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氏易林注周易电子图书馆(《焦氏易林注》)

中国论文网 发表于2022-11-29 16:50:19 归属于综合论文 本文已影响392 我要投稿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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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氏易林》(以下简称《易林》)是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品,涉猎各种典籍,杂糅汉代的阴阳五行学说,衍《易经》而成。书中所涉及的空间方位词丰富,对具体方位词及其相关事象的剖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易林》的文化特色。下面,试选取各个方位中具有代表性的词与相关事象加以探讨,作为这方面研究的尝试。
  一 东邻、西家、东家、西邻及其婚姻相感事象
  东邻、东家、西邻、西家在《易林》中出现频繁,分别计12次、9次、6次、2次。将邻与家这两个语素和方位词搭配使用,在南和北中则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次也没有出现。《易林》中多次出现的东邻、东家、西邻、西家这些方位词,注释家往往从卦象上进行解释,比如,“震为东邻” [1]46、“离为东邻”[1]806、“坎为西邻”[1]100,从卦象上推理,乾为南邻、坤为北邻也是存在可能性的,为什么只有东邻、西邻、东家、西家而没有南邻、北邻、南家、北家呢?可见从卦象上还不能给出一个合理而明确的解释,只能另寻答案。
  《易林》的作者焦赣,《汉书》记载道:“(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贫贱,以好学得幸梁王,王共其资用,令极意学。既成,为郡史,察举补小黄令……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赣,有诏许增秩留,卒于小黄。”[2]3160从这段话中可知,焦赣年轻时得到梁王的宠爱,学成之后一直未曾离开过梁地的小黄,梁地属汴州,是典型的黄河流域文化。“远古时期,黄河流域的房屋走向一般都是坐北朝南,许多考古发掘已经证实这一点。”[3]106这种建筑传统“母系社会时就是如此,并且一直延续到文明社会,保持到今天”[3]106。家家户户居住的建筑都是坐北朝南,若以自己的屋舍为基点观察周围邻居,则必然是东邻、西家、东家、西邻居多,而北邻、北家、南邻、南家极少,关系的融洽也以共用同一屋檐或处于同一水平线者为亲,俗语中的东家西舍、左邻右舍就是这一居住习惯的真实反映。这种生活的真实反映到文化中,使诸多典籍密集出现这类方位名词,如《淮南子·齐俗训》篇写道:“趋舍礼俗,犹室宅之居也,东家谓之西家,西家谓之东家,虽皋陶为之理,不能定其处。”[4]376这是东家和西家较早以对举形式出现的记载,于《说山训》篇再次提及,相关文字是这样的:“东家之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见之……”[4]549在这里,同样涉及到了东家和西家之语,类似的文献记载甚多,不胜枚举。可见,典籍中对东邻、西家等的使用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常的,是生活的真实与文化结合使然。这也是《易林》频繁出现东邻、西家、东家、西邻的真正原因。将邻居与东或西结合而不与南或北结合,在同样是产生于黄河流域文化的《易经》中也能得到印证:“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3]33这则爻辞见于《既济》卦,提到“邻”的时候,方位合成词语素的选择仍然是东和西,而不是南和北。
  东邻、西邻、东家、西家是一组贴近现实生活的词汇,《易林》中和它们相关联的事象多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日常琐事,具体形象,内容丰富而多彩。“吾有骅骝,畜之以时。东家翁孺,来请我驹。价极可与,后无贱悔”(《豫》之《震》),这是以农村简单的物品交换为描写对象。“饮酒醉酗,跳起争斗。伯伤叔僵,东家治丧”(《大畜》之《晋》),这描写的是一件因醉酒引发斗殴,导致邻里死亡的悲伤事件。“东邻愁苦,君乱天纪”(《恒》之《萃》),“西邻孤媪,欲寄我室”(《睽》之《谦》),这是描写邻里忧愁而悲伤的情感。除了忧伤外,在与这组方位词相伴的事象中,表达喜悦之情的婚姻嫁娶事象所占数量最多,如:
  宜昌娶妇,东家歌舞。宴乐有绪,长安嘉喜。(《需》之《大过》)
  东邻嫁女,为王妃后。庄公筑馆,以尊王母。归于京师,季姜悦喜。(《泰》之《豫》)
  西家嫁子,借邻送女。嘉我淑姬,宾主俱喜。(《姤》之《既济》)
  上述这些《易林》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都是婚嫁,相同或类似的用例编排还见于《屯》之《观》、《否》之《既济》、《剥》之《无妄》、《家人》之《遁》、《随》之《睽》、《萃》之《归妹》、《无妄》之《豫》等。为什么会如此密集的出现东邻、西邻、东家、西家与婚嫁事象相连的现象呢?这从文化生成的相关现象中能找到答案。
  东家、东邻等词语在先秦典籍中刚开始抛头露面的时候,就已经和年轻女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孟子·告子下》有这样的记载:“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5]274这是孟子与屋庐子之间的一小段对话,其中“东家处子”指的就是邻家女子。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则有这样一段著名的描写:“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6]80文中的东家少女,天然素美,眉如翠羽、肌如白雪,宛若一位超凡的小仙子,久久让人羡慕。这是文学作品中“东家”一词的较早出处,可谓一经出现,附加的文化意义就旋即定型,东家即东邻,成了后代文学中以“东邻”代指“美女”的最早源头,传诵于千载之后。先秦时期对这些方位词的使用是如此,两汉时期更是如此。司马相如《美人赋》写道:“臣之东邻,有一女子,云发丰艳,蛾眉皓齿,颜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翘翘而西顾,欲留臣而共止。”在这里,东邻之女同样楚楚动人,和宋玉笔下的东家之子可谓平分秋色。
  类似的文献记载很多,由此可见,东邻、东家等和女子相连的文化传承无疑是《易林》中婚嫁事象与东家、东邻等相连的重要原因之一。婚嫁事象除了和东邻、西邻、东家、西家紧密相连外,还有另外两种情况,一是直接和“东”或“西”相连,一是和含有“东”“西”语素的合成词相连,同样都是频繁而突出的,如《乾》之《升》中的“卫侯东游,惑于少姬”,《屯》之《蹇》中的“为季求妇,家在东海”,类似的还有《坤》之《坎》、《需》之《丰》、《大过》之《姤》、《履》之《乾》、《家人》之《颐》等,若计重复的林辞,则会更多。相比之下,与“南”和“北”方位词相连的婚嫁爱情辞很少,多为《涣》之《巽》和《恒》之《晋》的重复出现。
  和婚嫁事象相连的这些词,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含有方位“东”或“西”,为什么婚嫁事象屡屡与方位“东”或“西”结合而密集出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古人关于“东”和“西”的哲学观念入手,《周易·说卦》有这样的揭示:“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3]41这是古人根据阴阳五行理念将东方与万物苏醒、西方与万物休憩相联系的较早文字记载。在五行相配的体系中,东方属春、属木,西方属秋、属金,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总结为:“金为秋,土为季夏,木为春,春主生……秋主收。”[7]315可见,东方和春天相连,主生,西方和秋天相连,主死。一生一死相反相成。人类的生活也同样如此,春天人们伴随万物的苏醒,“务在劝农桑”,秋天“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则“大理司徒也”。对应人的生命历程而言,生和死是人得以繁衍和更替的起点与终点。面对生命的这两个拐点,死是不可选择的,那么对于生,人们是否有意识的按照某一规律来行事呢?回答是肯定的,这可以从代表“生”的婚嫁事象中找到答案,进而能寻找到打开婚嫁事象多与方位词“东”和“西”相连之谜的钥匙。古人的婚嫁习俗不是随意的,而是有讲究的,从他们对婚嫁季节的选取能得到很好地证实。“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经·周南·桃夭》),这是在桃花盛开的时节举行婚嫁,“将子无怒,秋以为期”(《诗经·卫风·氓》),这是在秋季。类似的文献记载很多,两种婚嫁季节尽管存在地域文化上的差异,“春季娶女主要分布在夏文化区……秋冬娶女流行于商、周文化区”[8]31,但都是人们普遍认可和婚嫁密切相关的季节。《易林》中对婚嫁事象的描写于这两个季节都有选取,“春桃生花,季女宜家。受福孔多,男为邦君”(《解》之《归妹》),这是在春季;“姬姜既欢,二姓为婚。霜降和好,西施在前”(《夬》之《复》)、“刚柔相呼,二姓为家。霜降既同,惠我以仁”(《渐》之《离》),这是在秋季举行婚嫁。为什么婚嫁常选择在春季、秋季?郑玄注《周礼·媒氏》时对春天举行婚嫁作了理论上的分析:“中春,阴阳交,以成婚礼,顺天时也。” [9]1040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中对秋冬举行婚嫁进行了归结:“天之道,向秋冬而阴来,向春夏而阴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杀内。”[7]450这反映出古人婚嫁季节的选取和阴阳的升降运行是息息相关的,春天阳气上行可以达到阴阳交合的目的,秋天阴气上行,同样可以达到阴阳结合的目的,阴阳二气的交合与“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的婚嫁事象相吻合。人们对“生”的关注借助于婚嫁事象得到了完美体现。而按照五行对应理论,恰恰与春天相配的是东方,与秋天相配的是西方,故《易林》选取“东”、“西”与婚嫁相配而不选取“南”、“北”与婚嫁相连不是偶然的,是哲学理念的深层驱使所致。东、西与婚嫁的季节相连,表面是化空间为时间的联想方式,内里则是阴阳观念作用使然。这一客观作用的存在,也是东邻、西邻、东家、西家等与婚嫁事象密集相连出现的一个重要文化内因。
  由此可见,东邻、西邻、东家、西家作为词语频繁使用,活跃于《易林》的各则繇辞里,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和古代建筑的布局走向分不开的,将东邻、西邻、东家、西家和婚嫁事象大量结合,则与古代特有的文化生成相连,且与构成这组词的语素“东”、“西”密不可分,是人们对东方和西方的认知观念在具体事象上的外现。
  二 南山及其舒展事象
  东山、西山、南山、北山在《易林》中都有出现,频率分别是15次、4次、29次和3次。南山以超出西山、北山、东山总和还多的数量高居其首,所蕴含的意义也最为丰富多彩。历来先贤在为南山作注解的时候,往往只注意到卦象与辞的结合,难以让人真正信服。尚秉和先生的注解为“震为南,艮为山,故曰南山”[1]55,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从逻辑上推,卦象结合出现南山的可能性和卦象结合出现东山或者西山、北山的可能性是一致的,可见,南山为什么会在《易林》中一枝独秀的现象并不能得到很好地解释,因而,不能仅仅从卦象与辞的结合上去探讨,还得寻找另外的原因。
  《易林》中的南山和《诗经》中的南山使用情况是一致的,李炳海先生在《〈诗经〉中的空间方位选析》一文中指出:“坐北朝南的房屋走向是为满足先民生存需要而出现的建筑样式,但随之也产生了一系列相应的文化现象……在文学领域,则是南山频繁在《诗经》中出现,人们的联想思路更多的是向南山延伸,并成为稳固的思维定势和语言模式,积淀为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10]106这种揭示是很正确的,《诗经》等先秦典籍所反映出的民族心理结构,指向南山的思维定势在《易林》中同样存在,这是南山一语在林辞中反复出现的深层原因。《易林》不仅本身是黄河流域文化的产物,而且大量南山物象更是直接化用《诗经》中的语料。“南山昊天,刺政闵身。疾悲无辜,皆憎为仇”(《谦》之《复》),《南山》是《诗经·齐风》诗篇名,“昊天”出自《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的篇名,毛诗序在解《南山》篇时曰“刺襄公也”[11]383,繇辞的寓意也全是如此。“南山之杨,其叶牂牂。嘉乐君子,为国宠光”(《革》之《大有》),在这里,繇辞是将《诗经·陈风·东门之杨》中“东门之杨,其叶牂牂”进行简单改写而成。类似的化用还见于《归妹》之《恒》、《乾》之《临》等。
 相比较《诗经》中与南山相关的事象,《易林》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南山所承载的事象内容更加丰富,相关的事象种类更加繁多,值得进一步辨析。首先是南山上的植被,“履不容足,南山多叶。家有荣兰,乃无病疾”(《归妹》之《姤》),这是描绘南山之上树木丛密,枝叶繁茂的场景。“南山兰茝,使君媚好。皇女长妇,多孙众子”(《井》之《艮》),这是以南山之上的香草兰、茝起兴,寓意美好的兰、茝能带来子孙满堂的福气。“南山芝兰,君子所有。东家淑女,生我玉宝”(《萃》之《同人》),这里同样是描写南山之上的香草,和后两句中的淑女相应。《易林》中涉猎的这些香草,无疑不是着重于它们的异,而是看重于它们的同。
  兰,《说文》曰:“香草也。” [12]25屈原《离骚》有“纫秋兰以为佩”,洪兴祖《楚辞补注》:“香草也。” [13]5兰草除了作为佩饰喻德之外,还与人的生命力相沟通,和生育得子相连。《左传·宣公三年》记载:“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姑,梦天使与己兰……生穆公,名之曰兰。穆公有疾,曰:‘兰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兰而卒。”[14]675这是郑穆公将兰草和自己的生命旅程相关联,从生到死都与之不分,周建忠先生将这一“致兰得子”故事视之为“兰图腾”崇拜的影响[15]5,是有一定道理的,并且进一步指出,“兰图腾崇拜的内涵,除了男女相爱,生子之祥外,还有拂除邪恶之功能”。可见,兰草是一类与人生命力相连的灵草。
  茝,《说文》:“嚣也,齐谓之茝。”[12]25《史记·礼书》记载:“椒兰芬茝,所以养鼻也。”[17]982茝与兰等并列,能养鼻,同样是一种香草名。《楚辞·九歌·湘夫人》有“沅有茝兮醴有兰”,洪兴祖《楚辞补注》写道:“茝,一作芷。” [13]65茝即是芷,后世《本草纲目》对于芷的功能有这样的介绍:“主长肌肤,润泽颜色,可作面脂。”
  芝,《说文》:“神草也。”[12]22《楚辞·山鬼》篇:“采三秀兮山间。”洪兴祖《楚辞补注》:“三秀,谓芝草也。” [13]80洪兴祖转述的是汉代学者王逸对芝草的认识,芝草能一年多次开花,同样是生命力旺盛的表现。
  总之,生长于南山之上的植被都是生命力旺盛的奇树异草,《易林》用南山之上的植被起兴,看重的正是这类香草旺盛的生命力,将它们和人的生命力相比拟,带给人以幸福。为什么《易林》中的南山会与生命力旺盛的植被相连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可以从南山所处的方位入手。山本是一种常见事物,属于各个方位都存在的普通物象,然而加上方位词之后的南山却成为了一个特指的概念,《易林》中南山的组合不再是某座具体山的名字,而是“南”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与“山”这一物象在意义上的叠加,是哲学理念与地域文化融合的显现。
  在阴阳五行体系中,南方属火,《尚书》对火的性质作了这样的解释:“火曰炎上。”[17]296炎含有炎热、光明的含义。南在时令上属夏,夏季太阳照射最为强烈,古人认为这是阳气最盛的时候。这一观念在《周易》的卦象中也能得到印证,南在卦象中属离,《说卦》称:“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3]41随后在卦象与具体象征物相联系时又写道:“离为火,为日。”[3]42可见,南方属夏,是阳气最盛,也是生命力最强的时候。南山位列于南方,生长、生活于其间的各种事物必然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除了上述的香草系列外,这在另外的物象中也能得到很好地佐证,比如“南山松柏,长受嘉福”中的松柏;“南山黄竹,三身六目”中的黄竹;“南山之阳,花叶将将”中的茂盛花叶;“南山大獗,盗我媚妾”中的动物大獗等等,无一例外都是生命力旺盛的舒展之物。将南山和生命力旺盛相沟通,与亘古长存相连,借助类比思维,从而达到延续自己生命的目的。对于这一点,《易林》本身就有清晰地表述,能提供明确的答案,《复》之《贲》写道:“孟春醴酒,使君寿考,南山多福,宜行贾市,稻梁雌雄,所至利喜。”在这里,将醴酒、寿考、南山、贾市、稻梁、雌雄等众多物象一并串联,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熔铸在同一则林辞中,可见,南山和寿考等物象本身是相通的,具有一致性。
  其次,除在植被描写上的扩充外,南山在《易林》中多次与诸神灵、真人相连缀出现的现象也不容忽视,“禹召诸神,会稽南山。执玉万国,天下康安”(《讼》之《遁》),这是将诸神召集于会稽南山之上,召集者是治水英雄禹。将大禹和南山相连,《诗经》中有这样的表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郑玄笺云:“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在这里,《诗经》采用的是写实性的语言歌颂禹的功绩,相比之下,同样是“奉禹功”,林辞加入禹对神灵的召集和调遣成分,则显得极尽浪漫与歌颂之能事,更具艺术感染力。又,“南山之峻,真人所在。德配唐虞,天命为子。保佑歆享,身受大庆”(《否》之《豫》),真人是道家学说中虚构的理想人物,“入水不濡,入火不热”,能与自然合二为一。将真人的生活场景想象在南山之峻或“南山之蹊”(《贲》之《解》),正是注意到真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类似的描写或同一繇辞的复现还见于《屯》之《革》、《损》之《旅》、《姤》之《临》、《鼎》之《艮》、《兑》之《讼》、《贲》之《解》、《复》之《比》等林辞中,数量如此之多,不可谓不丰富。
  南方属于巫神文化盛行的地域,《山海经》、《楚辞》等先秦典籍在这方面的文献记载很多。两汉社会,人对神的关注以及人与神的交往更是空前频繁,诸多作家对神灵的描写突出的是“他们追求个体生命无限延续的愿望”[18]424,《易林》的作者也同样如此。
  总之,南山在《易林》中成为一座汇聚诸多神灵的神山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而是将南山作为南方文化的缩影,是对南方地域文化的一种创造性再现。另外,真人、神灵是人们假想出来的超越于凡人之上的虚拟形象,他们对生命的体认与众不同,神灵本身具有不死特性,生命的持续长久、生命的美好在神灵那里得到了充分延展;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是道家对生命的体认,生命的张力在真人身上得到舒展。将他们和南山相连,既与南方阳气充盈、万物生命力旺盛的特点相扣合,又与“山”亘古绵长的象征含义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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