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进人21世纪的时候，提出“文化诗学”这个命题并不是哪个理论家的突发奇想。这是由于现实的文化存在状态既让我们感到欣慰，又让我们感到深深的不安。欣慰的是中国人在2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让我们摆脱了贫困的日子，解决了吃喝住穿的间题，人民生活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也大为增强；不安的是我们对现代工业文明给我们带来的种种文化失范的困扰。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人们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的同时，在综合国力提高的同时，拜金主义、拜物主义、个人主义、亨乐主义、消费主义以及这些“主义”的具体表现，如环境污染、贫富悬殊、贪污受贿、嫖娼宿妓、赌博吸毒、暴力抢劫、造假骗人等社会文化负面现象又沉渣泛起。那么，现实中那些社会文化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呢？或者说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呢？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作为文化的三个子系统，缺一不可。文化中的这几个子系统要是发展不平衡，出现畸形状态，是现实社会文化失范的根源。
历史的经验是不能忘记的。鸦片战争前后，中国遭到帝国主义前所未有的欺凌，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了，出现了“洋务运动”，从物质的层面吸收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而于西方的共和制度和民主思想，则完全不予理睬，结果“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吸收了洋务运动的失败的教训，企图从制度上吸收西方进步的东西，但是对于精神文化则关注得十分不够，或者说某种新的文化形态没有深人群众的心坎，结果变法运动只是少数人参与，没有得到全国多数人的拥护，结果还是失败了。辛亥革命成功，革除了帝制，但同样的问题是精神文化没有起色，国民的文化灵魂没有得到刷新，人民团结不起来，结果是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五四文化革命运动可谓痛定思痛，发动了思想文化革新运动，从精神文化人手力图革新人的精神面貌，力图摆脱封建主义文化的精神枷锁，力图获得思想的白由和个性的解放，这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所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很难切割开来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要平衡地前进，才能推进社会的持久的进步。畸形的文化，必然造成畸形的社会问题。这对社会发展来说，是绝对不利的。
中国和平崛起论不能变成经济决定论。经济的发展要有精神文化的引导。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观点没有过时。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们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万万不可的，但没有健康的精神文化发展也是万万不可的。关键的问题是人的需要是多层面的，除了物质的需要之外，人的道德伦理秩序，人的思想言论的自由，人的个性的发展，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也是属于人的需要。在物质得到基本满足的条件下，这种需要就会凸显出来。没有钱是不行的，但仅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在物质文化发展的同时，体制文化的改变、精神文化的关怀，就成为重要的方面。像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诚然是世界领先的，但在它们那里种种关系到人的生存与精神生活等层出不穷的社会文化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解决。
更重要的是，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深度文化的引导。经济的发展要体现以人为本。如果经济的发展不利于人的建设，不利于人性的完善，如果经济的发展让人感到机器的压迫、电子的干扰、环境的污染、文物的破坏、信仰的失落、欲望的膨胀……那么这种经济的发展对人的生存又有什么意义呢？应该看到，现代经济的发展与精神文化的发展，并非总是统一的，相反往往是相悖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工业文明所代表的经济发展与精神文化常常出现二元对立现象，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就尤其如此。这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经济发展维度与精神文化维度的“错位”。西方的伟大思想家都深刻地看到了现代化和技术进步过程在文化、精神、价值、信仰方面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西方的作家和思想家就开始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文化进行批判。从狄尔泰到席勒再到马克思，都是从批判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逻辑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这些都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有人可能会问在工业文明发展到高科技的今天，新的工业文明是不是对人具有了一种亲和力呢？事实的发展告诉我们，新的高科技工业文明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社会文化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说：“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现象绝非是进步道路上偶然的、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自然结果。况且，人对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颠，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时刻。”马尔库塞并没有夸大事实，他只是揭露事实而已。21世纪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的经济文明似乎进人了一个新时代，正是在这个看起来是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人类也遭到了空前的战争灾难和其他种种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美国的9·11悲剧事件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现代经济的进步有它自身的铁一般的规律，它不会总是照顾人的情感世界完美地发展。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比费尔巴哈要深刻得多，他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借鉴黑格尔的说法，认为自有阶级以来的社会，恶（包括贪欲、权欲等）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大意）。这是不错的。不但原始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这样，如残酷地使用廉价的童工，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等，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的发展逻辑也是如此，电子等高科技的发展，表面上是解放人，实际上那高度精密的数码化的技术，把人的神经捆绑得更紧。因为稍不注意，就可能会酿成前苏联核电站泄漏的事件。大大小小的因现代技术造成的灾难事件不计其数。这样，人们在工作时候，就不能不把神经绷得更紧。至于把高科技运用于现代的战争武器装备的发展上面，给人类带来了原子弹、氢弹、核子弹等，且不必在战争中使用，就已经给人类带来心理上的严重阴影。人们感觉，人类的存亡似乎就握在几个大国政府首脑随身带的小箱子上面。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就放松经济的发展，不会因此就放松高科技的发展，因为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又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方便、舒适、快乐、富强和幸福。这样就出现了悖论：现代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幸福；现代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在这个悖论的面前，我们认为，重要的制衡力量就是深度精神文化。有了深度的健康的精神文化的制衡，那么现代经济和科技才有可能沿着属于人的方向发展。
深度精神文化不是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恰好是拼凑的无深度的消费文化。深度精神文化应该是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世界的优秀文化的交融的产物。这种深度精神文化的主要特性，是它的人文的品格。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保证人的心理健全，关怀人的情感世界，促进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全面发展，就是这种深度精神文化的基本特性。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深度精神文化不是抹煞民族传统文化，恰好相反，一定要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度介人。全球化不应该是对民族文化的消灭，应该是对各民族文化中最优秀文化的发展。因为一切具有世界性的东西，最初都是属于某一个民族的东西，是对这个民族的优秀东西的吸收和改造。没有民族的东西作基础，凭空创造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这是不太可能的。
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作为人文工作者的作家和理论家能做什么呢？或者说他们能用他们的作品去鼓励还是去批判什么呢？难道是一味地加人到推销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拜物主义等的行列中去吗？当然不是。我们只能用我们的作品去制约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这样我们认为“文化诗学”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个恰当的回应。“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的俗气的不顾廉耻的丑恶的和反文化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提倡“文化诗学”的现实根由，也可以说是“文化诗学”的首要的旨趣。
但是，我们毕竟是文学艺术的理论批评工作者，我们不是政治家，不是社会学家，不是经济学家，文学批评不能整天高喊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离不开“诗情画意”，我们必须是在“诗情画意”的前提下来关怀现实。我曾反复讲过，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是确定对象美学上的优点，如果对象经不住美学的检验的话，就值不得进行历史文化的批评了。难道我们要面对那些极为拙劣的文学作品去“挖掘”其中的什么文化精神吗？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么我们所讲的“诗情画意”的前提是指什么呢？这就是文本及其语言。语言永远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作家创作在一定意义上是写语言，我们阅读文本，也是在阅读语言。我们要阅读语言把握文本所蕴含的审美情感流动的脉络，看看它在什么地方感动或打动了我们，让我们的心震颤起来，看看它在什么地方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以智慧的启示；然后我们用专业的眼光来分析它，除了读出艺术意味以外，还要读出文化意蕴。通过文本语言的分析，揭示作品的情感和文化，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路径。在这路径的入口，就是文本的语言。语言渗透了情感与文化。不顾语言展现给我们的东西，回到以前那种悬空谈感受的庸俗社会学批评，不是我们所要的批评。文本中一个词、一个句子在运用中的变化，都隐含着艺术的追求和文化的意味。所以要回到文本，回到语言，回到文学所不可缺少的美学优点。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国某些学者所热衷的“文化研究”，其对象已经从大众文化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东方主义批评等进一步蔓延到去解读城市规划，去解读广告制作、去解读模特表演、去解读街心花园、去解读时尚杂志、去解读互联网络、去解读居室装修，去解读美人等图片等，解读的文本似乎越来越离开文学文本，越来越成为一种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像这样发展下去文化研究岂不是要与文学和文学理论“脱钩”？文学艺术文本岂不要在文化批评的视野中消失？所以，我最大的担心是当前某些新锐教授所呼喊的文艺学的“文化转型”，将使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对象完全转移，从而失去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起码学科品格。正是基于这种担心我们才提出“文化诗学”的构想。“文化诗学”的基木根据是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它本身不但不会消失，而且其相对的独立性也不会消失。目前，出现一种说法，由于全球化和高科技媒介的发展，人们将越来越依赖图像来娱乐自己，文学的声音越来越弱，最终文学和文学批评将消失。但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只要人类的情感还存在，那么作为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其中也包括语言的表现形式，也必然还会生存下去。在与高科技的竞争中，文学可能要做出这样或那样的改变，但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形式还会生存下去。实际上高科技的影视图像作品与文学创作是相互依存的。许多高科技图像作品都是文学作品的改编，没有文学作品的生产，就不会有那么多优秀的影视图像作品的出现。反过来，经过高科技图像作品改编的文学作品一经放映之后，作为书籍的文学作品就会更走红。这是屡试不爽的事情。北京每年举行的唐诗宋词诗歌朗诵会，吸引那么多听众，受到那么多人的热烈欢迎，也足以说明文学永远可以与图像的世界竞争而占有一席之地。文学作为文化之一种的独立存在，就证明它的理论也必然会继续存在下去。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在高科技时代没有悲观的理由。我希望那些专心搞文化研究的人，他们尽管可以去搞，怎么搞是他们的事情，但是不要因为某种需要就力图唱衰文学和诗学。实际上文学和诗学也不是那些人能够唱衰的。文学从变动着的现实生活吸取营养，继续自己的旅程。文学理论也会从文本语言出发，追求诗情画意，继续走自己的路。“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所以回到文本，回到语言，回到审美，是“文化诗学”的重要旨趣。
但是文学理论和批评要发展，要随着现实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文学理论和批评完全可以从“文化研究”中吸取其采用文化视角的优点，在充分重视文学的语言、审美向度的同时，开放文化的向度。我对文学的基本理解是，文学有三个向度：语言的向度，审美的向度和文化的向度。因此文学不能不是这三个向度同时展开。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文学批评囿于语言的向度和审美的向度，被看成是内部的批评，对于文化的向度则往往视而不见，这样的批评显然局限于文学自身，而对文本的丰富文化蕴含置之不理，不能回应现实文化的变化。文学理论和批评自外于现实的这种情况应该改变。文学是诗情画意的，但我们又肯定文学是文化的。诗情画意的文学本身包含了神话、宗教、历史、科学、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等文化蕴含。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诗情画意与文化蕴含是融为一体的，不能分离的。“文化诗学”应该而且可以放开视野，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蕴含的结合部来开拓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园地。当一个批评家能够从作家的作品的诗情画意中发掘出某种文化精神来，而这种文化精神又能弥补现实文化的缺失，或批判现实文化中丑恶的、堕落的、消极的和缺乏诗意的倾向，那么这种文学理论和批评不就实现了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的统一，不就凸显出时代精神了吗？
概而言之，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看，“文化诗学”拥抱现实，用文化精神回应现实，因而是不脱离现实的；从文学与艺术的关系看，“文化诗学”强调文学的诗情画意，强调艺术的品格，因而是关心艺术的；从文学理论的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的关系看，“文化诗学”力主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贯通起来，既重视文本作品的语言，也重视文本的文化精神蕴含，这是一种全面的理论。“文化诗学”的构思把文学理解为文学是语言、审美和文化三个维度的结合。“文化诗学”就是要全面关注这三个维度，从文本的语言切入，揭示文本的诗情画意，挖掘出某种积极的文化精神，用以回应现实文化的挑战或弥补现实文化精神的缺失或纠正现实文化的失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