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7-0003-02
一、韩愈哀祭文溯源及前代发展
《说文解字注》中说：“哀，闵也。闵，吊者在门外也。引申之凡哀者皆曰闵。”；“祭，祭祀也”。可见，哀祭类文体记述内容与哀吊、祭祀等活动有关。中国古代非常重视有关丧事的礼仪典制。《周礼·春秋·大宗伯》说：“以丧礼哀死亡。”《礼记·曲礼下》：“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孔颖达疏：“丧礼，谓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殡宫，及葬等礼也。”
哀祭文作为一种文体体裁，真正以散文形式出现最早见于《尚书》中的《周书·金滕》：
惟尔主孙某，遗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圣子之责干天，以旦代某之身。
写周武王病笃，周公旦祷于三王，请以身代，史官纳其祝册于金滕之匾中。虽仍属于祭天祈祷之辞，但毕竟悬念生死、骨肉情深，可视为哀祭散文的萌芽之作。据《礼记》所载，哀祭文最早的形式——“诔”。《说文解字注》曰：“诔，谥也。当云所以为谥也。曾子问注曰，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我们可以概括诔这种文体的两个特点：一是叙功德，二是定谥。据《檀弓》所载，最早的诔为鲁庄公之诔县贲父、卜国，认为“士之有诔，自此始也”，但有事无辞。现存最早的诔辞是《左传·哀公十六年》所载的鲁哀公《孔子诔》：
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全文仅用三十余字达到了词哀情切的效果，体现了徐师《文体明辨》所述“祭奠之楷，宜恭且哀”的抒情特征。其文末“呜呼哀哉”的形式，成为了诔文叙哀的一种标志。
经过及至汉代的发展，诔文表现出叙累功德和表达伤痛的特点，因而形成了诔文前半叙德、后半叙哀的基本定式。例如杨雄《元后诔》、杜笃《大司马吴公诔》、张衡《司空陈公诔》、蔡邕《济北相崔君夫人诔》等诔辞先后出现，盛极一时。这种写作模式，开启了哀祭文韵散结合的先声。与此同时，由辞赋派开始的哀辞、吊文，由颂神式祝辞衍生的哀悼性散体祭文，也相继出现。《文心雕龙·哀吊》论哀悼性文类的写作规范曰：“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就抒发伤悼之情而言，哀辞与吊文大同小异。明人徐师曾云：“按哀辞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称文。夫哀之为言依也，悲依于心，故日哀；以辞遣哀，故谓之哀辞也”。任昉《文章缘起》以贾谊《吊屈原文》为秦汉以来最早以吊文命篇的作品，《文心雕龙·哀吊》也以这篇为吊文的“首出之作”，这类吊文为作者所发思古之幽情。
在古代，人们产生万物皆有灵观念的同时，也就出现了祭祀“当时祭祀天地山川，往往有祝祷性的文字，称作祭文、祈文或祝文”。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辩序说》中指出“古之祭祀，止于告飨而已”，其文并无哀伤之意，可算是祭文源头之一。任昉《文章缘起》中认为，秦汉以来，最早称为祭文的是后汉车骑郎杜笃的《祭延钟文》，可惜该文已佚。晋代以后，祭文大量出现，其使用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用于祭奠亲故亡友以及前代贤达，记其言行，表达作者的哀伤之情，如潘岳《祭庾新妇文》、陶渊明《祭程氏妺》、梁徐敬业妻子刘令娴《祭夫文》等。
综上所述，哀祭文就是指用于祭奠与悼念死者的相关文体，有诔碑文、哀辞、吊文、祭文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书写规范，唐人不仅继承了前代哀祭文的优良传统体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尤以韩愈为典范。
二、韩愈哀祭文的拓变
陈寅恪论韩愈认为：“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韩愈一生共作文345篇，其中哀祭类文体有108篇，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可见哀祭文在其散文中的重要地位非同一般。在哀祭类文学领域，韩愈在其倡导的散文文体文风改革创作实践中，不仅继承前代哀祭类文学诸如“不苟毁誉于人”的优良传统，还勇于创新，赋予碑志、祭文以文学性和艺术性；不仅重视文章的辞采语言和技巧，而且在字里行间以情感取胜，化“铭诔尚实”却为感情充沛，依靠自身高超的文学涵养和文艺技巧变祭文之刻板为生动。其艺术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不拘泥于前代哀祭文体制，在布局谋篇中求新求变
桐城派鼻祖刘大櫆说：“祭文退之独擅。”所谓“独擅”，指韩愈能把古代止于祭祀天地、山川、宗庙、社翟等神抵时所诵读的文体，扩展到同时用于祭奠亲赘故旧；从四言韵体、骄俪体等典雅庄重形式，推广到同时用散体自由抒写，能根据内容的需要，不拘常格，选择与之相应的表现形式。简言之，即他的哀祭文不因循守旧，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韩愈注重根据墓主身份个性差异来布局谋篇，这就打破了碑志先叙述墓主世系、仕历，最后才作铭颂的固有模式。如《施先生墓铭》，为了说明施先生乃是深受学经者崇敬的经学家这一身份，韩愈就先用“辞”作了赞颂，再叙述其世系和仕历，这就一反碑志先叙祖德、世荫，再写墓主仕、生平，最后夸赞德行的固有格式。正如清人林云铭所评：“此自首至尾，步步倒写文字也。读来却是一气呵成，不可以常格论。”曾国藩也说：“或先叙世系而后铭功德，或先表其能而后及世系，或有志无诗，或有诗无志。皆韩公创法。”这就是说，韩愈在创作碑志文的时候，颠倒了常规顺序，乃是超常之体，故不能不谓之“奇”。
（二）“词必己出”、“文从字顺”的审美追求
韩愈创作的新体散文承载儒家道统，不因袭前人成言，而是自铸伟辞，呈现出一片新气象。经过革新后的新体散文具有充实的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不但形成了与骈文相抗衡的局面，而且也广为时人所接受。“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觉属，神徂圣伏道绝塞，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这就是韩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提出的“词必己出”和“文从字顺”的理论主张。
《故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是韩愈为忠于唐王朝的义士张彻所作的墓志文，韩愈先简要介绍了张彻的名讳和官职，然后记述了张彻在长庆元年被兵乱所困的情景。为了突出张彻忠毅耿直的形象，韩愈用了一段“奇语”将张彻“骂贼而死”的整个过程重现：
居月余，闻有中贵人自京师至，君谓其帅：“公无负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请见自辨，幸得脱免归。”即推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与其徒皆骇曰：“必张御史。张御史忠义，必为其帅，告此余人，不如迁之别馆。”即与众出君。君出门骂众曰：“汝何敢反！前日吴元济斩东市，昨日李师道斩于军中，同恶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喂狗鼠鸱鸦。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骂。众畏恶其言，不忍闻，且虞生变，即击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绝骂。众皆曰：“义士！义士！”或收瘞之以俟。
语句短促有力，对话简洁明快，节奏铿锵，掷地有声，再现了张彻的高风亮节。“父母妻子皆屠死，肉喂狗鼠鸱鸦”一语，语奇意亦奇，表达了对犯上作乱人的痛恨，以及对张彻的敬佩称颂之情。
三、从哀祭文看韩愈的生死观
从理性的观点看来，死生是人生之必然，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往往也会反映在哀祭文的创作中。
韩愈在《欧阳生哀辞》中说道：“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诚。”可知他秉承的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儒家原则。在面对亲友的死亡，韩愈有时认为死亡的发生是一种“过错”，而造成这个“过错”的是“天”。如《独孤申叔哀辞》中，他一方面说：“众万之生，谁非天邪？”肯定“天”的崇高性，另一方面却又说：“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于贤耶？将下民之好恶，与彼苍悬耶？”怀疑老天的好恶判断是与人不同的。可是有时韩愈在面对亲有的死亡时，又表现得一腔茫然，如《祭十二郎文》中说：“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面对老成之死，韩愈表现他对天理、命运之事，试图探究，但是终究不明其理的困惑。这些例子，均显示韩愈在面对亲友死亡时，不知所措、不明所以的态度。此外，《祭柳子厚文》中表现的“人生一梦，乐悲自然”的生死观，颇有庄子出世的意味。但就韩愈在生命过程中入世进取的作为看来，他并非能做到如此豁然。因此，笔者认为，他文中所谓的“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意在透过肯定死亡的必然性来舒缓自己内心的悲痛，而以“人之生世，如梦一觉；其间利害，竟亦何校！”来告慰生命际遇屡受苦难的柳宗元之灵。
综上说述，不难看出韩愈面对他人生死现象的态度与看法，充斥着不确定性。李壮鹰先生认为，韩愈的思想本质是文学家，其所擅长的是形象思维与经验思考，对于抽象的概念与思辨，倾向从感觉出发，或者采用以表象为主的文学语言来解释，所以他的言论中所涉及的哲学思考，就难免显得零碎而无系统性，这可能也是中国古代多数作家共同的盲点。但“生死议题”作为人类不可避免的永恒话题，韩愈对此不可能置若罔闻。韩愈融死生议题于文学审美性上，并没有上升到哲学系统性的思考上来。
韩愈在我国古代的散文创作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对哀祭文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其作品的很多体制成为后世文学家竞相模仿的范式。本文仅从其溯源、艺术特色及生死观等方面做了简要分析和考证，对韩愈哀祭文的研究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希望本文对了解、研讨韩愈哀祭文有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徐师曾，罗根泽.文体明辩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三联书店，2001.
[4]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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