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和穆旦都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新诗坛的重要诗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新文化运动高呼“民主”与“科学”，顺应了时代潮流，为西方文化的传入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出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学成归国以及通晓西方语言的学者们译介的西方文学作品不断涌现，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知识界。由于古国文明的根深蒂固以及新的文明带来的冲突与不适，中西文化的融合注定要经历了一定的磨合期，这在不同时期的文人作品上打下了烙印。 同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爱情诗，徐志摩的《沙扬娜拉》和穆旦的《诗八首》向世人展示了诗人对爱情的不同体验，这种差异不只是个人的，更是时代的、民族的。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从思想境界和表现手法入手并结合诗人的背景经历，对两首诗歌进行对比研究。
徐志摩的《沙扬娜拉》（以下简称“徐诗”）一诗写于1924年徐志摩陪印度诗人泰戈尔访日期间。诗人从离别之际日本女郎刹那间的低头入笔，将女郎深情柔媚的风姿表现得入木三分，字里行间饱含作者对对方难以割舍的爱慕敬仰之意。日本女性贤淑、温存与端庄的仪态以及诗人多情善感的形象跃然纸上。“水莲花”绝非简单的喻体，寥寥数字，蕴含着独特韵味。熟谙中国文化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它在古代诗词中的地位——它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常用“意象”，和“月亮”、“红梅”、“清秋”等“意象”一样，都能引起特别的情绪体验。这是一种沉淀已久的民族文化心理。
穆旦的《诗八首》（以下简称“穆诗”）写于1942年，24岁的诗人刚刚毕业于著名的西南联大。如果说徐诗给人的感觉是甜蜜中带着忧愁，那么穆诗便是深沉中夹着晦涩。在穆旦的笔下，爱情变得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充满变数，感情如线团般缠绕难解，陷入重重纠葛矛盾之中。这里有表白时的心意不相通“相隔如重山”，有拥抱在一起时“那未成形的黑暗”带来的惴惴不安，有熟识后相同带来的怠倦和差别带来的陌生，有两相情愿后在合二为一中的平静，等等。爱情仿佛是个五味瓶，酸甜苦辣个中滋味让坠入其中的人们一一尝尽，完全没有少男少女想象中的浪漫美好。况且，不仅有“你”有“我”，更有“他”、“它”，一些让人无可奈何的黑手强行介入，弄得本已纠结的恋人世界一团糟。
回味徐诗，读者或许会有似曾相识感，脑海里会浮现出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式的理想爱情模式。这个日本女郎也许就是在古代文人中广为传唱的崔莺莺、王昭君、李香君，这个诗人可以是张生、汉元帝、侯方域，一个温柔美貌能识大体，另一个多才专情，双方心心相印，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显然，徐诗隐含的爱情模式是中国式的零矛盾爱情模式。“只羡鸳鸯不羡仙”，古人对这种理想爱情充满期待和向往，当现实总让人失望的时候便借文人之手以大团圆结局来寄寓这份情结，有时不惜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让男女主人公起死回生，然后白头偕老。因而，徐诗所激发的审美体验也是中国式的集体体验：当美（缱绻甜蜜的爱情是美的一种）不能实现时，留给人们的便是惆怅与遗憾，即如诗人所说“甜蜜的忧愁”。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并不是一见钟情、心心相印那么简单。爱与被爱是人类的本能，是人生的必经阶段。如同生活中诸多事情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爱情也并不总是中国古典式的理想浪漫，而是双方心灵的磨合，是一场久经考验的心理战。穆旦奉献的不只是诗，更是残酷的真实。在穆诗中，爱情是矛盾重重的、残酷的。交战的双方不仅是作为个体的“你”、“我”，更有个体人格的分裂面，即自我灵魂的斗争。例如，“他存在，听从我底指使，＼他保护，而把我留在孤独里，＼他底痛苦是不断的寻求＼你的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这样陌生化的表现手法是西方式的象征手法。结合上下文可知，“他”并非第三者，而是内在自我、具有个性精神的自我的象征。很显然，作为个体的“我”已分裂成内在的自我和外在的自我，外在的自我追寻爱情，对“你”不可自拔，内在的自我感受到真实存在的孤独，维持个人的存在感，同时又为外在的自我寻求出路。按照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个体的存在是孤独的，孤独又是永恒的。“你”作为真实存在的个体生命，内心活动是复杂多变的、不固定的，因而“我”求得了又必须马上背离。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人的心灵也是如此，从穆诗中可以窥见人性的深刻复杂。《诗八首》大量运用象征手法，使得诗句晦涩，语义较难把握。例如，“我看见你孤独的爱情＼笔立着，和我底平行着生长！”，爱的双方应该是两棵独立支持的“巨树”，它象征着一种互为依存又互不依赖的爱、一种坚强的人生之爱，颇具现代独立意识。穆诗所表现出的理性精神，除了与诗人慎思明辨的个性气质有关，更与诗人所受的文化熏陶有关。在思维形式、创作风格和表现方法等方面，穆旦深受二、三十年代的西方现代派诗人爱尔兰的叶芝，英国的T.S.艾略特和奥登等人的影响。穆旦的同学、好友赵瑞蕻甚至理出了“这么一条线索：布莱克—惠特曼—叶慈—艾略特—穆旦”1。穆旦冷眼旁观人生与生活，目光犀利睿智，从切实的个体体验入手，逐层揭开事实（如爱情）的残酷面目。这与西方文化追求真理和智慧、注重个体价值的传统不谋而合。穆旦诗歌的成功正在于他对中式思维的超越，正如评论家王佐良先生所云：“他（穆旦）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穆旦的胜利却在于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无知”2。
徐志摩曾赴美国和英国留学，也是沐浴过欧风美雨的人，为何他的《沙扬娜拉》仍然表现出浓厚的古典审美情趣呢？有学者甚至把他的这种审美理想概括为“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3。作为诗人的徐志摩是中国“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新月派根据其诗风的变化，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徐志摩，与诗人闻一多共同提倡“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的 “三美”主张。音乐美指的是诗歌的音节，读起来富有节奏感，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建筑美是指节的匀称和句的整齐;绘画美指的是诗歌的词藻，用词注意色彩，形象鲜明。不难看出，这种审美主张是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唐代诗歌影响的。作为一位现代诗人，徐志摩是单纯天真、温和敦厚的“自由之子”，带有中国道家“逍遥游”和中国儒家“中和节制”的气质。但是，并不排除西方文化精神诸如民主个人主义、英国式的小布尔乔亚思想对他的影响，使他对大自然和人世间的“爱”和“美”有着独到的体验。这二者并不矛盾，统一于他那颗潇洒不羁的灵魂。当他把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古典意境和氛围化为诗篇时，他也就是完成了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后期新月派和以“雨巷诗人”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更多传达的是现代人处在迷茫时代的痛苦的情绪。徐志摩的《我不知的风往哪个方向吹》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全篇运用象征手法抒写时代的悲哀、个人内心的苦闷，诗风稍显颓废。
新文化运动打开了中西思想交流的大闸门。中国新诗自从诞生之后，就面临着向传统寻求资源和向西方汲取营养的双重问题。在纷繁复杂的流派当中，大致可以摸索出两条线索：一派是古典派，一派是西化派。徐志摩的《沙扬娜拉》和穆旦的《诗八首》可分别代表两派的精华。但两派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而是处在有意或无意的影响交流之中。随着局势的变迁、时代的需要以及诗人们的不断探索尝试，中西慢慢走向融合，于是形成了既有时代特色又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诗。从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尝试集》的稚嫩生硬，到四十年代穆旦《赞美》的圆融贯通，中国新诗走过了坎坷的现代化道路终至成熟。而穆旦，中国现代文学上的杰出诗人，有意识地借鉴和主动吸纳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传统 ，并植根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独特的生命体验之中，在创作上融会贯通、独树一帜，“是新诗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一次革命性的冲刺”4。
注释：
[1]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穆旦诗集（1939-1345）》“附录”;1947年5月于沈阳自费出版。
[3]李怡：《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论徐志摩与中国传统诗歌文化》;[J]江海学刊;199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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