对大众传播的发展加以反思和制衡的工具。尽管从实践层面讲，“媒介批评的起源是一个不可考证的源远流长的问题”，①但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学科、一个边界相对明确的研究领域，自觉的、成体系的媒介批评伴随着大众传媒发生、发展。正如学者指出的：媒介批评是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评，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自身作用的理性思考。②
其实，即使没有受各方力量塑造的媒介机构，人类的传播活动也从来不是“纯粹”的。依旧是亚里士多德，在名著《修辞学》(Rhetoric)中即强调：交流的目的在于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对方的判断；而人际交流之所以需要修辞，原因便在于追求某种劝服的效果，即通过种种传播技巧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政治诉求。③语言学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也声称：“哪里有符号，哪里就有意识形态”，在人们的日常交流之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非历史、非社会的系统结构，而是源于现实生活的“意识形态充盈物”。④人类传播活动基因里的“说服”因素，在大众传媒出现后变得更为理所应当。作为深深嵌入社会结构中的传媒组织，已不再仅仅是个体传递信息的媒介，其全部生产和运作过程均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技术力量的影响，从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权力分配格局。
可以说，伴随着人类传播活动和传媒组织生产与运作过程的权力因素，是媒介批评作为传播学分支学科得以存在的基础。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往往是无意识的、隐性的，而媒介批评的使命即在于将媒介现象的种种“隐而未言之物”(what-goes-without-saying)揭示出来。⑤
权力因素的存在，使得西方的媒介批评理论往往根植于文化批评而非文艺批评传统。换言之，在媒介批评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来看，判断媒介文本品质的高低并非批评的主要任务。一部电影故事讲得好不好，一条新闻报道手法高明不高明，一个纪录片视听语言运用得是否纯熟，不应被纳入媒介批评的考察范围，原因在于其将机构化生产出来的媒介产品等同于个体创造的文艺作品，这抹煞了大众传媒的本质。批评者应将注意力集中于大众传媒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在文本、机构与受众的分析中发掘媒介的权力分配机制，使人们对媒介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产生理性的认识。
文化研究：考察权力的机制
在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文化”进行重新定义之前，西方社会一直在某种二元对立结构中去把握这一概念的内涵。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一书中，将文化界定为“世人思考与表达的最佳之物”，而文化存在的意义在于“使上帝的理性与愿望盛行于世”，促使人们“向完美之物学习”。⑥而与文化相对的，则是“无政府状态”，意指从1867年英国城市中的大量工人阶级男性正式获取选举权而导致的“政治危险”。在阿诺德看来，文化的社会功能在于对无政府状态的破坏天性加以约束，从而使较为“高尚”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得以盛行。19世纪前期的批评家利维斯(F. R. Leavis)继承并发扬了阿诺德的观点。他于1930年代出版的《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形成了对后世媒介文化研究影响深远的“利维斯主义”(Leavisism)。尽管文化依然被界定为专属于精英阶层的精神领域的作品，但从利维斯开始，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开始被应用于大众文化分析，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为雷蒙德·威廉斯等现代文化理论奠基人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⑦
当代媒介文化研究的整个理论体系建立于雷蒙德·威廉斯对文化做出的重新定义的基础之上。用英国学者约翰·斯道雷的话来说：“雷蒙德·威廉斯对文化研究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他为我们理解文化理论、文化史、电视、报刊、广播和广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⑧
威廉斯出身于威尔士的工人阶级家庭，这一身份烙印或多或少影响了他看待文化问题的角度。一方面，他继承了老师利维斯所秉承的文化分析与文化批评方法；另一方面，他也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彼时英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颠覆性的观点。其中影响力最为深远的，即是对文化的重新定义。在威廉斯看来，文化有三个定义，一是“智力、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二是“一群人、一个时期或一个群体的某种特别的生活方式”，三是“人类创造的作品和实践”。⑨其中第一个定义基本契合利维斯主义的思路，而后两个定义则将文化创造的主体扩大至全人类，尤其是为阿诺德和利维斯所排斥的工人阶级。从威廉斯开始，文化不再是精英阶层的禁脔，而成为人类创造意义的生活方式与日常实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活文化”(lived culture)。
文化走向大众，进而将方兴未艾的大众传媒纳入文化研究与批评的视野。与威廉斯同一时代的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于1964年在伯明翰大学创立了著名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标志着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实现了建制。在第二代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引领下，该中心于1970年代出产了大量从文化视角考察媒介产品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一时间，“伯明翰学派”声名远播。尽管该中心于2002年被校方以“结构调整”为名关闭，且文化研究在风靡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中日渐失去往日辉煌，但作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与分析问题的路径，文化研究的理念长期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始终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批评思想源泉之一。
至于将对“权力”的考察引入媒介文化研究，则归功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理论”。葛兰西是“地中海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霸权”(hegemony)这个概念做出了深入的考察。在他看来，霸权从来不是简单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是各个社会群体互相妥协与协商的结果。每个社会群体都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利益展现为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从而在文化的范畴内展开了对意义的争夺。这个过程不光包括“收编”，也包括“抵抗”。但最终呈现的结果，就是各个集团之间形成某种“均势妥协”。而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文化生产领域，就是“霸权”争夺最重要的场所。⑩媒介的所有权、媒介产品的生产过程、媒介文本的构成以及受众对媒介产品的消费，均处在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之中，概莫能外。但这种权力争夺很少呈现出你死我活的冲突局面，而更多在符号的流通与消费层面展开。于媒介研究而言，霸权理论在媒介文本与受众，以及媒介生产机构背后的各种力量之间找到了缔合机制，从而使批评的实践有了落脚点。
以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m)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为根基的文化研究为媒介批评提供了可贵的思考框架，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媒介组织的日常运行被视为人类日常实践的一部分，是属于普通人的“活文化”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自上而下的教化工具。因此，媒介批评也就跳出了文学批评和美学批评等基于文本品质判断的思维模式，研究者得以在较为宏阔的社会结构中考察媒介现象，并综合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媒介批评的研究和实践。
第二，媒介机构的运作、媒介文本的形成以及媒介受众的消费行为，深受浸润于整个社会系统之中的权力分配机制的影响。同时，媒介机构的运作、媒介文本的形成以及媒介受众的消费行为，也对社会权力分配机制进行着再生产。把握媒介现象中的权力分配机制，是对媒介现象进行理性、全面批评的基础。一如有学者指出的：“媒介批评……要以疏导的方式来解释内容的种种构成，它不仅要分析文本，更应该对文化现象的传播做出合理的阐释。”(11)
第三，当我们把媒介现象纳入实践范畴，媒介批评自然也成为一种实践。文化研究并不是象牙塔内的高谈阔论，而一直具有深刻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改变现状的愿望。换言之，媒介批评应是一种基于明确政治诉求(主要体现于对“平等”的追求)的实践。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
当然，发展至今，“文化研究”已不再局限于雷蒙德·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及其创立的伯明翰学派开创的“文化主义”传统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转向”过程中积累的批判理论贡献，而是有了更加丰富的意涵。即使在功能主义盛行的北美，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关注媒介，关注社会传播现象及其带来的文化后果。“威廉斯和哈贝马斯的理论一度非常流行，很多学者都热衷于讨论‘公共领域’话题。”( 第一论文网13)其中，不乏多伦多学派和媒介生态学派这样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理论体系，前者以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为代表，后者则由纽约大学教授、著名媒介批评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创立。他们的思路与“正统”的文化研究和新马克思主义不尽相同，但无论欧洲传统还是美国传统，均将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视为考察媒介现象的切入点，并均由媒介出发，得出对整个社会、历史与文明的反思。
当下媒介批评的倾向与边界
所谓“批评”(criticism)，通常意指运用理论对现象进行研究、评估与阐释。相应地，媒介研究，就是运用媒介理论对媒介现象进行研究、评估与阐释。在展开对媒介批评学科体系的介绍之前，需首先厘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那就是媒介批评和媒介伦理。
总体上，人们非常容易将对媒介伦理问题的批评归入媒介批评的范畴，这是一种观念的误区。例如，有学者在阐述“市场经济时代的媒介批评”时，以“有偿新闻”和“软广告”为例，对新闻记者的个人道德提出批评，这其实混淆了“理论批评”与“道德判断”的界限。(14)还有学者声称媒介批评根本就是“人类在自觉利用大众传媒时，对这一自觉行为的道德批判和理论反思”。(15)其实，媒介批评与道德批评有本质的区别。其一，前者利用理论，透过表面现象去发掘深层的权力分配机制；而后者则遵守约定俗成的伦理规范，有相对严格的对错标准。尽管两者都带有显著的价值判断色彩，但前者甚少遵循非黑即白的逻辑。其二，媒介批评更关注结构性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大致奉行着建构论(constructionism)的思路，认为解决媒介现象中存在的问题应从制度层面的变革入手；而媒介伦理则经常强调个体道德观的建设和自律行为，其批评的落脚点往往是具体的人(主要是媒体从业者)。就拿“有偿新闻”这种媒介现象来说，从媒介伦理的角度，研究者往往批评编辑和记者违反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规范，并对规范的完善提出建议。而在媒介批评学者看来，问题也许出在媒体的所有权结构以及商业主义对新闻独立性的侵蚀问题上。
媒介批评关注的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媒介批评的使命，在于从制度环境和群体意识范畴内揭示导致失范现象的原因及其可以产生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媒介批评是一种“总体性”的解决方案。对案例的考察和分析，目的在于找寻造成同类问题的结构性症结。因此，媒介批评(以及广泛意义上的媒介研究)并非独立自洽的领域，它要求研究者拥有较为宏阔的历史与社会视角，擅长在社会变迁与制度构型中把握媒介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同时，鉴于媒介系统与社会母体之间具有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媒介批评者需掌握综合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分析媒介现象的能力。显著的社会属性，是将媒介批评与文艺批评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优秀的媒介批评家应当是社会科学家，而不仅仅是美学家。
之所以要强调批评的“边界”，原因在于中国的媒介批评学科建设存在三个显著的特点——更准确地说，是偏向。
首先，是“包罗万象”的倾向。不少学者撰写的媒介批评专著与教材，几乎将西方流行的一切理论思潮和学科囊括其中，符号学、叙事学、修辞学、人类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基于对媒介文本自身品质(quality)的判断，这混淆了媒介批评与文艺批评两个虽不无关联却有本质不同的领域。(16)当我们从叙事学角度出发，得出一部只有10个人观看的文艺电影在叙事技巧上比拥有数亿全球观众的好莱坞大片更高明的时候，其实已经误解了“媒介”自身的基本属性。当然，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迄今只存在了半个多世纪，无论在理论体系还是研究方法上，均无法实现“自给自足”，而须广泛从其他相关学科汲取养料。但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也随之而生，那就是将“媒介”的重要性无限扩大，甚至为其赋予某种“神圣”的色彩。这种思路忽略了一个鲜见的事实：无论传播学还是媒介研究(两者的含义和范畴不尽相同)之所以在20世纪中期而非更早的时候成为一个学科，关键在于其拥有了相对固定的机构化的社会存在形态，并以此为基础对社会的结构变迁产生巨大影响。脱离社会科学的语境来考察媒介与传播，将媒介研究变成“应有尽有”的人文、社科、文学、美学的拼盘，不但有违媒介与传播的本性，且反而减弱了传播学本不强大的主体性。对此，已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如蒋原伦教授所言：“媒介批评不是包罗万象的批评……更多是从媒体功能和路径分析着手。”(17)
其次，是还原主义(reductionism)的倾向。不少媒介批评研究者秉持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习惯于将错综复杂的媒介现象完全归结于政治经济基础。媒介所有权和媒介的阶级属性被视为一切失范现象的根源，而文化范畴的因素(如种族因素、性别差异、受众的主动性、传播技术的特征，等等)则往往遭到无意的忽视。(18)其实，还原论原本就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正如恩格斯在给布洛赫(Joseph Bloch)的信中所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均未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问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9)在文化批评领域，还原论倾向可谓影响深远。吉姆·麦克盖根(Jim McGuigan)就曾指责当代文化研究“已然脱离政治经济学，转换为纯粹的阐释模式，因而变成不加批判的民粹主义”。(20)当然，麦克盖根的出发点在于强调文化生产对文化消费的主导作用，这无可厚非；但无论对于何种批评 第一论文网而言，理论与方法的多元化都是必要且必需的，还原主义自然可以令媒介批评迅速找到自己的“归宿”，却无益于我们准确把握无比微妙的媒介现象。
最后，是重理论建设、轻批评实践的倾向。换言之，中国的媒介批评理论研究与大众传媒的日常实践，是彼此割裂的。用李幸的话来说：“媒介批评在传统大众传媒上几乎没有一席之地……深层的原因是，媒介中人怎么可能批评自己的同行呢？……批评实务完了，理论倒很热闹。”(21)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自然是非常复杂的，难以一一列举。但是，如同传播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脱离实践的理论研究往往是缺乏根基的，容易演化为于改进现实无益的空谈。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媒介批评学界更重视与传播实践的结合。例如，美国的全国性媒介监督组织“公正和精确报道组织”(Fairness & Accuracy in Reporting，FAIR)就通过网站和会刊等形式，促进媒介批评学界和新闻传播业界的交流，(22)其主要诉求在于“建立起独立的公众传播系统……维护媒体言论的多元性”。(23)在英国、瑞典、法国等西欧国家，均有政府主导或民间力量组织的媒介评议机构，其主要职责在于防止大众传媒受制于强大的市场力量，捍卫新闻自由、媒体社会责任等专业理念。(24)对社会现实的参与，是媒介批评区别于文艺批评的重要特征，毕竟前者关乎公共利益的诸多重要方面，而后者的对象主要是精神和美学领域的个体创造。
总而言之，媒介批评应是一个根植于社会科学土壤、强调观点多元化且兼顾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的学科。媒介批评既不同于媒体评论，也不同于媒介道德评判——它们也许关注同样的媒介现象，却遵循着不同的原则和理念。只有明确了这个边界，我们才能展开对基本概念的讨论和基本体系的建设。当然，所谓的学科边界，其实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但一个相对明确的研究范围，会非常有利于我们组织清晰的思路，有利于高效完成学科的体系化和条理化。
批评的使命
总体上，本文作者倾向于以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兼顾功能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建构媒介批评的学科体系。“文化研究”的中文表述比较容易令人误解。其英文为cultural studies，可见“文化”是该学科的研究路径(cultural是形容词而非名词)而非研究对象。所以，准确地说，“文化研究”应为“用文化的方式研究”而非“对文化的研究”。其基本主张在于在文化(即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与社会权力分配状况)的视野内观察并阐释外部世界。因此，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研究视为媒介批评的一种总体性范式(paradigm)而非一个分支。
媒介批评的文化研究范式以“权力”为核心概念，关注媒介方方面面的现象中有可能存在的权力分配不平等问题。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中，广泛借鉴而不局限于文化研究既有的框架。具体来说，即是将权力的生产、分配与再生产视为媒介系统发展变迁的主要动力，一方面考察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因素对媒介现象施加的作用，一方面剖析媒介系统的运作如何对特定的权力结构进行再生产，从而在总体上维护某些群体的利益。媒介批评的总体现实诉求，在于改善社会传播系统中的不平等现状，强化媒介作为公共领域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若用几个关键概念来概括媒介批评所应遵循的思路和体系，不妨做出如下归纳：
(1)关注权力。权力分配机制的存在是媒介批评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和一套实践得以存在的前提，而发掘社会结构和集体无意识中的权力因素，也是媒介批评的根本使命。关注权力的分配机制，不仅需要研究者者拥有广博的学识和批评的技能，最重要的是培养批判性思维，亦即“反思的倾向和技巧”。(25)当然，所谓批判性思维并非质疑一切、推倒重来，而是对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因素保持敏感与警醒。优秀的媒介批评者善于透过媒介现象的表面发掘深层的、隐藏的“病灶”。这种能力的获取，需要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训练以及大量的案例分析实践。
(2)价值多元。文化研究的基因中固然存在鲜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元素，但其基本政治诉求在于至少于生活方式上实现社会群体间的平等，而价值观的多元化，尤其给予弱势群体的价值观以合法地位，是平等的前提。文化研究的上述追求也许不再通过阶级斗争或武力暴动的方式实现，而更多体现在文化生产、意义流通与符号消费等领域 第一论文网，(26)但其最终目的(或许带有乌托邦色彩)始终未变。如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所言：“我们需弄清楚衡量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标准是否已经发生有益的转变，进而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远多于相异之处，我们有能力进行对话、互相尊重。如果我们不想再犯错误，就必须在普遍人性的规范下约束自己的行为。”(27)一个建构于单一价值观基础上的批评理论体系，其解释力注定是羸弱的。
(3)解释与改变。如所有肩负重任的社会科学一样，媒介批评不应止步于思辨与清谈，而应通过理论探索与现象阐释来切实地参与到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之中。如台湾政治大学冯建三教授所言：媒介批评是手段，真正的目标是从批判与纠正之中，逐次建构合适的传播生态，使传媒不但拥有不必担心动辄得咎的消极自由，并且会有积极权利与充分资源，提供人们丰富多样的信息与娱乐，协助人们藉由传媒而温故知新、领略人生。(28)既然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是构成媒介失范的根本原因，那么对这一不平等机制的考察和纠正自然就是媒介批评的重要使命。媒介批评不仅是传播学者的禁脔，更应是一切关注媒介现象、追求平等秩序的普通人的武器。具体来说，媒介批评理论研究应当与广泛意义上的传媒改革以及媒介教育相结合。这一点，文化研究的大本营——英国——做出了很多可资借鉴的努力。例如，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为代表英国一批优秀媒介理论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纷纷加盟以平民教育为主要理念的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执教，就是参与社会变革的重要形式。(29)另外，英国政府从1980年代起大力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也为媒介批评的理论建构与社会实践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与土壤。(30)以大众传媒(尤其是互联网)为载体而展开的批评活动，也值得倡导。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范式都只是我们建构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所主动采纳的一套思维方式，没有任何一种范式可以声称自己可以精确描述一个领域的全貌。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原则，同样适用于范式选择。无论打开哪扇窗，只要能令自己清晰看见外面的世界，便达成了学科建设的初衷。
注释：
①李红：《老子思想与媒介批评》，《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4期，第44页。
②参见吴迪：《媒介批评：特性与职责》，《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③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
④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57页。
⑤Barthes, R., Mythologies, London, Paladin, 1973, p. 11.
⑥Arnold, M., Culture and Anarch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0, pp. 6-42.
⑦Bennett, T., "Popular Culture: Themes and Issues," in Popular Culture U203,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5-6.
⑧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3-54页。
⑨Williams, R., Keywords, London, Fontana, 1983, p. 90.
⑩参见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11)蒋原伦：《媒介批评与当代文化》，《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第35页。
(12)Marx, K., "Theses on Feuerbach," in Frederick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and the End of Classical German Philosophy,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6, p. 65.
(13)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杨国斌2011年12月1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演讲。
(14)陈龙：《媒介批评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第21页。
(15)雷跃捷：《媒介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16)同(14)。
(17)同(11)，第37页。
(18)参见刘建明等：《西方媒介批评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7页。
(19)Engels, F., "Letter to Joseph Bloch," in John Storey(ed.),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 Reader,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2009, p. 61.
(20)McGuigan, J., Cultural Popu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2,p.5.
(21)李幸：《媒介批评死了？》，《全球传媒评论(第四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6-97页。
(22)参见FAIR官方网站：。
(23)同(15)，第99页。 第一论文网[See 15，p.99.]
(24)宋双峰：《国外媒介批评机制研究》，《新闻记者》，2006年，第6期，第61-63页。
(25)王君超：《媒介批评课程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载雷跃捷主编：《大众传播与媒介批评》，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第162页。
(26)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30.
(27)Gilroy, P., After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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