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公共艺术是城市阶段性发展的标志，是一种当代文化的社会形态。场所又与我们日常的城市生活、居住空间，记忆中的人、物、事之间密切关联。换言之，公共艺术的场所精神不仅是艺术家个人创作的体现，亦是公众意识的表露，更是时间与空间的缔造。因此，本文从“场所精神”的角度出发，以武汉“大禹神话园”为例，探讨公共艺术创作的路径。在此过程中，厘清艺术与场所，与公众的关系，旨在诠释如何用公共艺术讲好场所故事并彰显场所精神。
关键词：公共艺术；场所精神；大禹神话园；情感认同
城市为人所建，亦因人而存在。阿伦特(Arendt)认为，城市代表了一种主要的人类存在的场所。[1]各种公共场所则构成了真实而生动的社会生活，它们有多种存在的形式，既能为嘈杂喧嚣的环境提供几分宁静，也能为平淡的闲暇时光增添一些乐趣。不同性质的场所有各自的功能诉求与情感寄托，人们依附于其中并储存个人或集体的记忆，而公共艺术正是承载这些场所意义的良好载体。它引入公众共同关心的话题，强调参与、重视体验、力求共享，不仅是当代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以多元的艺术形式和创造性的审美演绎着场所价值，传递着公众在城市生活中的思想与态度，起到强化并凝聚场所精神的作用。本文所探讨的“场所精神”（GeniusLoci）是挪威学者诺伯舒兹（NobleSchultz）提出的一项重要概念。诺氏认为场所不止为抽象的区位（Location），更是人活动的具有节点意义的社会场所。它们是由具有特质的形态、质感及颜色的具体的物所组成的一个整体，这些物的总和决定了场所的本质——“定性”的、“整体”的现象，不能够简约其任何特质。[2]的确，场所既是复杂的自然定性的整体，又独立于我们的观念而存在，是一种外在的形而上的显现，包含日常物质生活、社会活动和文化内涵，具有象征性的内容与精神意义。如果想了解各个地方的特性和文化，场所精神便是其中重要的决定因素。[3]场所精神涉及人的身体与心智两个层面：首先，场所由自然场所与人造场所组成，当场所具备清晰的特性时，能够让人处于一种怡然自得的状态，并影响着人的行为、情感与思想；其次，场所和天地、自然万物产生联系，传递着一种共同的生命形式，人与场所的关系又促成了场所精神，即“方向感”（Senseofdirection）和“认同感”（Senseofidentity）的生成。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提到：“人们就物质的本质问题写了很多——我更希望物质开始去写有关人的精神世界。”[4]的确，我们依赖物质，但更需要精神的加持，需要在场所中体验和感知生活的意义。在此过程中，一些能启迪思想的艺术作品可以作为有力支撑，它作为真实生活中各种层面的具体展现，能起到“保存”和“传达意义”的效果。艺术存在于场所中，并带动着场所效应，古往今来，这个事实构成了无数艺术品产生美学影响的基本组成部分。黑格尔（Hegel）在《美学》中把“神”比作是创世主和世界的主宰，因而逃离客观的世界转而退回到精神世界，创造绝对的实体或涵盖一切的整体。[5]艺术本质上具有精神性的象征意义，场所又暗藏与积淀了一座城市的文化气息，因势利导的公共艺术在遵循场所特性的前提下，能使场所精神得到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要使一座城市的公共艺术具备坚实的场所力量，体现城市特有的人文魅力，就应该拥有独特的精神诉求，让人们彻底地感受到场所精神的存在。除此之外，还需透过艺术作品让公众与艺术、与场所之间产生良性的交流和互动，挖掘丰富的场所资源并提炼其特点，认真思考艺术创作和所在场所之间的具体关系。在当下的城市中，精神的意蕴在公共艺术所涉及的范围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场所精神的角度来关注公共艺术，解读当地历史、文化，摆脱创作思维的惯性和套路，引导大众重新认识、界定自己熟悉的生活空间，最终获得对场所的认同感，对城市的归属感，即探究公共艺术场所精神的价值与意义所在。城市公共艺术的创作，不仅体现了人们在物质生活层面的富足，也意味着人们在精神生活层面的需求和提升。公共艺术必定是受到场所限制的，其场所特征总是针对特定的地域环境或此地域的人物、事件以及话题。[6]武汉市汉阳江滩的《大禹神话园》正是采用了与场所特性相融的理念，强调场所与艺术的内在关系，使本土性、参与度、体验感皆渗透于景观中，用充满历史记忆的故事，构筑成一个公众喜爱的文化场所。因此，本文以其为例，具体分析场所精神在城市公共艺术中的表达和呈现。
一、主题与精神的整体性
“公共艺术”是一个不断延展且复杂的概念，它的诞生首先建立在一个可以自由分享运作的公共领域空间上，再则是相对地拥有一个可以自由且无碍延伸的公共领域时间，认识公共艺术的外在表现与内在精神是其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武汉公共艺术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萌芽，以公共区域修建的单个雕塑和壁画为主要表现形式，一般用于纪念、教化或装点、美化城市空间。21世纪初，随着公共艺术理念的传播和兴起，以及国际视野的打开，武汉公共艺术在主题、媒材等方面较之以往有了不小改变。为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发扬与继承本土文化，一批艺术家开始团队合作，对场所特性和艺术主题的把握更为严格和精准。正如冀少峰在《与武汉共生——武汉城市公共艺术》一文中所言：“武汉公共艺术起步是很早的，特别是在新世纪以后，不仅经济腾飞，艺术生态亦日益活跃，公共艺术的发展走向了多元的表达路径。”
二、文化与景观的融合性
尚辉指出：“应在艺术作品中充分显示地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个性，才会产生不同的审美风格，不同的艺术语言，不同的艺术载体和媒介。[10]“大禹神话园”毗连晴川阁，遥对黄鹤楼，融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和艺术审美于一体。园中雕塑林立、小路蜿蜒，点缀翠竹劲松、矮树石凳，给人带来静谧秀美的感官享受。不少市民、游客携孩童来此休憩玩耍，一边讲述远古时期的精彩传说，一边欣赏这些气势恢弘的群雕画卷与江边美景，感知、体验场所的氛围并与艺术产生情感的共鸣。神话园的建造时间为2006年，总面积约2.4万平方米，长约400米，宽约60米，鸟瞰呈“刀”字形。园内雕塑与壁画集中展示了大禹治水的叙事路径，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一对四目相对、头尾飞翘、高达6米的石雕巨龙形成的半圆拱门，将人们缓缓带入遥远的神话情境。巨龙的造型来源于红山文化玉器——玉猪龙形象，其造型古拙、形象简练。由《临危受命》《偷窃息壤》《浩浩洪水》等表现禹父鳐治水的开篇让观者迅速沉浸于叙事的脉络中；第二部分：气势非凡的《大禹降生》（图首当其冲，天神剖开鳐腹，幻作虬龙的禹一飞冲天，成年后的大禹持神斧与巨蛇殊死搏斗的《搏杀相柳》等，则展现出大禹作为治水英雄骁勇的一面，例如作品《应龙画江河》就雕刻了他双手紧握治水工具耒，指挥身有双翼并具有神力的应龙和背负玉帝所赐神土的玄龟，一同奋力开挖河道，导水如海的画面。除此以外，还有反映大禹作为寻常人柔情一面的《九尾狐说亲》，描绘了媒人九尾狐为大禹和涂山氏之间的爱情搭线的场景，《三过家门而不入》用石刻铸铜表现禹舍生忘死、公而忘私，几番路过家门不进却直赴战场的决绝之情......这些由圆雕、透雕等打破传统石刻手法组成的作品让观者眼前的大禹更为形象和真实；第三部分是大气蓬勃、高雅华贵的《检阅九鼎》《南方治水》《镇江柱》等巨型铜雕、高浮雕和大理石、花岗岩雕刻组成，在大叙事间又包含多个小篇章，材质及色彩的选择反映出历史人物的沧桑与果敢。作品呈链式分布、弧形排开，错落有致的布设在小径上，由祭祀台北侧延伸至晴川阁外墙。在歌颂禹治水成功，再接再厉的《检阅九鼎》中，大禹乘四龙马车腾云驾雾，对江而立，与9只驮鼎神兽遥相呼应，意指将洪水时期分别为各部落掌管的地块，连成整体并划天下为九州，九州各铸一鼎，设官治理。因此，矗立在湖边的《九鼎》依次为龟、猪、鹿、犀牛、象、熊、虎、羊、鳄鱼，9种动物驮起鹰鼎，形态庄严，象征禹统一华夏，为园区核心与灵魂所在；最后一部分以“中国洪水文化展示馆”作为集中观摩与详解的场所，使公众进一步了解大禹对抗洪水的艰辛和神勇，并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大禹。艺术的进步是在变迁中保持秩序，并在秩序中产生变迁。[11]场所有着一种变动性的精神维度，它会随着艺术的融入而产生变化被大众重新理解，然后成为积淀场所精神内涵的符号特征。“大禹神话园”用融入雕塑、壁画和景观的公共艺术形式对公共场所进行整合，吸引与促进人群彼此影响，增强公众的文化获得感和主体性，形成和谐的社会氛围。
三、场所与叙事的连贯性
大禹神话园通过合理的主题性公共艺术设计，刻画神话故事场景，叙述有意义的场所空间，激发人们的情感同构。在园中，每一组雕塑的下方铭牌都配有与背景相对应的简洁文字，便于观者对艺术形象的解读。园内雕塑皆透过神话的背景与叙事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利用艺术独特的手法巧妙地处理了故事的离奇情节。譬如“禹的父亲鲧，是一位悲剧性的治水英雄，身形为白马。为了治水从天帝那儿偷得神土‘息壤’，被天帝察觉后杀死。鲧死不瞑目，其身三年不腐。天帝派天神剖开鲧腹，身形为虬的的禹趁机蹦出，一飞冲天”。此番话寓意着大禹继承父亲遗志，担起继续治理洪水的重任，雕塑作品的再现又留给人无限想象的空间。从古至今，有关“洪水神话”的叙事从没在人们心中消逝过，巴比伦古文献以追踪“大洪水”为楔子，希伯来的《旧约·创世纪》从“诺亚方舟”讲起，我国的万古绝唱“鲧禹治水”，更是鸣奏出抗御天灾，整治山河的强音，尤其禹心志果决、历经辛劳、变通方略，越过重重艰难险阻的治水道路，是氏族社会时代精神的写照，展现出中华先民劲拔不屈的风骨和巧夺天工的睿智。因此，大禹神话园承袭了令世人传颂的神话叙事，其雕塑古朴厚重、磅礴大气，身边滔滔江水奔腾而逝，让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不知不觉沉浸于中华远古先民们自强不息，与洪水抗争不止的艰苦岁月回想中。由场所精神所激发的记忆与联想便成为场所中最丰富的特质，它是故事的累积，是气氛的传递，具有高度可意象性，潜在的表达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人与物之间的互相依附。人们在此种环境下对场所乃至城市产生安全感、认同感与归属感。作为一个以洪灾和治水为主题的纪念性景观，大禹神话园的场所精神既考虑了汉阳江滩的空间特点，又融入了与之对应的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在充分彰显大禹治水的国家意义，塑造其英雄气概的同时又将之生活与日常化，清晰的主线及逻辑契合了人们的心理基础，起到了较佳的艺术效果。通过历史场景讲述人民故事，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既教化大众，也提升新的认同感，这将成为公共场所中文化认同的模型。[12]传统的艺术遗产为公共艺术的创作指明了方向，而以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建构叙事情境，依托场所环境，挖掘地方文化，表达公众诉求，则是当下我们对公共艺术事业的支持和对场所精神的传颂所要思考的问题。通过公共艺术媒介，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从而对社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与效应，其与场所的协调不仅是视觉上的整体调和，更是文化精神上的和谐一致。这种由场所特性与艺术相融集结而来的意义，强调一种肯定与维系，包括许多象征性的内在元素，并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我们或将感受到，公共艺术所凝聚的场所精神让人们有兴趣参与其中，从而与场所、与城市，更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亲密的联系。在公共艺术场所精神中所强调的传统与叙事，不是一味地抄袭旧的图式，把曾经流传下来的收藏在博物馆和美术馆里好看又珍贵的物件或故纸堆里的事件，拿出来再重新复刻一遍。而是要找回过去流淌在人们血液里鲜活的记忆及潜藏的情感，用恰当的艺术手法重新编织与再造，体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信”。结语场所不仅是简单的表征，亦是集结了自然的意义，又以与人类息息相关的新方式相结合；自然的意义如同一种语言符号从其脉络中抽离而出，它启发了人们在场所中思考各自应该扮演的角色。那么世界上所有经由人创造的物，它将存在于天地之间，并都显示出这种关系，在根植于地方性的同时表达出不同存有物的模式。公共艺术实现场所精神的人为建构方式，就是利用艺术的媒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场所故事。人类依靠故事组织起来，故事让我们超越动物、主宰地球，从旧故事到新故事，从旧传统到新创造。诺贝尔奖新桂托卡尔秋克（Tokarczuk）说：“如何叙述这个世界具有巨大的意义。”的确，我们用故事为世界、为人生赋予意义，我们用公共艺术的语言、视角、隐喻、重构等等来叙事是为了赋予场所更大的意义。叙事能成为塑造场所精神的好帮手，也能使场所的整体感和连续性显著提高，而保存与尊重场所精神则意味着在一个不断更新的历史语境中使其具体化。也许很多雕塑、景观作为单独的艺术品来看是十分成功的，但置于公共场所中成为公共艺术作品之后，就不再是单纯的艺术创作，许多因素都需要考虑和把握，不应切断与场所及周遭环境的一切联系。这是因为人的情感、故事和回忆才是场所得以生动的基础，缺乏人气的场所终归只是一个沉闷的空间。公共艺术在时间与空间架构中，为特定场所表达出独有的文化背景和立场，展现出场所脉络的历史性。当我们植根于地方文化，合理并善用公共艺术，借此与大众建立直接的联系，让其感受到来自于艺术的温暖和关怀，这种关怀也就是场所精神的具体显现。人们在此种可看、可触、可感的真实情境中与艺术、与他人、与场所互动，才能体会充满意义的公共艺术之场所精神。
作者：殷子 张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