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法国的诗坛、艺术批评界来说，波德莱尔都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名字。同时，他是象征主义公认的先驱人物，他于1857年出版的《恶之花》是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全新的美学原则，开创了文学的新天地，成为法国和整个西方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当19世纪的诗人们还在遵从着由新古典主义者布瓦洛的“真、善、美”相统一的创作原则，波德莱尔已经开始从审美的角度看待社会的丑恶现象，自然中的丑陋意象以及人性之恶。他正是身处于西方美学精神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作为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及批评家之一，他敏锐地感知了这一转向，并通过自己的审美思想及创作实践推动了这一转向。
一、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解读：过渡、短暂、偶然
在1863年发表于《费加罗报》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波德莱尔在评论画家康斯但丁时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现代性”一词，他对现代性作出了这样的描述：“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对波德莱尔来说，现代性既不是已经定好兴起和退潮的某一时段，也不是某个时代的突发奇想，而是由无数个“现在”构成的时点。在这里，永恒与现实、神圣与世俗相接触，每一体验都是无法复制的现在。在波德莱尔看来，现代性就意味一个转瞬即逝、完全瞬间化了的生活制度。在这样的生活制度下，现在被抽象为一个瞬间的点，时间不再是连续的，只是一个个自身孤立的点。这样一种现代性的观点首先表达了一种时间上的不连续的意识：一种与传统的断裂，一种全新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现代性是过渡的、短暂的和偶然的。“过渡、短暂、偶然”其实是对规律性、连续性、直线型的反叛，是对现代复调网状等概念的强调，而这样的探索是从波德莱尔开始的。另外，波德莱尔所主张的现代性没有任何终极目的，没有提出任何人文主义试图实现的理想，唯一的目标和理想就是注重诗歌的本质，就是咏唱诗歌。
二、波德莱尔的审美思想有其现代性意义
在极富神秘主义气质的波德莱尔那里，他始终认可的就是精神，他反对像自然神论那样的浪漫主义。他认为：“大部分关于美的错误产生于18世纪关于道德的错误观念。那时，自然被当作一切可能的善和美的源泉和典型。对于这个时代的普遍的盲目来说，否认原罪起了不小作用。”在波德莱尔看来，存在并不就意味着善，自然的东西是懒惰的、无序的、晦涩的，甚至是丑恶的。他的美不表现为欢乐和愉快，而表现为忧郁、不幸和反抗。这种忧郁、不幸和反抗，是他从现实的丑恶中发掘出来的美。波德莱尔认为，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伏脱冷、拉斯蒂涅、皮罗拓，是比《伊利亚特》中的英雄还要高大得多的人物。在波德莱尔看来，描写社会中的丑恶事物的作品同样可以是激动人心的，而且在艺术上也同样可以是美的，也就是说恶中之花是值得发掘的，这在他的《恶之花》中得到了很好的确证。波德莱尔要求艺术必须超越邪恶、丑陋和混乱的自然世界，通过美化来修正、润色和改变自然。在波德莱尔看来，恶并非只有消极的作用，它反而是催生创造性事物的酵母，具有一种净化的作用，是通向善的桥梁。对于美，他是这样定义的：“某种热烈的、忧郁的东西，其中有茫然、可供猜测的东西……神秘、悔恨也是美的特点。”具体地说，波德莱尔认为美本身包含了两个部分：绝对美和特殊美。他说：“如同任何可能的现象一样，任何美都包含某种永恒的东西和某种过渡的东西，即绝对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
波德莱尔的审美观点第一次使现代文学艺术在题材上实现了笔触的大转移，它使社会之恶和人性之恶作为审美对象来描写，提出了从恶中发掘美的美学取向。这一诗歌创作理论的提出，推动了西方精神由传统的和谐之美、近代的崇高之美向现代的审“丑”的转型。
三、波德莱尔的实践有其现代性意义
波德莱尔不仅较早地提出了现代性概念，还使之获得了一定的规范意义：“美学现代性的精神和规则在波德莱尔作品中呈现出明显的轮廓。”作为艺术哲学、美学自然要对艺术、艺术实践产生影响，对波德莱尔来说，也是如此。从他的代表作《恶之花》中可以看出，他主要就三个方面进行实践探索：
（一）蔑视审美传统，打破传统审美范畴的界限，致力于从平常、丑陋、罪恶中发掘美。在他那里，廋骨嶙峋的老妇人、卑鄙的盗窃者、丑陋的流浪汉、放荡的妓女等传统审美严加排斥的形象都可以如诗，并表现它们所特有的美。波德莱尔所显示出来的美学现代性意识标志着一个真正革命阶段的到来。启蒙时期那种谨慎的相对主义式的美的哲学观被一种宿命论式的历史主义所取代，波德莱尔的这种宿命论式的历史主义强调文化周期之间的总体不连贯，每一个文化历史周期是一个“类似于以死亡结束其存在的活的个体”。
（二）发掘超越性的美和现象界背后的美。“应和论”不但是波德莱尔的重要美学命题和早期象征主义的美学纲领，也是现代主义审美实践的重要依据。同样，波德莱尔也是不遗余力地投身于这种理论的实践中，致力于从现实的、现象的美中发掘超越性的美和现象世界背后的美。波德莱尔努力寻找并提供了一种震惊的审美体验，他的诗歌创作就反映了这种审美追求。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记忆是非意愿型的，它被气息的光晕所庇护，常与感官中的气息联系起来，它引起的气息可能唤回逝去的岁月，并提供一种慰藉感。他的诗歌的意象即源于此，其特征在于“它的气息的光晕”，但随着机械时代的来临，照相机之类的东西却使“灵韵”或“光晕”消失了。他致力于提供一种无与伦比的震惊体验，这种体验对于他和大众都是重要的。
（三）捕捉审美现代性，极力发掘现代社会特有的现实的美、瞬间的美、独特的美。波德莱尔对以浪荡子为代表的现代形象情有独钟，并不遗余力地予以探索，波德莱尔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英雄主义气质或英雄气概，并认为这种行为表现了一种特有的富有时代特色的现代美。波德莱尔独具慧眼，从人们习以为常的颜色变迁中发现了现代美。在七月王朝时期，黑色、灰色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衣着、装饰）中极为普遍，波德莱尔由此发掘了这些颜色的丰富含义及其表现出来的美：“黑衣和燕尾服不仅具有政治美，这是普遍平等的表现，而且具有诗美，这是公众的灵魂的表现：这是一列敛尸人，政治敛尸人、爱情敛尸人、资产阶级敛尸人。”而且，在波德莱尔看来，诸如游手好闲者、演员、交际花、隆重的典礼等等也都具有瞬间的美，具有现代性。
结语：
波德莱尔所显示出来的美学现代性意识标志着一个真正革命阶段的到来。启蒙时期那种谨慎的相对主义式的美的哲学观被一种宿命论式的历史主义所取代，波德莱尔的这种宿命论式的历史主义强调文化周期之间的总体不连贯，每一个文化历史周期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个体。而他的审美观点第一次使现代文学艺术在题材上实现了笔触的大转移，它使社会之恶和人性之恶作为审美对象来描写，提出了从恶中发掘美的美学取向。这一诗歌创作理论的提出，推动了西方精神由传统的和谐之美、近代的崇高之美向现代的审“丑”的转型。在波德莱尔的创作实践中，他对现代性的理解有着显而易见的印证，他从实绩方面推动了西方美学精神的现代转向，也为我们从现代视野下研究其思想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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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文英（1989-），广西桂林人，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文艺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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