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苦难人性变异战争小说
摘要：丘东平以“苦难意识”作为中心性美学基调搭构起其叙事空间，深入挖掘和深刻反思了个体生命的脆弱与顽强、人性的卑微与崇高、战争的残酷和非理性，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立场，使他的小说极大地扩展了五四文学传统的疆域，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丘东平，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也许只有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或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才略知一二。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他却如彗星般划过，并以传奇的人生经历、短暂的生命过程、另类的文学作品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惊奇与迷惑。曾有人向郭沫若介绍：“这是中国新进作家丘东平，在茅盾、鲁迅之上”，固有夸张的成分，但郭沫若也不得不承认：“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世代的先影，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1}有人认为他“是我们的《静静的顿河》,我们的《内战史》《铁流》《毁灭》的最理想最可能的作者”{2}。也有人评价：“七月派作为一个小说流派，是由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东平与路翎支撑起来的。……没有东平与路翎——尽管人数只占三分之一，七月小说流派就不能存在。”{3}但是因其过早离世，因其小说的异端色彩，因其所属的七月派“被贬抑、被排斥、被抹煞”的历史事实，而被研究者们长期地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事实上，对他的忽略，将导致我们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乃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小说的研究是不全面的，而且缺失的是一分极有意味、深刻的理解。
阅读丘东平的小说，会感觉到一种焦虑，一种压抑，甚至是一种极度的紧张，这不仅与作者阴冷的叙述语调、晦暗的叙事心态以及沉闷的场面氛围相关，还与作品中扑面而来的苦难感密切相连。“沉郁”、“恼怒”、“愁苦”、“痛苦”、“苦难”等诸如此类相近或相同意义的词汇在丘东平小说中不断堆积和频繁出现，使人感到无可形容的压迫，似乎整个空气都是沉甸甸的。很多研究者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东平的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壮美和悲剧性”{4}，“以沉重的语言，描绘着沉重的苦难和奋起”{5}，“色调悲壮沉郁”{6}。
这分令人窒闷的苦难感究竟源自何处呢?首先，这无疑与作者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丘东平的母亲是填房，他出生三天，他的祖母就去世了，在这个充满迷信色彩的家庭中他是不受欢迎的，所以东平常说：“我是在我的父母不愿生我的时候生出来的。”他身材矮小、脸庞黝黑，其貌不扬，他的兄弟父母对他“并没有多大帮助，毋宁说，他们是讨厌东平的”{7}。少年时代，他参加了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暴动，暴动失败以后，丘东平带着灰暗的心情离开养育自己的故土，流浪到香港，经历过最底层的生活，后参加淞沪抗战、福建事变，1937年加入新四军，在敌后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1941年在战场上为国捐躯。自小家庭温情的缺失，艰难曲折的人生道路，四处漂泊的生存状态强化了丘东平的忧患意识和丰富敏感的心理素质，使他形成了对生活之中沉郁、苦难的方面尤为敏锐的极端个性。其次，作者所处的是一个充满灾难、痛苦、挫折的悲剧时代。丘东平的创作高峰期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一个社会黑暗、政治反动、经济凋敝、官僚腐败的时代，再加上日寇的入侵，使贫瘠的国土横遭侵占和践踏，困顿的国民饱受蹂躏和屠杀。而丘东平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曾说：“我是一把剑，一有残缺便应该抛弃；我是一块玉，一有瑕疵便应该自毁”{8}，而他愈是追求完美，现实的苦难和丑恶就愈令他痛苦，所以“他时时感觉到自己是一颗暴烈的炸弹，如果一撒手，这炸弹有随时爆发的可能”，“他所显示给别人的是一副灰暗沉郁的脸相”{9}。在创作中，沉郁、苦难就成为一种弥散性的情绪和氛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每篇作品都浸染着浓重的悲郁色彩。再次，丘东平小说浓郁的苦难意识主要来自尼采的影响。“东平和路翎早年都接受过尼采思想气质上的较深的影响”{10}，他是“很赞赏尼采的《苏鲁支如是说》”{11}的，丘东平在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就曾提及尼采：“我的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音，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12}这里的“尼采的强音”,指的应是尼采哲学的主角———酒神精神。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认为，人生就像酒神狄俄尼索斯那样，永远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他还认为，人生没有苦难，就会败坏生活的情趣，降低生命的意义。那么，与其避让，不如奋起抗争。“酒神”的精神在于不畏苦难和不幸，不把苦难和不幸看做灾难和恐怖，而应把苦难和不幸当成人生的“佐料”和“营养”，只有苦难才能勃发人的生机，磨炼人的意志，刺激人的活力。在尼采的酒神哲学中，我们至少可以感受到一种东西:对苦难的崇拜。哲学思想的启迪和现实人生感受，使丘东平全身心地沉浸于血样的生活，搏击于火样的斗争，以苦难意识为突破口，表现出人们的不平、愤懑、痛苦、挣扎与渴望，还原那些被遮蔽的真实的生活细节和处境，揭示出人的悲剧性生存困境。
在丘东平小说中，苦难意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物生存处境的艰难和生命状态的悲惨。丘东平以不避现实污秽的笔锋，直击屠杀、掠夺、强奸、饥馑、封建特权、封建奴役等种种人间罪恶，揭开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阴沉可怕的一角。胡风曾说，展读丘东平的小说，“就像面对着一座晶钢的作者的雕像，在他的灿烂的反射里面，我们的面前出现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受难的以及神似的跃进的一群生灵。”{13}在作者笔下，人们总是在苦难与无望中盲目地不断降生，在悲凉、阴暗、凄寒中痛苦地求生，然后又在个人无法抵御的各种苦难中走向死亡，生命对于他们就是一个悲剧过程。在以《沉郁的梅冷城》为主的梅冷故乡系列小说中，丘东平勾勒出梅冷城几乎令人窒息的阴沉现实,以充满象征色彩和寓言意味的笔致展现一系列灰暗、郁结、迷茫的黑暗景象。《多嘴的赛娥》中的赛娥一生下来因母亲的重男轻女而被丢在村东大路边的灌木丛下，被乞食的老太婆拾了去，做了谭广大伯伯家的童养媳，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赛娥的焦红色的头发给揪住了”，谭广大伯伯“爽快地臭打了伊一顿，像在盆子里洗手一样”，无处不在的性别压迫，卑贱苟且的生存处境，使赛娥一直生活在痛苦和绝望之中。《火灾》中的梅冷镇罗岗村，饥馑肆虐，灾民啼号，而伪善的权势者草菅人命，横行不法，作者“那枝不避污秽、不甚修饰的笔,敢像波德莱尔那样写《兽部》上的蛆虫,敢像巴比塞那样写《地狱》里虚伪的宗教,在几乎令人窒息的阴沉的气氛中,画出了焦骨堆旁的慈眉善眼；画出了一个地狱般可怕的,而且看不见出路的农村社会”{14}。
丘东平是一位勤于笔耕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驰骋疆场的战士，他的生命与战争风暴息息相关，从十六岁参加海陆丰暴动起，他就一直在战争第一线上生活、战斗、思考。凭借自己真实而独特的体验，丘东平如实地写出了旧军队里旧制度的昏庸腐朽及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悲惨遭遇。在他笔下国民党旧军队是一支“腐朽、破烂、充满兽性的队伍”，它和当时的社会一样，黑暗如漆、腥秽如血，长官克扣军饷、鞭打下属、草菅人命、劫掠财富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这里，“所有的军官和做皇帝一样的骄纵，他们虐待士兵，残杀农民”，兵士们来到部队，就如同“从火中逃出的，却不料纵身一跃，已经落进了海里”（《给予者》）。军队机械、僵化的纪律和上层军官的愚蠢、腐败和昏庸，使军队内部的个体生命不断受到愚弄和戕害。《给予者》中的下层士兵高宗申牺牲了，他的尸体却被一条草席随便包扎着丢在荒野里，因为长官把埋葬费侵吞了。《中校副官》中的中校副官在大兵压境、战云陡起的时候，被民众的爱国意志所激动，力举抗争，而他的上司军长却想弃甲逃跑，中校副官忍无可忍、愤怒谴责，却被可耻的军长杀死,他与爱国官兵的战果也被军长所篡夺。《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中的连长林青史，率领队伍英勇奋战，不死于敌人猛烈炮火下，却被自己所属的部队以“违反军纪”的名义枪决。《友军的营长》中的营长在寡不敌众时主动撤退,却以丢失阵地罪被判死刑。生命的神圣和现实的荒谬所形成的强烈碰撞,常常将读者的思绪引渡到战争之外，产生对我们民族根性的沉痛反省，从而显示出作者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吸纳和延续。二、战争的残酷性和悲剧性。战争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对人类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它无情地将大量的生命化为灰烬，大量的财富化为硝烟。对于某些正义战争或战争中正义的一方来说，战争的目的也许是为了捍卫人性、人道、正义和文明，事实上，战争不管以什么名义来进行，就其本质来说，都是残酷的。曾参加过战争的著名作家奥威尔指出：“自然法则则不会因为你是一支‘红色’军队而停止发生作用，就像它不会因为你是一支‘白色’军队而停止发生作用一样。一只虱子就是一只虱子，一颗炸弹就是一颗炸弹，即使你为之作战的事业正好是正义的事业。”{15}丘东平带着一颗敏感、忧郁的灵魂穿行于前线炮火硝烟中，亲历其中的实战过程让他直接体验到你死我活的战场厮杀，亲眼目睹了狼藉遍地的死尸、令人作呕的血污,战争在丘东平笔下不再是一部伴随英雄们完成壮举的乐章，而是一部将人置于屠宰场境地的惨剧，“密集的炮弹依据着错综复杂的线作着舞蹈，它们带来了一阵阵的威武的旋风，在迫临着地面的低空里像有无数的鸱鸟在头上飞过似的发出令人颤抖的鸣叫，然后一齐地猛袭下来，使整个的地壳发出惊愕，徐徐地把身受的痛苦向着别处传播，却默默地扼制了沉重的叹息和呻吟……”（《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弥漫的硝烟、闪光的炸弹、呼啸的子弹，摧毁着一切，生命在战场如同草芥，兵士们“对于自己的生命，起初是用一个月，一个礼拜来计算，慢慢的用一天，用一个钟头，用一秒，现在是用秒的千分之一的时间”(《第七连》)。“满地的弹壳、死尸——敌军的、我军的、难民的，鲜红的血发出喑光，空气里充满着血腥”（《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江阴炮台的战士们激战七天，最后百分之九十五阵亡，两个营最后只剩下四十六人”（《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战争的狰狞、嗜血的野性、盲目的破坏在此一览无余。战争的残忍不仅仅在于交战双方巨大的伤亡，更在于它使许多生命陷入生不如死的悲惨状态，一个老太婆的四个手无寸铁的儿子在转瞬之间就被日本军的刀枪夺去了生命，老太婆面对突然而至的打击，“面孔可怕地现出青绿，完全失去了人的表情，看起来像一座古旧、深奥而难以理解的雕刻”，突然，她“像一只被袭击的狼似的冲进了一间门板开着的无人的商店里，直上三楼，从天台上猛摔下来，她的脑袋粉碎了，她落下的地点正在我的面前，溅得我满身的白色的脑髓”（《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作者用手中的笔为战争的罪恶留下了一份备忘录，使我们在今天还能重温历史的狼烟和血泪，还能隐约听到屠刀下弱者的呻吟。
三、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肇始于五四时期的以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为底色的“人的文学”传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庞大的政治、阶级命题面前，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即便有“疏政治而亲人性”{16}的作家存在，他们对人性的书写也变得遮遮掩掩，他们的创作只能以边缘化的存在形态表现出对主流文学的质疑与纠偏。而在战争题材的小说中，“人的文学”这一传统更是被击打得支离破碎，究其原因，战争本身就是一种反人性、反人道的行为，哪怕是最温和、最文明的战争，也都意味着对人性和正义的永恒侵犯。人性与战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战争小说很容易忽略人性在文学中应有的地位。丘东平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反映战争的，但他的战争小说不是简单的政治说教，也不是对战争的简单实录，他展现的是正如胡风所说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受难的以及神似的跃进的一群生灵”，并着力挖掘这群“生灵”交织着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美与丑的隐秘的深层心理和生命本能的微妙复杂，凸显人性在战火中的呻吟和挣扎。
正统战争文学往往借人在战争中比日常生活中更符合道德准则更富有人情味的行为,张扬人性的崇高与辉煌。而丘东平尖利的笔锋却直逼人性黑暗的底层，揭示出战争给个体生命带来的摧残与人性的变异。战争特有的存在逻辑与运作机制,使兵士们意识到：在战场上,唯有比凶狠的敌人更凶狠,自己才能获得优先的生存权。所以人性的善良、宽厚、柔情在面对拼杀、流血、死亡时灰飞烟灭，而人的征服欲、破坏欲、屠戮欲等恶本能却因为战争拥有了实现自己的机会。《红花地之守御》集中反映了战争中人性的扭曲、变异。小说写道：当敌人完全处于被打击之下时,“我”“急于要放小便似的，浑身总觉得疴痒得难以忍熬,情绪已经变成了极度的暴躁和野蛮……想到敌人在临死的千分之一秒钟的时间以前可以不觉察自己将至的运命，而这运命是恰好在自己底手里掌握着，什么是强劲，什么是胜利的真谛也深深地领悟了。这又是唯有战士才能享受的幸运！”“我”的这些真诚表白包含的是赤裸裸的杀戮欲和从毁灭对手中获得的本能宣泄的快适。残忍的杀人行为，竟成为一种充满快感的游戏，成为一种心理享受，丘东平借此昭示了战争对人的心理机能的异化。战争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就是“杀人和被杀”，在日常生活中杀人是犯罪，在战争中杀人却是光荣神圣的职责。所以，参与战争的人，对生命的感觉会变得很麻木，砍掉几个敌人的脑袋，心里会很平静。在小说结尾，指挥官杨望下令将300多名已经驯服并缴枪、疲惫不堪的俘虏集体屠杀，“黄色的俘虏崩陷的山阜似的一角一角地倒下了，随着那数百具尸体笨重地颠扑的声音，整个的森林颤抖了似的起着摇撼，黄叶和残枝簌簌地落了下来”。维持人类社会正常秩序的仁爱、理解和宽容被血腥的嗜杀欲望所替代，人们赋予战争的各种神圣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也被彻底颠覆，丘东平撕破了温情脉脉的日常生活的面纱,揭露了战争残暴无情的真实面孔与人性阴暗的一面，无可辩驳地指认出战争的根本属性就是“杀人”，这一深刻体悟，触及到了现代人对战争的怀疑、幻灭和否定，显示出作者超越主流文学的写作勇气。
时间在淘汰着文学，也在成全着文学。那些为服务一时而写的急就章，毫无疑问被留给了那个“一时”，而那些能够长久地震撼和穿透读者心灵的篇什却穿越浩渺的时空，被带入当下，现代背景下关照丘东平的小说，依然可以引发我们作出无限余味的思考。丘东平以“苦难意识”作为中心性美学基调搭构起其叙事空间，深入挖掘和深刻反思了个体生命的脆弱与顽强、人性的卑微与崇高、战争的残酷和非理性，正是这种知识分子立场，使他的小说极大地扩展了五四文学传统的疆域，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①⑧{12}郭沫若.《东平的眉目》.《沉郁的梅岭城》[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3-6.
②石怀池.《东平小论》.转引自李槟的《一座晶钢的雕像》[J].《河北学刊》.1998,(6):87.
③严家炎.《七月派小说论争三题》[J].《世纪的足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181.
④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80.
⑤{14}杨义.《杨义文存·中国现代小说史（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73.166.
⑥严家炎.《中国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59.
⑦陈子谷.《我所知道的丘东平同志》.《沉郁的梅岭城》[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444.
⑨{11}于逢.《〈沉郁的梅岭城〉·编后记》.《沉郁的梅岭城》[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461.454.
{10}严家炎.《论七月派小说的风貌和特征》[J].《北京大学学报》.1989,(5):24.
{13}胡风.《〈第七连〉题记》.转引自《杨义文存·中国现代小说史（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68.
{15}奥威尔.《西班牙战争回顾》.《奥威尔文集》[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83.
{16}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