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同众多思潮的产生一样，性灵派的形成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及人文背景。性灵说在清袁枚时期渐趋顶峰，既有前人的积淀，也包含有清一代特殊的环境以及个人因素，我们可以从社会历史因素以及袁枚独特的成长经历解析性灵派的成因。
关键词：性灵派；袁枚；社会历史环境；个人禀赋
王英志在其《性灵派研究》中说：“在清代众多诗派中力量最强大、成绩最卓著、影响最深远，并最符合诗歌发展规律的是性灵派，性灵派亦是中国古代自觉型文学流派中名声最著者之一。”从宋杨万里到明李贽“童心说”、公安三袁“不拘格调，独抒性灵”，到清袁枚性灵学说发展到高峰，形成主盟一时文坛的性灵派。性灵学说至袁枚臻于成熟，成因诸多；从时代、社会以及个人成长历程切入分析性灵派和袁枚，对其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一、双目自将秋水洗
袁枚一生主要活动于雍、乾两朝。此期正处康乾盛世，经济文化繁荣，各种文化思潮异彩纷呈；统治阶级为稳定政权，对思想钳制力度加大。此期出现的崇理学与反理学的论争、汉学的兴盛以及性灵思潮的发展对袁枚性灵思想形成起到很大的推助作用。
（一）反理学：情所最先，莫如男女
清初政府在康熙帝时大力推崇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圣主仁皇帝圣训》卷十二曰：“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訾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稗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巨。”“盛世最高统治者推崇理学，维护理学的正统地位，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言论，目的在于愚弄百姓，以汉学引导知识分子脱离实际”，
巩固其一统之势。
1、对理学的反叛
康乾时期，政局稳定，经济恢复发展，一度销声匿迹的启蒙思潮逐渐兴起。反理学理论的盛行是这一表现。其中最突出的是以颜元、李塨为代表的颜李学派。
针对程朱学派提出理善气恶之说，颜元主张“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 ，强调理气本为一体，而气质本善并不恶。程朱理学认为“盖自上古圣人，继天立地，而道统之传，有自来亦”。对于此说，颜元一针见血地指出“谓是集汉、晋释、道之大成，则可；谓之尧、舜、周、孔之正派，则不可”，从根本上否定理学家所自诩的道统地位。
在反理学的论争中，袁枚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他一方面声援颜李学派，赞扬“我朝有颜、李者”，对理学“侃侃然议之”；另一方面反诘理学家“无气质则义理何所寄耶”。袁枚汲取颜元“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观点，提出“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的性灵思想。
2、汉学兴盛及袁枚对其发展
理学到清代已是强弩之末。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个人意识思潮渐趋盛行，理学逐渐失去其赖以滋养的空间。
汉学注重“引证取材”，“无征不信”，具有很强的怀疑精神。但不足之处在于重在考证，有盲从之嫌；再则汉学兴盛，使文坛缺失自由自然性情舒展之风。袁枚在《仿元遗山论诗》嘲笑其：“天涯有客号吟痴，误把抄书当做诗。吵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他还批评翁方纲悖于诗的本质特征而陷入堆垛学问的歧途。在与翁方纲的论辩中，袁枚丰富了其性灵思想，认为作诗须有真情灵性，“填书塞典”只能是“满纸死气”，推崇“一味白描神活现”之功。
（二）批判复古：风裁休划宋元明
伴随清统治者推重理学，复古之风渐趋盛行。然而，复古风盛行的同时，反复古，主张性灵的思潮也猛然兴起。江苏常熟钱谦益讥讽明七子作诗“生吞活剥”、“佣耳借目”；江苏昆山吴乔《围炉诗话》贬责明七子“陈言剿句，万篇一篇，万人一人”“诗中无人”之弊。其中对袁枚性灵思想形成影响最著的是其与复古势力主要人物沈德潜的论辩。
沈德潜受叶燮“温柔敦厚”思想影响，他论诗“崇奉盛唐而排斥宋诗”，实际是明七子崇尚“诗必盛唐”的延续。针对沈德潜一味复古，不知新变的保守诗学观，袁枚从诗歌文本的思想性和文本性出发，提出“诗有工拙，而无古今”的反复古观点。
受叶氏诗教观影响，沈德潜主张“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对于沈“必关系人伦日用”的观点，袁枚主张“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重视诗的审美价值而轻视诗的功利性。
沈德潜的“格调说”经过袁枚以及其他性灵派人的批判，随着沈退出文坛，袁枚继之主盟文学，“格调说”渐无市场，最终被以袁枚为首的“性灵说”所取代。性灵说由来已久，而其之所以能在清代达到成熟完善，与这一时期的社会时代背景关系甚密，在思想齐鸣，各种学派不断论争的过程中，性灵说发展丰富了其理论来源，产生了《续诗品》《随园诗话》《随园诗话补遗》等阐述诠释性灵说的作品，逐渐形成流布甚广的性灵派，主盟一时文坛思潮。
二、喜怒不缘事，偶然心所生
论及袁枚性灵思想，除了社会历史因素的塑造外，袁枚自身的聪颖灵慧与独特的成长经历，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性灵”一词，在文学意义上指“性情灵巧”，其“美学思想重真情，崇个性，尚自然”；其人生意义更是体现一种独立精神、不拘泥于格套，自由抒展性情的执着追求。这一人生意义在袁枚的一生体现的淋漓尽致。
（一）学途：最小立名是文章
袁枚于康熙五十五年三月二日（1716年2月25日）诞生于杭州艮山寒士袁滨之家。自幼禀赋聪慧，史称“幼有异禀”“幼聪颖绝”，自幼得到良好的教育，使其潜质得以开发。
1、受业沈氏
幼年时，袁枚得到其姑母沈氏的悉心教育，为其教授经史，其间在讲述郭巨埋儿的故事，沈氏大胆的否定郭巨“孝行”，指出“无端妄杀娇儿命，有食徒伤老母情”“忍心自古遭天谴，天赐黄金事不平”，其批判精神对幼年袁枚影响不可低估。
2、解惑私塾
年七岁拜史玉瓒为师，习受四书五经。袁枚尊敬孔孟，但不是盲从迷信，他说“双目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这是袁枚聪颖觉慧，高处众人之处。他幼年摹写诗句如“月因司夜终嫌冷，山到成名毕竟高”等句颇有可观，亦初见性灵。其诗人本色、性情中人，在其自学诗赋，终成大家可以显现，他说“诗不成于人，而成于其人之天”，“何子南园，生而与诗俱来者”指的便是天分才气对于个人的作用，此处是夫子自道。
（二）仕途：三年春梦玉堂春
袁枚幼年曾做《咏怀》“每饭不忘惟竹帛，立名最小是文章”。而以文章立名的路途并不顺利。父亲袁滨年老归养，家庭失去收入来源，为此袁枚不得不远游广西谋事。在广西，袁枚凭借横溢才华，以《铜鼓赋》赢得广西巡抚金鉷赏识，该赋被金鉷刻入《广西省志》“艺文”一门，列国朝赋之首，凭此他被推荐应博学宏词考试。这是袁枚天赋聪慧的一次验证。而散淡自然的袁枚不擅长呆板的“命题作诗”，面对《山鸡舞镜》，七排十二韵“山”字，最终惨败考场。
落魄京师这段时间，袁枚结识不少文士，与胡天游、李玉洲、曹麟书往来聚会唱和；尤其胡天游立志为文的精神鼓舞着袁枚。为了不辜负双亲期望，为了个人前途，开始为“干禄之文”，袁枚悟性很高，认真研习，多加努力，八股亦能写的出彩。在其后两年内连中举人、进士。
袁枚始终是性情的人，虽然研习八股，而八股并不能束缚其自由的性格，赵翼评袁枚“其人其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初入翰林，便得到尹继善、史贻直的青睐；他却悠游秦楼楚馆，不专心于清书学习，冶游放荡的生活终使其“三年春梦玉堂空”；也便促成袁枚“三年翰林、七载县令、一朝辞官”的独特历程。
（三）晚年:红粉青山伴白头
袁枚一生足迹涉及杭州、广西，北京、江苏，辞归后隐居随园，来往于江宁与杭州，酷爱山水，喜好远游，开拓视野，舒展了袁枚内心潜藏的性情。任江宁令时，同科进士曾南村来访，袁枚陪其游览名胜，吟作诗文，其中有“提笔先须问性灵，风裁休划宋元明”。在江宁任上游山临水时，首次明确提出诗重“性情”，可见钟情自然山水多少影响袁枚性灵说的形成。历来对袁枚及其学说评价不一，在此笔者不多做品论。但观袁枚一生，无疑是真性情的一生，王风生说其“红粉青山过一生”这点是中肯的；隐居随园后，“未尝有制而掣肘者也”，自由疏散的、适情任性的生活与其性灵说主旨悄然暗合。
由此我们总结，性灵说至袁枚渐臻成熟达到高峰是特殊时期社会历史风云变化的产物，同时也是袁枚禀赋天成、聪慧灵敏及其独特的经历相互融合的结晶。袁枚主盟文坛，其性情说从者如云，对有清一朝诗坛发展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⑴王英志.《性灵派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⑵王英志.《性灵说的渊源与性灵派的背景》[J].湖北：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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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清•袁枚.《随园诗话》[M]. 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⑸王英志编.《袁枚全集》[M]. 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⑹清•方濬师.《随园先生年谱》，见王英志.《袁枚评传》[M]•“附录一”.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628——647页.
⑺王昶.《湖海诗传》卷二.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58.
⑻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全三册）[M]卷三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⑼颜元.《颜元集（上•下）》[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7.
⑽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下）•中庸章句叙》[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6.
作者简介：万攀（1985-），女，河南省周口市，西南大学，硕士，研究方向：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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