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自由画;趣画;意画;风画韵
崇尚自由是陶渊明和苏轼的共同特点之一,从文学方面来说,陶诗和苏词颇有相似之处。苏轼曰“: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然而,苏轼的绘画思想中表达出的对自由的理解和追求方式,与陶渊明有着明显的不同。词发展到宋朝已经不再是“诗余”,而成为一种可以登大雅之堂,抒发豪情壮志的文体了。绘画则是文人心理情绪的浮现,更能体现出作者最真实的心理感受,苏轼绘画思想中的自由倾向更接近他的真实想法。
1、浑然天成的气度和溢于毫锋的画趣
陶渊明生活在玄学之风浓郁的晋宋时期,玄学家提倡任真自由与委运任化,玄远静谧的山水田园与玄学家追求的“道”具有很大的共通性,人们在自然面前更容易敞开胸怀,陶渊明追求的是心与物游,自然适性的自由,他的自由有一种焕然天成的气度。而苏轼生活在宋朝,他的文人画与宋代宫廷绘画追求严谨、工细、注重写实不同,以写意为先,抒怀写情,用笔放逸而不拘常格,这也是自由的一种表现,苏轼说“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这说明无论是苏轼的诗还是画,都有一个苏轼的影子在里头,是内心的感受的自由表达,是文人的“画趣”溢于毫锋的结果,而不是陶渊明“无我之境”的自由。
陶渊明把眼光投向于茫茫宇宙、讴歌自然,注重生命本体与自然万物相交相融的关系,仰观俯察,从自然中体悟到“道”的无穷,以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他的为人处世、辞官归隐、人生态度都受了魏晋玄学自由思想的影响,而他的人生境界又超越了同时代的士人们。渊明虽有“至人”的胸襟,高超的情怀,具备“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的仙风道骨,但他从不自视清高,能够保持一个平常人的心,让千年之后的读者依然觉得特别亲切。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将道家自由遨游,和谐共处的境界化作了现实。“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身在尘世而能感受超尘绝俗的真趣。处人境而无喧嚣之感,能保持一种内心的平静,不受干扰。苏轼说“: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南山胜境、悠然心情,日落山景,飞鸟归巢,与隐居生活融而为一,体道至深又能贴近生活,融自由于无形之中。
苏轼所画的《枯木竹石图》充分表明宋代文人画开始走向借笔墨以抒发抑郁心情之路,并成为中国画的一支“尚意”新军,“尚意”也是一种自由,是文人情思在艺术世界里的自由驰骋。米芾《画史》中言“: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不皴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苏轼的枯木集中了他精神因素的精力、气概、兴致、意趣、情绪、全神贯注以及创作冲动,其目的主要不在于枯木的形象,而在于胸中的盘郁。苏轼位居高官,对于遨游于天地之间只能心存向往之意,以“写意”精神来体现他的自由审美情怀,其中的风采画趣,积淀了众多中国文人的心理素质和审美心理。同时苏轼以气运笔,增强了绘画的精神性和表现性,也带动了书法笔意在文人画中的运用与重视。“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如针对写意而言是没有错的,重点已不在于对客观事物的模仿再现,而在于通过近似于客体的形象传达主观审美意趣,表现韵味隽永的笔墨意趣,借此在艺术世界中自由的挥洒宣泄。
2、自然天地的遨游和象牙塔里的画意
陶渊明追求精神的自由和灵魂的超越,灵魂在清新的大自然山水田园中得到释放,心态从容、自然,“乐天委分,以至百年”,快乐地顺从自然规律,物我两忘,在自然山水间自由遨游。苏轼虽然崇尚自然,想要摆脱束缚,但作为一位有责任心的仕人,他也强调艺术的“有为而作”,绘画更多的是宣泄个人的主观情感的方式,偶尔躲进象牙塔享受画意之美,求得心灵暂时的自由,最终还要回归现实朝廷政务中去。
辞官归隐是陶渊明经过仕途上多次颠簸和心灵反复冲突斗争后做出的决定。他明白了社会的现状并不适合自己理想地实现,便转而探求内心的本真所在,探寻生命的本质,关注的是个体存在的终极意义。烦扰的官宦社会如同牢笼,渊明处身其中无疑就是拷上了精神枷锁。热爱自由的他为误入“迷途”,感到“独悲”,所以一旦卸掉了枷锁他就感觉到莫大的快乐。倦鸟返旧巢,池鱼归故渊,让受压抑的灵魂在清新的大自然山水田园中得到释放。依稀的村落、淡淡的炊烟,幽静的庭院,这都是最真实的田园生活,因而也是最自然的。因此李泽厚先生说“:田园景色在他笔下,不再是作为哲理思辩或徒供观赏的对峙物,而成为诗人生活(参加了一定田园劳动)兴趣的一部分。”所以陶渊明的自由表里如一,与百姓“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在白云蓝天下,青山绿水间,和普通老百姓一起耕而食、织而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享受最真切的自由。
这一点是苏轼时时向往但是最终也做不到的。
苏轼一生历仁、英、神、哲、徽宗五朝,政治生涯充满坎坷,心中郁结重重。“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绘画是他宣泄个人的主观情感的方式。文人画以其特有的立意,以借物寓心的方式形成抒发个性的创作高潮。苏轼在人生之祸福逆顺中胸怀自由精神,寄情笔墨之中,运用概括夸张的手法,在似与不似之间把士人的雅趣、文人的韵味在艺术中展现出来。另外,苏轼的绘画理论中较少有绘画性的技法要求,他不再汲汲于形似而追求神似,强调的是“意”,把绘画文学化了。像苏轼一样的文人士大夫们从事绘画,只是副业,本色仍是文人,他们的绘画精神本身就是非功利的,只是为了舒泄烦闷、表现心志。文人画作为一种精神补偿,功利意识较弱,容易陶养出自由超然的情怀,然而这种自由,是局限于政治环境之下的,是郁闷的文人有限的自由。
3、贴近自然的诗性与重韵尚雅的画风
对自由的不同感悟和追求表现在艺术作品中就会有不同的风格呈现出来。陶渊明思想中的自然率真是直承庄子的,反映到艺术作品中就是他贴近自然的诗性。而苏轼的“墨戏”的画风明显表现出重韵尚雅的特征。
“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都达到了道家物我泯一的境界,陶渊明具有自生而来的自然、洒脱,清澈透明的自由魂灵,正是这种“质性自然”的本性真情开拓出了清新淳朴的自然田园。陶渊明是一个骨子里潇洒的人,他的血液里流着自由的因子“。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以高,何必升华嵩!”生命在迁移变化中本来就有平有险,只有保持自由的心智,就无所谓身处高山或者低谷了,只要心是自由的,处处都是桃花源,身处俗世依然可以享受高妙的境界,没有必要蹬什么华嵩、做什么神仙。渊明临终前写《自祭文》的悠然自得是深信不疑的。他面临的不是痛苦的死亡之路,而是踏上最终的回家之途,陶渊明是自然之子,其每一首诗都饱含自然之性。
宋代绘画一种是以赵诘为首的院体画,推崇形神兼备;另一种是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文人画,“墨戏”的画风明显表现出。文人画在宋代开始兴盛,与院体画并驾齐驱,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凭着它鲜明的绘画风格占据了绘画的统治地位。文人尊崇的是儒家之道,潜意识里却崇尚禅宗思想,那么文人画家所创作的作品无意识地为自己的人格自由树起了物化标识,最能真实地彰显自我。苏轼反对过分拘泥于形似的描摹,艺术上力求洗去铅华,而趋于平淡素雅,力倡天真清新的风格。所以他艺术创作推崇“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境界,在绘画上尤其倾向于追求淡雅之韵,追求妙在笔墨之外的远韵。说白了,苏轼的画,画的是精神,熟练的技巧似乎只是必然的副产品,它的终极目标是完美人格、淡雅韵味的体现。
4、物我为一的从容和淋漓逸气的画韵
人生而自由,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就是自由,达到这一境界,就能够遨游宇宙之中。渊明直接受到了他的影响,无论在艺术世界还是现实世界都从容面对自然法则和生死规律,这是一种从容的自由。苏轼则将乐天达观的精神、自由高尚的人格融为一体,化合出了文人画情趣的“逸”。“逸”在绘画上是一种超然出世的风韵,也是文人画家的心理需求,这是一种淋漓逸气的自由画韵。
陶渊明在《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中,首句便是“虚舟纵逸棹,回复遂无穷。发岁始仰府,星纪奄将中”。引用《庄子·列御寇》中“(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揭示了宇宙的本来面目:时光不停,迅速流失;四季循环,无穷无尽。与庄子不同的是,渊明追求的只是精神上的自由,日常行事丝毫没有庄子式的狂颠之举。“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他从日常生活中体悟到万物之规律,没有惊天动地的行为,却在一点一滴的岁月变迁中,安贫乐道待终,生活虽然贫穷艰难,而无伤于精神世界中的冲虚之道,人的一生仅如沧海一粟,这种消逝不是颓废的空寂,而是宇宙自然运化的一部分,人之消亡就如同从大海蒸发出的一滴水又重归无边大海之中一样。陶渊明只是坚持本真、顺应天道大化,从而达到了高妙的境界,从容生活在诗意与现实融合的世界中。
苏轼的自由局限于内心的一个角落里,运行于创作中就是一种淋漓逸气的自由画韵。苏轼的绘画着重表现主体精神和情感世界,将外部世界仅仅看作是表现内心生活的自由形式。他尊崇的是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大道,心中虽怀不平之治,却受制于政治礼制的约束,令人惶惧,潜意识里所崇尚的自由独立人格,表现在绘画中就是淋漓逸气的画韵,以此获得心灵的自由与宽解。苏轼的《枯木竹石图》不专师承,率意而为,追求绘画的简淡天真和笔墨韵味。一棵枯树扭转盘曲上扬,树枝杈桠,树叶已落尽。旁有一块怪石,石旁有几株幼竹,除竹叶和一些树枝外,全画大都用淡墨乾笔画出,完全是率意信笔,虽属草草墨戏,但颇具笔墨韵味,与职业画家对树石质实的刻画方法迥然相异。这与苏轼的绘画思想是统一的,他把再现写实和形似放到次要地位,把抒发主体之情和神似放到了主要地位,这样才能使画外有情,画有寄托。不重形似,并非不要形似,而是为了突出以韵为主,使逸气得以贯穿其中。
本文从苏轼的绘画思想入手,从四个方面讨论苏轼与陶渊明对自由的不同诠释和追求,进而在对比中分析陶渊明和苏轼对自由的不同追求方式,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思想的蕴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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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4月第一版,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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