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野草》中悖论式情境下的救赎的方法创新

中国论文网 发表于2022-11-26 16:22:15 归属于艺术论文 本文已影响469 我要投稿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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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草》在鲁迅的所有的作品中本身就是很奇特的存在。与其他的小说集或是杂文集不同,如果把批判当时社会现实的鲁迅杂文称作是“投枪”,而其小说是直指国民性的“匕首”的话,那《野草》就是对自我内心世界审视和剖析的“钢刀”了。“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1]正是这种以自我为对象的批判视角,从而使《野草》具有了不同于他者的有独立价值的内生系统。
   一.鲁迅的思想渊源
   孙伏园在《鲁迅逝世五周年杂感》中提到过,刘半农曾评价鲁迅“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对此鲁迅自己也没有反对。所谓“托尼学说”,分别指的是“托尔斯泰”和“尼采”。以“博爱”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源自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通过对人内在“善”的升华和成长,从而达到对外在“恶”的根本否定。这在鲁迅那里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对被侵略国家和民族的支持。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个小国虽然国家已经名存实亡,但鲁迅依然怀着极大热情地支持弱国的反侵略斗争,无论是演讲撰文进行声援,还是为之编撰文集介绍文化,可以说这些行为都与其接受的“托尔斯泰主义”有着密切联系。
   另一位对鲁迅产生很大影响的思想家就是尼采。鲁迅就是在1902年4月至日本留学,此时尼采学说正十分盛行,鲁迅也自然受到了影响。尼采的超人学说,是一种意志论,核心就是对“人”的重新关注。“上帝死了”,“人”似乎就成为了新的价值标准,鼓励着人们去热情生活,从原本陈腐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这似乎与鲁迅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的。国家的贫弱和留日期间发生的“幻灯片事件”更让鲁迅体认到“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2]因此,鲁迅发现了强国的当务之急在于国民的思想启蒙和国民性改造上,从而提出了“立人”的主张。而这里所谓“立人”,其立的就是“超人”,那些能破坏传统价值观、建立起新思想的新“国民”。正是由于这种内在的相通,鲁迅对尼采推崇备至,称之为“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3]
   事实上,“托尼”学说本身就是矛盾的存在。1925年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到:“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4]这里所说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难发现其所指为何。因此,悖论式情境从思想根源上就是存在的,《野草》的难懂,并不是在于其形式的晦涩,而是在于其本身的复杂性。
   二.悖论式情境下的双向否定
   前面已经提到,《野草》作为鲁迅个人化的产物,与其承担着社会化功能的小说和杂文不同,更直接地体现着鲁迅自身的矛盾和困境。作品中常常出现的“悖论式情境”,就是鲁迅的这种精神困境的外在表征。“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题辞》)《题辞》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当年正值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以及在广州发生的“四一五”大屠杀,党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使大量的革命党人无辜被害,这再一次打碎了鲁迅心中的美梦,一方面是对未来的希望,一方面是现实的残酷,使鲁迅始终处于矛盾困境,无所适从。这篇作为《野草》中最后完成的作品,更是整部散文诗集的序言和内心最深处的“呐喊”。“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等这类对立意象构成的悖论式情境,构成了《野草》的内生系统。
   1.“明与暗”
   在《影的告别》中,影向自身告别,“影”和“形”原本作为整体的两者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正如某位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你”(形)和“我”(影)是一个共同体;“你”(“形”)是作为“群体”的存在,是按照社会规范的常规、常态去生活的,而“影”却是一个“个体”的存在,而且是社会规范的反叛者。[5]这里所说的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个体”指的是鲁迅自己,而“群体”指的是当时的整个社会。这就说“影的告别”就是“鲁迅对当时社会的告别”,可见鲁迅对当时整个社会状况感到非常失望,心境也相当灰暗。除此以外,上文所提到的个人生活变故更加深了他的失落感。家人的决裂、朋友的分别以及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使鲁迅似乎被排挤到这个世界之外,如一位孤独者被抛弃在荒无人烟的沙漠之中苦苦挣扎。另外,这里的“影”与“自形”也同是指鲁迅自己,事实上也就是鲁迅自己内心困境的外在表现。通过“影”与“形”的设置,从而形成自我和自我的对话,也是理想与现实的对话,只不过这种对话是以“影”独白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影”作为承载着理想的自我,始终为需求一个栖身之所而不可得,“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而作为现实中的自我的“形”,也同样“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这里反复出现的“不乐意”,强烈地表达出决然、彻底的拒绝态度。天堂要拒绝,地狱也要拒绝;未来要拒绝,作为现实的“形”也同样拒绝。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理想自我,“影”始终要面对一个悖论式情境:只能存在与明暗之间的“影”,终将会迎来消失或者吞并。被“明”消失,意味着要遵从社会常规和常态去生活;被“暗”吞没,意味着自我毁灭,这两者都是我所不愿意的。面对这种情况,“影”的选择是“彷徨于明暗之间”,“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在这里,原本作为悖论式存在的“明与暗”的选择被搁置了,通过“独自远行”转化为自省的方式得到解决 。既不愿意顺从又不甘于毁灭,为此只能成为孤独者,独自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不断前行,即使最后面对的是“消失和吞并”。  2.“生与死”
   以《死火》为例,“死火”本身的这个意象就是一个悖论体:原本是具有生之意识的“火”却赋予其“死”之形态。这其实同样是鲁迅对自我体认的体现。为唤醒那些还沉睡在铁屋子里的人们而不断奋斗的鲁迅,就如同一团火焰不断地燃烧着,然而现实就如同“冰谷”这般寒冷,使这团生命之火化为“死火”。“这是高大的冰山,上接冰天,天上冻云弥漫,片片如鱼鳞模样。山麓有冰树林,枝叶都如松杉。一切冰冷,一切青白。”
   就是在这样一个“冰谷”,通过与“我”的相遇和对话,再一次出现了悖论式情境。在这里“死火”遇到的问题是无论是选择“留下”还是“离开”,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结果——死。“死”是每个个人都必然会遇到的,这里就涉及到“生与死”的存在方式选择的哲学命题上。让·保罗·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是拥有绝对自由的。因此,人生来就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凭着自身意志而自由选择;人只有不断地选择,才能创造自己的人生价值,证明自己存在。“死火”最后的选择是“我还不如烧完”,既然死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在死的过程中燃烧到最后,以此来实现自我价值。萨特曾说过“假如我对于一种不仅涉及自己,而且涉及全人类的选择,必须担负起责任,那么,即使没有先人的价值来决定我们的选择,那也不能随意妄为。”[6]鲁迅也正是如此。事实上,做出这一选择其实已经可以预见结果的悲剧性,这也体现了作为“战士”的决心和责任,虽然蕴含了许多无奈。
   在《墓碣文》中,鲁迅的这种生命体认展现的更为深刻。孤坟中“胸腹俱破,中无心肝”的“干尸”就是“虚无”的象征。墓碣上的残存文句则更直接地将之表露出来。“寒”、“深渊”、“无所有”、“无所希望”等均赤裸裸地将鲁迅内心的虚无体认表露了出来。但与《死火》不同的是,这里的虚无感更多一种人类本源性的宿命感。这种虚无感犹如首尾相合的吞尾蛇一般,无穷往复,没有出路。“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这不禁使人想到首位相合的吞食蛇,没有出路直至吞尽自己。这种近乎是原罪的虚无感可以说彻底的。但鲁迅又是个不甘绝望的战士,始终怀抱着希望而战斗,不得不在这两种思想的抗争中苦苦挣扎着。就如某位研究者所言,墓中人对内心的虚无与黑暗的创痛酷烈的体验,正是催促“我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的内在动因。[7]
   3.“爱者与不爱者”
   这里所谓的爱指一种大爱,包括爱情、亲情、友情,也包括怜悯和仁慈,象征着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理解的一种关系。然而,这种大爱在《野草》中似乎也成为了被质疑的对象。在《过客》中,当女孩知道“过客”的脚受伤之后,出于同情将一片布递给他裹伤,而“过客”对这“太多的好意”既表示感谢,又“没法感激”:
   “这真是极少有的好意。这能使我可以走更多的路。〔就断砖坐下,要将布缠在踝上,〕但是,不行!〔竭力站起,〕姑娘,还了你罢,还是裹不下。况且这太多的好意,我没法感激。”
   “过客”出于自身糟糕的状况本应该很自然接受这份好意,但是他还是拒绝了。“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象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这里“过客”表现出了彻底的怀疑性,这种怀疑不只是对他人,也同样是对自己。萨特有句名言:“别人即地狱。”人与人之间是不可调和和认知的,每个人的话语都从属于自己的意志而抵制他人的意志。为此,“过客”也从属于自己的意志而拒绝别人的好意,老翁作为“过客”的“先驱者”也深刻明白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老翁总是重复一句话“你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没什么好处。”鲁迅也曾在其他文章中表达过独自前行的必要:“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8]
   在老翁告诉他前面是“坟”的时候,留在“过客”面前的只有三条路:一是回去,但是回去的地方“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因此“我憎恨它们,我不会转去”;二是留下休息,但是“我不能”;三是继续前行,不过等着他的可能是坟墓。对此,“过客”的选择是继续前行。在已经知道了目的地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选择怎么做。“过客”已经知道了迎接他的可能是“坟”,然而有一种声音促使他继续前进,这种前行并不是出于对理想的坚定信念,而是一种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选择的救赎之路。
   三.结论
   《野草》作为鲁迅个人化的作品,以自我批判为视角,具有了不同于他者的独立价值。其中强烈的两极情感矛盾,在“明与暗”、“生与死”、“爱者与不爱者”等这类对立意象构成的悖论式情境中展现出来,同时这也与其受到托尔斯泰和尼采等人的思想影响有很大关联。当然,正如“影”选择“独自前行”; “死火”选择“燃烧至尽”;“荒野中的两人”选择“伫立至死”,“绝望之为虚妄, 正与希望相同”作为精髓所在,也同样存在着裂缝,就是在悖论式情境下选择不以任何预设为目的的自我抗争。这也正是鲁迅以自我审视的方式,在悖论式情境中探求出的一条救赎之路。
   参考文献
   [1]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300页
   [2]鲁迅:《补白》,《鲁迅全集》第三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07页
   [3]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53页
   [4]鲁迅: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的信,《鲁迅全集》第十一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93页
   [5]钱理群:《文本阅读从<朝花夕拾>到<野草>》[J],《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04期
   [6]转引自刘君:《选择、责任与自由——浅析萨特的自由思想》[J],《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03期
   [7]汪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三联书店,2008年7月版,第274页
   [8]鲁迅:《题记》,《鲁迅全集》第三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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