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绘画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作为图像志来记录时代变迁及社会生活，更是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审美特征及精神追求，在当代的绘画创作中应该延续的是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并赋予它新时代的独特风貌。本文分别从坚定文化自信心、建立传统与当代的联接、绘画创作者如何继承发展传统绘画等几个重要的方面进行论述，目的是科学地待文化传统，涵养中外文化精髓，以期实现当代绘画创作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关键词：绘画艺术；人工智能；文化自信；气韵生动；道与技
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算法迅猛发展的二十一世纪，艺术家们面临的不再仅仅是同行间的竞争，而是面对着人类科技发展而创造出来的突破生物局限的人工智能，它背后的研创人员是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人类科研团体以及以全球人类信息作为分析基础的大数据算法。对于作为画家职能的计算机而言，未来如果实现将人类的情感算法应用于绘画当中，它将使人类发现人工智能绘画作品可能呈现出如梵高一样热烈丰沛的情感，或者如维米尔一样优雅宁静的笔触，抑或是如波洛克一样无意识的灵感喷洒。人类观者在观赏画作，探讨艺术风格，猜测艺术创作者难以把握的内心世界时，根本不会考虑到面前画作的创作者是没有情绪也没有意识的机器。人类艺术家是否有能力在这种挑战下胜出，而创作出伟大的艺术作品来呢？尤瓦尔赫拉利提醒我们：“这可能要看艺术是如何定义的，如果说听众觉得美就是美，而顾客永远是对的，那么生物统计算法就有可能创造出历史上最佳艺术。但如果艺术是一种比人类情绪更深层的东西，应该表达出超越生化震动的事实，那么生物统计算法大概就不会成为优秀的艺术家。”[1]有趣的是尤瓦尔赫拉利的这一观点与中国美术理论家郑午昌的观点有暗合之意，郑氏在《现代中国画家应负之责任》一文中指出：“顾国人对于画之认识，无非为欣赏的装饰品，画家亦自认为供人欣赏之艺士，或自认为藉画自娱的名士，此实无历史观念世界观念者的短见，倘一估量画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价值，则当自觉画之作用，不仅在供人欣赏，而能画之士亦不当仅以画为自娱自食之物品，而负有一种重要的文化建设或保存之使命。”[2]如此看来，当代绘画艺术的定义如果不发生改变，不摆脱当代商业社会所制定出来的价值评判标准的话，未来的美术家前途可忧，或许我们的当代艺术家们真的要思考如何超越技巧的、功利的层面去考虑艺术问题，又或许在未来没有新的故事发生前，我们可以从古老的中华文明中再次寻找解决当下绘画艺术创作问题的思路。
一、传承文心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中华民族拥有着最丰厚的历史文化财富。单从绘画领域而言，先辈画家为我们创造了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与形式多样的艺术作品，从手中把玩的器物装饰到高约数丈的雕梁画栋，从不起眼的草间小虫描绘到高山大川的传神写照，从富丽多彩的皇家气象到黑白宣淡的文人情怀，从细致入微的写生再现到信手寥寥的逸气挥洒，每一种风格都是一个画家终其一生的艺术探索与追求。他们的艺术创作是扎根在中华文化的深厚根基上，带有强烈的民族审美特色，他们代表着这个民族最美最善最真的梦想和追求，他们的实践如果能被当代的美术家吸收消化运用，必将开出最美的艺术之花。中国的绘画艺术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秦汉时期便被赋予了规鉴君王、教化民众的道德伦理功用，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藉同功，四时并运。”[3]由于绘画的作用符合儒家“经世致用”的原则而被看作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特别是人物画被赋予了神圣而重要的使命，承担着移风易俗、塑造王政形象、对个人和社会进行教化的目的。宋以后人物画式微，山水、花鸟画渐被作为文化精英的文人阶层视为观道畅神、抒写胸臆、怡情养志的重要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绘画对塑造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特质、反映传承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形象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二十世纪以来，绘画更是成为改革文艺、启蒙民智、倡行美育、抵制异质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在当代的绘画创作中应该延续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并赋予它新时代的独特风貌。二十世纪世界画坛经历了一个从艺术理念到艺术形式的大变革。在这场重大变革中，有一个基本的理念：绘画是表现生命、表达情感、传递精神的艺术形式。毕加索曾说：“有那么一条中国谚语，它道出了绘画里最妙的东西：不该摹仿生命，而应该作为生命而工作。”如果艺术创作是为创作生命而工作的话，人类文明最近百年的技术技能的发展无疑为这个艺术生命创作出了物质躯体，但为它注入精神与灵魂无疑还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刚刚开始。众所周知，东方文明为世界现代艺术贡献的精神财富相当可观。东方绘画及文化思想曾经全面的影响着欧洲现代美术的变革，这一点在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一书中得到充分印证。秉承这种理念的绘画探索，中国已经早于世界几百年，并且留下了丰富的论述，这些都保存在我们的中国画论中。中国的文人画早已形成了完整的“道与技”的人生化、哲学化的艺术体系，这样的体系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刻最强烈最根柢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不仅包含了中华民族先民对仁义道德的恪守、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对生命造化的热爱、对一切真美善的接纳、对灾难痛苦的不屈、对个体生命的超越、对自由理想的追求，而且这种精神已经转变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被现代人所继承。中国绘画的文心文脉扎根于儒释道三家文化的汇合，“画者圣也”，他将天地造化之无穷收摄于心，以纤毫之笔现万象之形神，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庄生曰：“技进乎道”，佛家曰：“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优秀的画者从来都不限于个人的情感与得失，而是立足于天地之大德，人类之大仁大爱。这份对万象万物的观照，对家国民族的责任与担当，才能够化为源源不断的创造力，推动艺术的发展与革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4]，画家应该以中华民族的文心文脉为根基，开启中国绘画的源头活水，塑造出中国绘画特有的风貌与品格。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他反映在家的心灵中、画笔上，只有拥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才能够创作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艺术作品。术家们不需要邯郸学步，只要立定精神，“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就能够“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5]
二、气韵生动，提升心灵境界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利用人类最短的时间取得了经济上的崛起，西方学者开始再次审视不断焕发新鲜活力的古老东方智慧，西方哲学家们开始取道中国，从而去除他们身上那些黏着物的依附，重新创造出思想的路线和行径。[6]而东方的禅修实践则激发着西方人去关注自己的意识，感受自己的心灵，从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或许我们的艺术家更应该做的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获得创作的连接与启示。时代有新变，万物变迁，造化生成，变化是宇宙永恒的规律，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艺术发展的历程中，有变者，有不变者。不变者是中华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是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文心文脉。[7]能够坚守这不变者，才能够“得其环中，一应无穷”，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迸发出新生，形成新的面貌和格局。中国艺术向来负有传承文化的使命，然而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文明成果浩瀚。仅以文字典籍一项而言，现代人终其一生也难以遍读。幸运的是二十世纪初叶，中华之先贤担心中华文化之陨落，而苦心孤诣创立起了中国美学体系、美术理论体系、美术实践体系，而现今三者的研究既有成果又有教训，但民族文化复兴之动力，使得过去相对独立运行的三者应聚力于融合与交流，特别是在美术领域中，通过对历代书论、画论的聚焦与解读，为艺术家科学地对待文化传统，进行艺术创作与创新提供了核心的内容与必要的基础与条件。中国古代的书论、画论对关于艺术创作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内在关系的探索，有非常完整、严密、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尤为珍贵的是百千年来这一体系一以贯之，从来没有因为朝代的更迭、民族的融合、战争的颠覆而改变过。从魏晋谢赫的六法到唐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一路经张彦远、荆浩、王维、郭若虚、苏轼、董其昌、恽寿平、沈宗骞等文士阐述直至石涛和尚的“一画”论，这些民族文化凝结者们围绕着“道与技”的文化主脉而做出各自不同的时代探索。在不同时代的众多言论中，看似所说纷纭复杂，但若细细梳理来，脉络颇为一致，对创作技法问题的探讨属于变相，如“形似”、“神似”、“笔法”、“墨法”“敷彩”等话题的讨论会随时代而变，但促成这些变化的内在驱动力即决定因素不变，这就是“道”。道是中华一元文化的本源，道是中华民族的宇宙观，道是一、是神、是气、是内在规律，宇宙造化一切存有皆含道。先哲认为“艺即是道，道即是艺”，“艺者，道之形也”，“艺成而下，即道成而上矣”，“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作于宇宙法则的道，经历数代圣贤阐述而内化为人的人格与胸次，以心的概念开启了人的精神内在与物质外在的连接。于是在书论画论中就有了“心画”、“中得心源”、“画者从心”、“心手相一”等论述。谢赫六法向被古今艺术家推崇，而六法之首“气韵生动”则被作为艺术家的绝对精神而存在着，成为了艺术作品的最高评判标准，具有统摄其他五法的决定性作用，决定着中国绘画艺术“写神”与“写形”的造型观。先哲认为“气”是造化生成的本初与原动力，庄子曰“通天下一气耳”，道寓于气中，人观造化而味道，以心应道之生生之气，心动则气动，气动则神灵现，妙手得之则能为万物传神。艺术家如何达到气韵生动之绝对精神境界呢？古代存有两种观点，一种谓生而知之，一为学而知之，生而知之，不可学，而学而知之则可通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脱却胸中凡垢。对于艺术家而言，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人格、胸次、心灵的外化形式，想要从根柢上解决艺术创作的问题就要提升艺术家的心灵境界、人品胸次。儒、道两家的功夫皆从“静”与“虚”中来，而中国的艺术精神也自这二者中出。至此二境界皆为“道”境，儒道两家皆强调要节制人做为生物存在的内在欲望以及因对外物之欲求而产生的喜怒哀乐等个人情绪，只有摒除私欲，将自己的心灵状态调整到与造化万物同体的绝对精神时，才可以得到造化的启示，创造的灵感。当然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消除掉艺术家的个性与个人体验，而是提醒艺术家我们先天具有与宇宙万物连接的深层意识，如果过分执着于个体的欲望与情感，便会形成心灵执念的巨大障碍，使人无法与这绝对精神的“道”境相连。超越小我才能提升至“虚”、“静”的心灵境界，增加心灵的感受力与敏锐性，才能够体验“一粒沙中一世界，一朵花中一天堂”的无限，“疏瀹五脏，澡雪精神”、“澄怀味道”确实是真实可修的实践。在古代，“气韵生动”至少有一部分是以泛神论作为其思想基础的，为我们静心的实践增添了玄的成分。但通过古人的阐述，至少可以得知艺术创作与人的精神境界的关联程度。中华民族的艺术会为人类社会提供可参考或者是行之有效的方案，华夏子孙可以超越个人情绪体验，抛却个人生物欲望追求，而将心灵和生命调频至与整个中华民族的绝对精神境界相连接，乃至调频到与全人类最纯粹、最美好、最伟大的精神境界相连接，那么艺术家终将获得源源不断的灵感力与创造力，创作出伟大、感人而生动的艺术作品。
三、知其变化，守其不变，与时代俱进
中国绘画诞生于中华民族独特的宇宙观，在这种宇宙观的统御下中华文化自有独特面貌，绘画欲要在新时代传承与开拓，并能够葆有鲜明的艺术特色，需要遵循一定的艺术规律。动人的艺术作品皆有共性，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淘洗，置于当代仍然能够经得起解读，耐得住品味，我们需把这些共性与规律找出来，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自己创作的艺术高度。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去伪存真，舍末执本的过程，需要理论与实践反复验证与超越，学习已有经验的精髓并在实际运用中求证并创新，我们应当把那些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艺术规律继承下来，才能在当代的创新中激发更大的活力。在中国的绘画史中有多次复古运动，其本质是借古开今。老子认为天下之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当一种绘画风格产生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必然会积习成弊，百疴丛生，因其僵化而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审美要求。每一次复古运动实质上是返回到绘画艺术的本源，以其艺术的根本规律来创造新时代的表达方式，来解决当下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满足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复古不意味着泥古，“世知有规矩，而不知夫乾旋坤转之义，此天地之缚人于法”，古人创立下的法度，今人继承使用时应因时而变，因人而异，一味恪守终会将人缚之于法。在有法与无法之间，在变化与不变之间，循得适当的切入，以此为宗，统领万法，方能够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中国绘画是表现心灵的艺术，是艺术家心、性的具体体现，而不囿于对客观物象的真实再现。因此无论从绘画空间的处理还是从自然物象的描摹，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产生的根基是全然不同的，即使大革新后的西方现代绘画其同样注重心灵与情感的抒写，但其最终由于文化的差异而与中国绘画呈现不同的面貌。中国绘画艺术产生之初就确立了它的基因——以艺宏道，对艺术品格的判断亦离不开道德的洪规，尽管儒道释三家对道、德的解释各不相同，但是对绘画皆持相同的态度，无论是多么精湛的技巧若不能够反映高尚的人生意境则难入品流，也因此中国绘画重视画外之意，重视气韵生动，这一要求使得中国绘画艺术作品与艺术创造者的人品一起被作为审美对象，艺术家的人格境界决定了他作品的艺术高度，如若艺术家心中填满名利世故，未留出一片清静虚空之地，恐怕难以获得天地造化之意度，自然生机之妙造。因此中国绘画格外重视画家技巧外的修养，只有将人生境界的领悟与绘画技巧完美合一，达到形神俱得，才能入中国绘画之妙境。在这种绘画创作观的统摄下，中国绘画作品所呈现的空间便超越了西方所谓的时空观，超越了三维空间的再现，进入了一个彻天彻地、彻古彻今的心灵境界。中国绘画也讲师造化，也讲天地蒙养，也探求万物万象的理法，但其传写性（写实性）皆为画家创造心的灵境而存在，“本乎形者融，灵而动变者心也”，只有技巧与心灵境界合一，才能够创造超越时空、超越国界、贯通古今、具有永恒魅力的文化精品。
四、澡雪精神，融小我入大我
正所谓“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画家创作乃是无中生有，只有摒祛杂念，将世俗名利之算计抛诸脑后，将成规固法一并忘却，将因是非好恶而生起的情理判断消除，才能够达到专一而虚静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庄子所谓“天人”状态，以此状态来体悟世间万象，其境界自然与人之小我境界不可相提并论，此之境界自然消融了人之小我，而至“无我”，“无我”才能“尽细微，致广大”，才能在作品中处处见“我”。“有我”“无我”之辩证实乃是“小我”与“大我”的转换，抛却掉鲁迅所批评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才能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审美状态，才能达到石涛所言：“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势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8]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自由取舍应于心，逐能够做到我自立我自家法，不拘于时代而独树一帜。中国绘画一向是美善兼具的，气韵生动之首要即为人品，郭若虚言“窃观古之奇迹，多轩冕之才贤，岩穴之上士，依仁游艺，探赜勾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也，人品既高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高，不得不生动”，[9]好的画，好的字，能使人的思想境界提高一层，依靠的便是画家的学问与品性的修养。通过技法的修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一些艺术规律，而达到赏心悦目的程度，但对于一个以绘画艺术为生涯的画家而言，能够为社会创造出一笔精神财富要比获得现世名利重要的多。在和平时代的当下，人们把精力多放在搞活经济上。相对而言，外部环境的物质诱惑比较大，画坛的一些风气也比较浮躁，但无论在哪个时代艺术家都会面临不同的考验，想要从根柢里解决问题，靠的还是画家个体的心性修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画家须得淡泊养志，加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兢兢业业，戒掉躁急求名，求人赞好的弊病，方能够不负艺术崇高之名。“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个体、民族、国家三者的命运是紧密相连、可以随时转化的。艺术创作观照中的所谓“忘我”，并非不关注自我与个体，而是要时时反省，处处克制，不让“我”中的人性弊病成为澄明心灵的遮障，而使得心灵时时处于美与善的境界中，有此心胸才能完成小我与大我的转换，才能够完成“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主客辩证，否则纵然这万象造化灵奇神秀，纵然这人世悲欢可歌可泣，没有这小我与大我的转换，没有这心胸的涤荡，怎能“让目光再广大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10]没有这样的心灵的观照，又怎么“以大观小”，在小小的艺术创作中挖掘和阐发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只有养得心胸大境界才能观物有得，获得持久的创作力。结语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要的部分便是心灵修养，围绕心与性，儒释道不断地进行挖掘与阐述，而中国的绘画正是这种心性文化结出的奇葩，这也正是中国绘画艺术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根基之处，只有继承了这文化的精髓，才能够将古往今来以及世界各种艺术元素有机地消化利用，最终艺术家将获得最具个性且震撼人类社会心灵最根柢的艺术语言形式。变与不变，看似沧海桑田，“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人类心灵的感受系统从未因时空等客观因素的改变而增减，人类的情感也未因国界、种族而有所不同。中国的绘画、画论里保存着大量的关于绘画技巧与心灵境界表达的宝贵理论与实践经验，这些理论与实践又与我们深厚的中华文化相连接，中华文明向来以开放的态度吐纳中外文化的营养，中华民族不缺这雄心与信心。我们需要的是知行合一，在寂寞与微茫中求索，无畏任重道远，将一心结成众心，将一志结成众志，必然会推动中国绘画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作者:石秀妍 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