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伦理与道德在医学领域是至高无上的命题，是研究医学理论、进行医学实践的前提。目前医疗活动中一些违背伦理价值的非合理医疗行为带来了诸多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形势。本文围绕医学伦理与医疗行为的关系，从我国古代及国外的一些医学伦理思想的发展，探讨运用科学的医学伦理原则，使医疗活动回归理性，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关键词：医学伦理；医疗行为；非合理医疗；医患关系
医学伦理学是与医疗行为密切相关的学科。医学伦理学的理论、规范来源于医疗实践，是对医疗实践中的道德意识、道德关系、道德行为的概括和说明，而来源于医疗实践的道德规范、道德原则又对医学活动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医学伦理学为医疗活动创造良好的"伦理环境"，从脑死亡标准的重新制定到高新生殖技术的使用；从医患关系的协调到药物临床试验中受试者的保护；从医务人员的伦理培训、考核到伦理查房，伦理在医学中的运用范围越来越广泛，受到重视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医学从业人员普及医学伦理知识是进行临床实践的前提与内在要求，也是改善医疗环境及医患关系的必然途径。
1医学伦理学及其历史发展
医学伦理学是运用伦理学的基本原则、理论、方法解决医疗卫生实践和医学科学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医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一门学科。医学伦理学发展到今天，基本经历了医德学、近现代的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三个阶段，尤其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基因技术、器官移植、生殖技术和安乐死等带来了诸多医学道德难题，使医学伦理学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对当今医疗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
古代医学伦理即医学道德。中国古代传统医德中两条规范中医行医的基本原则为医乃仁术和大医精诚。传统医德首先定位了医学作为治病救人的行医观念[1]，这是由医学本身的特点和性质决定的。儒家认为医学是"生生之具"，医学的目的是仁爱救人。东汉名医张仲景认为，儒家要实现爱人的理想，就应当明了医理，这样才能"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传统医德确立了医乃仁术的仁爱原则，它要求医生尊重生命和尊重患者[2]。唐代孙思邈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人的生命比任何金钱等外在事物都要贵重"。受儒家推崇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和舍生取义的理想人格的深刻影响，传统医德强调以医济世而非以医谋利，形成了重义轻利、廉洁行医的义利观[3]。
著名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被尊称为西医之父，同时也是西方医德的奠基人。《希波克拉底誓言》中记载："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也无论需诊治的患者是男是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对他们我一视同仁，为他们谋幸福是我惟一的目的。"罗马著名的医生盖伦指出"作为医生，不可能一方面赚钱，一方面从事伟大的艺术--医学"。"印度内科鼻祖"阇罗迦指出："医生治病既不为己，亦不为任何利欲，纯为谋人幸福，所以医业高于一切；凡以治病谋利者，有如专注于沙砾，而忽略金子之人"。他们对医学本质、医师职业和医学伦理都做了精辟的论述，也对后世的医学伦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医学伦理与医疗行为
医疗行为简言之就是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诊断治疗行为，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方式等方法，对疾病做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寿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合理医疗是指在医学伦理的指导下，医院为满足患者基本医疗需求，以医院现有的仪器设备及技术条件为基础，向患者提供合理检查、合理用药等最优化的治疗方案，最大限度地减少医疗资源消耗，控制患者最高医疗消费的医疗行为。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形势下，合理医疗正受着防御医疗与过度医疗等非合理医疗行为的冲击，已严重影响到我国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非合理医疗行为主要表现为防御性医疗行为与过度医疗行为。"防御性医疗行为"这一概念，源于美国TancredoLR等学者1978年撰写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的《Theproblemofdefensivemedicine》文章[4]，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疾病的过程中为避免医疗风险和医疗诉讼而采取的防范性医疗措施，它作为一种诊疗程序，并不是严格按照医学本身的需要来执行的，而是为了构造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以应对可能的医疗诉讼。具体表现为：医生把患者视为潜在责任追究者，为患者开具实际病情不需要的各种化验和检查，多方会诊，以留存证据为目的；医生对风险较大的危重患者，采取拒绝治疗或者避免高风险的诊疗，以避免医疗纠纷[5，6]。有研究人员曾对北京9家三级甲等医院的512名医生的医疗行为进行调查，100%的医生承认自己有不同程度的防御性医疗[7]。
过度医疗指临床上由于多种因素引起的向患者提供超出诊断和治疗所患疾病实际需求的医疗行为或过程。过度医疗违背临床医学规范和伦理原则，既不能提高治疗价值，又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和医疗卫生资源的消耗。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就已大量出现过度医疗的现象。美国学者Robel1974年研究美国疾病状况，得出美国扁桃体切除手术中16%、植入心脏起搏器手术的20%、子宫切除手术中27%、剖宫产术的50%都是不必要的[8]。Jonathna及一些其他学者2002年联合调查得出美国约有1.3亿人长期服用各类药物，使用药品的人均数量居世界首位，且80%的生化检查没有必要、11%的其他检查也存在明显的过度医疗现象[9]。国内学者刘振红在对137例脑梗死患者的病例研究中得出，医生为62例患者邀请别的专科会诊112次，平均每例患者进行0.82次会诊，其中更是有3例患者的会诊5～6次[10]。
以上数据说明非合理医疗会增加转诊会诊、化验和检查几率，过度用药或者回避收治高危患者或拒绝进行高危手术，加重患者负担，导致看病贵，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导致老百姓恐惧医疗消费，进而淡化医疗保健意识。医疗技术既可以增进人类的健康，解除人类的病痛，也可能发生医源性疾病，造成对机体的伤害[11]。推崇医疗技术主义的非合理医疗行为，把无创或无伤害的医学能解决的治疗，用高精尖技术代替，有悖医学伦理与临床治疗规范。这就要求每一名医务工作者在医疗临床实践中自觉地践行医学伦理。一方面是用医学伦理要求规范医务人员的行为；另一方面就是在诊疗技术或诊疗方案理性选择的基础上，用伦理的价值尺度进行审视和判断，达到医疗行为中理性尺度与伦理价值尺度的统一。3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应遵循的伦理原则
在当下社会体制及各种客观因素的作用下，医务人员受利益取向、医疗风险、医疗纠纷、法律责任、舆论导向、道德价值观等多重因素的压力，采取了一些非合理医疗行为，因此，运用正确的医学伦理原则规范医疗行为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必然选择。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核心是医患之间的相互支持与理解，作为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一方，医务人员必须首先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树立尊重患者利益至上的理念，抛弃让患者接受更多治疗而获得经济效益的想法，为其提供符合医疗行为规范的医疗服务，推荐最优化诊疗方案，要时刻以患者为中心，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不断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水平与沟通能力，满足患者不同层次的需求，进而取得患者的信任，促进医患和谐。
诚信是医患交往必须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医患诚信的伦理基础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提出的"正义论"[12]。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可称作正义即公平的理论。应用到医患诚信上的伦理要求，首先是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必须体现公正性，以必要的干预形式对强势一方适度约束，对弱势一方给以必要的扶持[13]；其次是要求医患双方平等交往，医务人员要平等地对待患者，自觉履行医者义务，维护患者权利，确保医疗质量，弘扬医学人道主义精神，患者也要平等地对待医务人员，信任且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不提供虚假的个人信息，自觉遵守医疗卫生机构的各项规章制度，按时交纳医药费用，理性处理医疗纠纷等。
临床诊疗工作中，还应遵循最优化原则。最优化原则是指在诊疗方案中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医疗效果的决策，如外科手术方案最优化；产科保母亲与保婴儿的最优化；妇产科手术保生殖功能与保命的最优化；药物配伍中首选药物最优化等。最优化原则包括：痛苦小，诊疗措施尽可能减少患者的痛苦；疗效佳，治疗效果在一定的科学发展水平是最佳或一定条件下是最佳的；耗费少，选择药物和采取诊疗手段时，尽量考虑患者的各项负担和社会资源的消耗；安全，所采用的诊疗手段尽量避免副作用或使其降低到最小程度[14]。
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尚在行进过程中，迟后的医改及改革落实为当前净化医疗行为，崇尚医学伦理增加了难度。但随着医改的深入，医疗体制的完善及医护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人文医学的光芒必将重新绽放。长期以来，我们的医学临床实践，在生物医学模式的轨道上，大多从道义的角度出发，只关注医疗行为理性的选择，而忽视了伦理价值的审视，其结果影响了医患关系，甚至社会效益。在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要求医务工作者在医疗实践中必须自觉地践行伦理价值，时刻要以医学伦理为指导，而医学伦理素养并非一朝一夕养成，需要接受人文素质教育与医学实践中的不断摸索总结。只有将医学伦理运用到医院管理、临床医疗实践、医学科研等医学事业的方方面面，遵循医学伦理学规律，才能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才能促进医学科学健康持续发展。作者：解俊杰，本文来自《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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