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叙伦先生在传统文字学方面有重要的贡献，著有《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说文解字研究法》、《中国文字构造法》等，《马叙伦学术论文集》则收录了他的一些论文。本文主要对马叙伦的“六书说”进行考察，归纳总结了马叙伦研究的贡献、特色和研究中的一些不足，马叙伦“六书说”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关键词：马叙伦 ；六书说；《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成就；特色；不足
中图分类号：H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6-0000-02
引言
关于马叙伦的“六书说”及其《疏证》的研究，学术界有一些观点，其中赵振铎先生在其著作《中国语言学史》中指出，“马叙伦对《说文》一书有深入的研究有着深厚的语言文字学素养，不囿于《说文》小篆，博考甲金文字，所以能够有很多的新发现。”“这本书可以认为是本世纪整理《说文》的总结性著作”。［1］何九盈也说过，《疏证》是标志着20世纪《说文》研究成果的“总结性巨著”。
马叙伦的“六书说”及其《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有很高的成就，也很有特色，对后人的“六书”研究有很重要的影响，也不免有一些不足和缺陷。因此本文主要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不只看到他的积极影响也要看到消极的方面，也要用历史的眼光给予关注。马叙伦先生的学术思想反映了他那个时期的学术风气，虽然他一个人不能代表整个时代，但是考察学术发展史的时候我们不能跳过他，忽视他的存在。
一、 马叙伦“六书说”研究的主要成就
（一）理论核心是“六书二系”说
汉字的表意性，使得汉字是唯一从古至今一直被使用的表意文字，有形有声也有义。可见，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已由纯象形向象声方向发展。所以《疏证》一开始就说：“中国文字是属于象形文字的的体系的；可是在象形文字体系里是进步的一种；因为他的构造方法（六书），已由纯象形向象声文字的方向发展了。”也由此在《疏证》后面提出了他的理论“六书二系”说。他说：“指事、象形、会意三书，实皆属于形系；形声、转注、假借三书实皆属于声系。形系者，即此所谓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声系者，即此所谓形声相益之字。然此明言仓颉造文，其后造字，则非一时可知。度之文化进展之程序，故亦宜然也……”马叙伦先生从许慎所说的“依类象形”和“形声相益”入手，将汉字分为形系和声系两大类，形系之“文”与声系之“字”相生无穷。根据形声义三者结合的不同特点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作为构造方法的“六书”可以分为形系和声系。形系包括象形、指事和会意，声系包括假借、形声和转注。
在马叙伦先生的“六书二系”说中，一再强调三者结合之必要，每一书都要具备形音义三个条件。清代的学者始终强调形音义结合的重要性，汉字就是形音义三者彼此交错的关系。王筠曾以“字之有形声义”喻“人之有形影神”，这个比方非常恰当地表达了“六书”理论用于汉字分析所要依据的重要原则。因此马叙伦先生以形音义贯穿“六书”的传统是正确的理念，应该说这样的思路使他的“六书说”有了正确的前提。
在马叙伦先生的“六书二系”说中，把“假借”放到第四位，象形、指事、会意之后，形声之前，而且把“假借”看做“声系之首列”。马叙伦先生认为假借是从形系发展到声系的关键，此看法应该说很有见地，对于我们今人探讨汉字的造字法仍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很有启发价值。
显然，形系所属汉字的意义一般可通过汉字的形体机构直观地展现出来，而声系所属的汉字则重在对音的关注，以形系汉字为基础，通过语音关系来造字，假借通过音同条件借它字之形近而为语音中的词语找到对应的字形，形声和转注也和语音密切相关，所以，形声二系之分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二）依据“六书”分析许书文字，各归其类
在《疏证》卷三十，有马叙伦先生编订的《说文解字六书表》，此表是马叙伦先生的一个重要贡献。从马叙伦的六书表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汉字的分类情况和分属此类型的汉字在整个汉字中所占的比重，也为研究汉字提供直接方便的材料。而通过排列的情况可知汉字的表意性使得汉字有着比西方声符文字诸种优越的地方。也正因为汉字是形音义三者的统一体，使得汉字中形声字占有大多数，语音变化衍生出的的转注字也多，假借一类字也符合“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造字法则。马叙伦先生也将说文解字中没有而一些金石材料中有的字归于其中，并通过这种实践得出结论：天下汉字皆可归于六书。
此外张标先生也评价了六书表，“虽然郑樵、王筠、朱俊声等也都列有这样的字表，但是任何一家都不能跟马氏相比，因为除了王筠的字表（《文字蒙求》）有简要的分析外，其他各家都是孤零零的字表没有分析。而马氏于全书行文中对此作为一个重点进行分析，最后在书末类列为字表，且其分析又无王筠琐细的毛病。”
（三） 发明转注，探求语源
对于转注几乎每一个研究汉字的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说法，家家自以为是发明，人人自以为有心得，所以都没有说出转注的真相。马叙伦先生说，“转注字的本身，实在无一个不是形声字，所以要想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以外，再去找一个转注字的构造方法是无从找起的。” 所以，马叙伦先生认为，转注字的本身就是形声字，转注字的产生是因为，一样东西和一样事情，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它们原有的名词的声的部分，发生了转变。为适应他们的需要，而用原有的名词的字改换他们声的部分，各因他们时代或方土的音，替他们别造一个字。也如章太炎说的“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变声相转，叠韵相移，则为更制一字。”可见，转注字的重要因素还在声的部分。“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中，“建类”和“比类”是同样的意思，指形的部分，“同意”是意的部分，而“一首”，章太炎说做“语基”，马叙伦先生说做“语源”，他的意思是说“转注字是由声音的转变而发生，但是有一个界限，是要同一语源的，才叫转注。”也就是说，“一首”说的是语音部分的条件。凡文字都具有这三个条件，转注字自然也不例外。“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三个条件是平等的，必须同时具备。而转注字本字的声音一定有语源关系，转注字的声音直接是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转变了，间接的仍然有语源的关系的，但是转注字和语源想同的字是不一样的，转注字要求同时具备三个条件，语源相同的字对意义没有严格的要求。马叙伦先生的观点是从声音上说明转注字，这在《疏证》一书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研究也是比较严谨的。 二、马叙伦“六书说”研究的主要特色
（一） 用出土的甲金文材料予以佐证
马叙伦先生在研究“六书”的过程中，引用材料没有仅限于《说文》，而是运用出土的甲金文材料与《说文》对照研究，解释形音义，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与前代的《说文》注释有很大的差别。他所引用的材料，除《凡例》中提到的容庚、商承祚等家之外，尚有孙诒让、王国维、董作宾、罗振玉、郭沫若、唐兰等数十家及古代金石家和金石材料，引用资料之广，在当时是很罕见的。马叙伦之所以重视古文字，一部分原因是以前没有见到、用到这些材料。另外就是受时代的影响，开始用语言学的观点、用现代的方法研究《说文》。他说：“至于材料，当然不限于说文，而且也不限于金甲文，世界的象形文字也是参考的重要资料，实物也是需要的佐证。”可见用新的材料研究文字是马叙伦先生“六书”研究的重要特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是简单地对比，而是结合文字的历史，多方面论证。”
（二） 认为文字研究中有研究方法问题、有材料问题、有研究者的学识问题
马叙伦先生认为，“六书”研究的现状分界不明、实质不明的问题不是文字本身的问题，而是研究中方法的问题、材料的问题和研究者的学识问题。具体说来就是，在使用方法上，分析综合的方法是最重要的，但是纵观段、王著作，都是对个别问题的解答，很少使用分析综合的方法。材料是指除了许慎的《说文》以外，甲金文、古今实器实物一切与文字研究有关系的都可以使用，但在前代的文字学研究中，研究者很少使用这些材料，他们的著书立说只是参考一些古籍。学识方面，是指不仅能熟练地援引古籍，而且要能正确地运用分析综合的方法和使用能支撑论点的各种形式的材料。
马叙伦先生在研究“六书”构造规律时，从新思路、新方法、新材料方面入手，是他的一大特色，这也对以后的“六书”研究有很重要的影响。
三、马叙伦“六书说”研究的不足
（一）并没有突破许慎原有的“六书”，原有“六书”的不足并未意识到
马叙伦先生在研究“六书”的过程中，虽然利用甲金文材料订正《说文》，但从整体上来说还是忠于许慎，发展了许慎的理论，但是可能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他没有意识到“六书”的不足之处， 他的“六书说”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从“六书”的角度研究《说文》或者其他金石文字都是在许慎划定的圈子里的重新界定，是一项重新排列的工作。也就是说，马叙伦的“六书说”虽然能吸收一些新材料和新方法，加上他朴实的治学经验，对许慎的思想有一定的发展，但没有突破传统文字学思想的束缚。
（二）把不合“六书”之法的古今汉字当做俗字，这也即意味着“六书”并不适合所有汉字
马叙伦先生围绕着“六书二系”说这一理论从事文字学研究工作，对《说文》所收字进行“六书”归类，专门列出《说文解字六书表》，用“六书”的方法去分析古今汉字，他发现不是所有的字都符合“六书”的情况，他的做法是把不合“六书”的字当成俗字，所谓的俗字就是不合“六书”的那些字。那他的做法也就意味着“六书”并不能适应所有的汉字。但他在“六书”理论中却没有明确说明这种现象，也就是他的理论和实践并不能完全的切合，理论有失严密，这也是他理论中的矛盾和不足。
以上的一些不足并不能影响马叙伦先生在文字学方面做的贡献，是大功中的一些小过，只是我们在面对马先生的研究成果时要实事求是，不盲从，用一分为二地观点分析研究中的成就与不足。
参考文献
［1］ 许慎撰,徐铉校订：《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2006重印
［2］ 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4月
［3］ 马叙伦：《马叙伦学术论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1月
［4］ 马叙伦：《说文解字研究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年3月
［5］ 张标：《20世纪<说文>学流别考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10月
［6］ 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7］ 梁栋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2月
［8］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
［9］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M］，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
［10］ 李春晓：《浅析马叙伦的“六书”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11］ 李春晓：《马叙伦“六书二系”说之阐释》，［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12］ 韩伟：《六书研究的历史演变》，［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13］ 韩伟：《论六书研究的历史分期及其学术蕴含》，［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
［14］ 彭望舒：《“说文学”的集大成著作——马叙伦先生〈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浅介〉》，［J］，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季刊），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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