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了……说‘‘太多”是指我的书在德国一印再印。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因此，约一年前，当德意志出版社经理告知《我们时代的课题》已脱销，急需印第三版时，我请求停止出版，起码等我给他寄_份修订过的文本和_篇写给德国读者的序言。对于西班牙以外的读者(他们不了解我的其他著作以及在大学讲的课)，书中的基本观念表达得极不完善。虽说我并不在乎这类书，却看重其中_些观念，反对它们不修边幅地直面广大公众，直面非亲非故之人。
这简明的原则，从青年时代就_直主导我的写作。如果读者分析_下我著作中令其愉悦的东西，会发现那不过是：我现身每个段落，带着独特的嗓音，还比比划划;读者把手指放到任何一页文字上，都会感觉到我的心跳。我能出现在每句话中，不是源于我把自己放到作品里，迫使读者撞上;恰恰相反，_切源于我尽可能把读者放到作品里，考虑到他，让他觉得好像从字里行间伸出一只手，抚摸着他,或是友好地给他_拳。
从著作回归对话：这一直是我的意图。
在马堡高城之巅的小阁楼中，哈特曼〔nn〕拉着大提琴，我侧耳倾听。提琴的旋律动人心魄、荡气回肠，在空中回旋往复，似矫燕翩翩。透过小窗，只见它沿城而下，直达谷底，拉恩河在那里流过，唱着无言的歌。
哈特曼让琴弓在空中停息片刻，对我说道：
敖兄，君能想人之所想。
他随之又放飞了在提琴琴腔中做窝的旋律之燕。尽可能考虑到读者的现实，希望在写作时瞄定方向，缩小射击范围。而如今,某些写给特定时期的西班牙人和阿根廷人的文字，忽然在黑森林旁发出声音，对着德国人、说着德语。我本来在跟胡安说话，考虑着他，同时也考虑到他知道谁在跟他说话;现在可好，让胡安忽然消失，而我还在对着彼德说着同样的东西，他，我几乎从没考虑过，不过我能肯定，他不了解我。这下我的初衷全泡了汤，我处在自己最厌恶的境况中：无名氏对着无名氏说话。
有人会说，考虑到一个特定的人，也就同样考虑到一般人性;由于具有一般人性，德国读者也会觉得我在作品中涉及了他。抱歉，读者!我_向尽量体现良好的教养，决不纵容自己跟未经介绍的人讲话。我确实从没结识过名叫“一般人”的先生。我不妨写写他，就像不妨写写鸭嘴兽一样，但我不能为他而写。
据说，1881年，雨果金婚时，在爱丽舍宫举行了盛大庆典。大文豪肃立在接待大厅，各国代表逐个走上前，向法兰西文坛泰斗致敬。嗓音洪亮的工作人员__通报：
英格兰代表阁下!
带着极富感染力的颤音，雨果钦敬有加地说道：
英格兰丨啊，莎士比亚!
工作人员继续：
西班牙代表阁下!
雨果:
西班牙丨啊，塞万提斯!
工作人员:
德意志代表阁下!
雨果:
德意志丨啊，歌德!
这时轮到_位身材矮胖、步态粗鄙的先生。工作人员高声道：
美索不达米亚代表阁下!
却见雨果犹疑起来，眸子焦急地转了一大圈，似在搜遍宇内，寻觅一样不见了的东西。他终于很快找到了，自觉又成了局面的主宰，以同样动人的语调说道：美索不达米亚丨啊，人类!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以和雨果一样郑重的语气声明：我从来没有为美索不达米亚而写作。
要使我同意继续出德译本，_项关键的调整必不可少：我须向德国读者解释我尽可能考虑到读者的现实，希望在写作时瞄定方向，缩小射击范围。而如今,某些写给特定时期的西班牙人和阿根廷人的文字，忽然在黑森林旁发出声音，对着德国人、说着德语。我本来在跟胡安说话，考虑着他，同时也考虑到他知道谁在跟他说话;现在可好，让胡安忽然消失，而我还在对着彼德说着同样的东西，他，我几乎从没考虑过，不过我能肯定，他不了解我。这下我的初衷全泡了汤，我处在自己最厌恶的境况中：无名氏对着无名氏说话。
有人会说，考虑到一个特定的人，也就同样考虑到一般人性;由于具有一般人性，德国读者也会觉得我在作品中涉及了他。抱歉，读者!我_向尽量体现良好的教养，决不纵容自己跟未经介绍的人讲话。我确实从没结识过名叫“一般人”的先生。我不妨写写他，就像不妨写写鸭嘴兽一样，但我不能为他而写。
据说，1881年，雨果金婚时，在爱丽舍宫举行了盛大庆典。大文豪肃立在接待大厅，各国代表逐个走上前，向法兰西文坛泰斗致敬。嗓音洪亮的工作人员__通报：
英格兰代表阁下!
带着极富感染力的颤音，雨果钦敬有加地说道：
英格兰丨啊，莎士比亚!
工作人员继续：
西班牙代表阁下!
雨果:
西班牙丨啊，塞万提斯!
工作人员:
德意志代表阁下!
雨果:
德意志丨啊，歌德!
这时轮到_位身材矮胖、步态粗鄙的先生。工作人员高声道：
美索不达米亚代表阁下!
却见雨果犹疑起来，眸子焦急地转了一大圈，似在搜遍宇内，寻觅一样不见了的东西。他终于很快找到了，自觉又成了局面的主宰，以同样动人的语调说道：美索不达米亚丨啊，人类!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以和雨果一样郑重的语气声明：我从来没有为美索不达米亚而写作。
要使我同意继续出德译本，_项关键的调整必不可少：我须向德国读者解释我的书是什么，顺便也说说我是谁。
我的书确切说来不是书。我所写的很大_部分是直接发表在西班牙各种报纸上的文章。
读者会问：不是说您曾在马堡学习过吗?是的，我在马堡、莱比锡和柏林学习过一三年间，我是_团烈焰，在德国大学里燃烧。我跟哈特曼、舍福(er)、海姆泽特(eth)讨论康德、巴门尼德——许多个深夜，在白雪覆盖的小路上漫步，直至铁路道口，时有柏林来的庞大快车穿过，红红的车灯霎时将完好的积雪遍染血色。在马堡、莱比锡、柏林求学期间，我认定自己应当在目前并且延续多年……写报纸文章。
为什么?说来话长。
反宗教改革运动后，西班牙完全丧失与德国的联系。当我20岁时，西班牙正受法国观念、模式的极大影响。我沉浸在法国文化的大海中，潜得甚深，竟感觉脚触到了底，感觉西班牙起码暂时不能再从法国获得滋养。我于是转向德国，关于它，在我的祖国只有含含糊糊的传闻。老一代人一辈子都在谈论‘‘日耳曼的迷雾”;其实真称得上迷雾的是他们关于德国的道听途说。我懂得，吸收德国文化(绝好的新鲜食物)对我的西班牙是必需的。不过读者不要把我的德国之行设想成去罗马亲吻教皇之足的虔诚朝圣者的旅程。完全相反。那是饥饿的小鹰面对它警觉的圆眼在旷野上发现的带肉活物，箭一般的疾飞猛扑。在激情四溢的青年时代，我的确有点儿像栖居在西班牙城堡遗址中的小鹞鹰：食欲旺盛、高傲好斗。我去德国就是为了把德国文化带到遗址的角落吞吃。
这篇序言在我的所有著作中‘‘绝无仅有”。我在20年间绝口不提的一些事，现在要放肆地从笔端流出：德国不知道，我，实质上是我独自一人，为它的观念、模式，赢得了西班牙人的热衷;顺便也让整个南美都染上了日耳曼味道。在熏染日耳曼风近30年后，我自然有许多话要对德国人说;但只有知道了我为德国价值的传播所做的事情，才能确切理解我将要说的。
我在莱比锡学了一个学期。在那里，我头一次与《纯粹理性批判》展开孤注一掷的肉搏……就坐在动物园的长椅上，对着加拿大马鹿，它们在春天声声狂叫，凭湿润的口鼻向天空示威。不远处，大象颇有耐心地任管理员挫平前额的老茧(它常皱紧前额顶撞笼子的围栏，于是生了老茧)。不断冲撞着《纯粹理性批判》的围栏，我在那年春天也渐生出老茧来。随后的学期，我去了柏林，靠西班牙政府的一小笔助学金过活。好在柏林有不少图书馆，我可以在那里填饱辘辘饥肠。
1908年前后，我在马堡呆了一年。1911年又来了。马堡是新康德主义的领地。弃事物，因为那样_来，人就会消失。把这二者的不可分单方面解释为事物对人(这人或许是‘‘意识”的依赖，是曲解。真正存在的、自呈的，是我与事物的共存，是这绝对的事件：我在环境中。世界和我，面对面，既不能合并，也不能分离，像宙斯的孪生子，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必定同生同死，于是给他们取了个美名一“办洽双神”。
我这个人和事物的共存，不是说：我在上面写东西的这张纸、我坐的这把椅子是我的对象;而是说：在成为我的对象之前，这张纸对于我是纸，这把椅子对于我是椅子。如果我对于事物不曾是我之所是(要写东西的人，坐着的人)，它们也不会是其所是。共存不是指：世界和我，一个挨一个，共同静静地呆在某个中立的存在论领域。这存在论领域是由‘‘纯然发生着的互动”构成的。事物对我发生着，正如我对它们发生着;除了在这互动事件中特定的实在性，它们和我都没有其他更原本的实在性。关于“存在”的旧观念必须稀释、更加非物质化，变成纯粹的发生。“存在”是正进行着的东西，是一出戏。由于语言的形成完全出自静态的启示，因而必须彻底将其转回纯粹发生的流动的意义。
必须根除“体验(Erleben)”一词所含的‘‘内在于思想”的意义残余，而留下它令人生畏的原本意义：某种东西对于人绝对地发生着，实存于思想之外，处于宇宙所是的本质性的陌异之境。人不是‘‘思想性存在”，而是“戏剧性存在”。人生存着并非因为人在思想，正相反，人要思想是因为人生存着。“现代”思想家必须把自己踹到绝对的“外部”。当医生询问99岁的冯特耐(Fontenelle)可有什么不适之感，老人风趣地答道：“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活着有点儿困难。”这或许是对根本实在、对“生活”的最好定义：成了难事的存在。
不能用某种“特定”思想过程的结果构成自呈者，因为那样找到的“原初实在”恰恰是那一切工作的产物。当我误以为去除了先前的‘‘原初意识”所给出的东西时，我现在做的只不过是给出了一种新造的实在：那中了麻药一般‘‘被悬置的意识”。应该反其道而行：在启程寻找根本实在时，别忙着往前走，而是回头注意到真正存在的是：一个正在寻找自呈者的人。那不是什么‘‘还不曾在那儿”的新东西，需要通过“还原”获得(确切说是‘‘炮制”，而是在开始哲学式思考时已经存在的东西：一切先于哲学的动机，一切驱使这个人去搞哲学的东西，总之，是处于无从抑制、无法消除的自发和纯朴之中的生活。
那‘‘自行给出的”、强加于哲学家思想的东西，正是那思想的由来，是引发它、处于它背后的东西。哲学性的所作所为在前哲学的东西中得其真义。根深蒂固的错误是，认为哲学要去发现新的实在(只在哲学行当专用的放大镜下显现);然而，与思想相对立的实在的特性恰恰在于：它预先(先于思想)已经在那儿了。思想所能做的伟大发现是认识到：自身相对于先在的实在来说，本质上是第二位的、派生的。
对意识的分析使现象学得以修正观念论，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而那也是临终之兆，正如山顶显示给我们的整座山已在脚下。重新分析现象学的意识概念，我在里面发现了一个洞，由是而出，重见繁星。
五
到了目前这个海拔高度，还能为我留下来的读者(多半是登山好手)会更迫切地问：您当初既然有这么多想法，为什么不写些技术装备精良的大书，却忙着写报纸文章昵?
现在可以具体作答了：我不去阐论那些观念，恰恰是出于那些观念。
“人的具体命运是对环境的不断吸收”，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个观念，而是一种信念。环境是一种视角，它总有个近景，之后有层层景致，直到远景。我的环境的近景从来都是西班牙，作为远景的是……也许是美索不达米亚吧。环境是最切近的东西，是宇宙伸向每个人的_只手，人如果想名副其实地生活，就必须热情地握住它。我在那些年写了一系列文章，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人生活在介质中”的观念。因为介质不是任何特定的地方，它无处不在。而在我看来，人立身有处“归属于—片土地”。当介质对我转变为环境，便成了‘‘风光”。同一片土地，有多少人或民族走过，就生出多少风光。我曾从各个方面探讨人与风光的关系。并非只是土地塑造人，人也选择他的土地。别忘了，人是一种游牧动物，素有迁徙的潜能。考虑到这种抽身而去的能力(自杀是极端的表现形式)，我们终究要通过内在的、自由的动机来解释一切定居行为。每个民族内心深处都怀有一片‘‘应许之地”族人在大地上四处流浪，直至找到它。
德国求学的岁月在我心中沉淀下的决定是：完整地、毫无保留地接受我的西班牙命运。那可不是舒适的命运。就在几年前，与美国的那场战争夺走了我们最后几块殖民地，西班牙大缩特缩。它曾是欧洲历史上第1“帝国民族”(时间上、规模上都是)。它创造了现代的国家观念(与古代国家截然有别的民族国家)。请德国读者别忘了这些;也别忘了，德国现在正在做的，与我们从15世纪末开始已做过的，有令人忧虑的一致：第一套‘‘世界政策”的发明、“国家至上论”、第一支国家军队的创建、保障公共权力的政治性民兵组织、非个体化、驱逐犹太人、对血统纯正的关注(‘种族”一词源自西班牙)。在新近时代，西班牙没有什么可教欧洲的，因为欧洲长年生活在‘‘革命”之中，而革命体验是我的国家唯一缺乏的。但对欧洲现在开始做的事，西班牙比任何现存西方民族懂得都多，因为它是第一个创造、贯彻这些方式，并且……体尝到后果的。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三十四章。生活是对环境的接纳，这也就意味着：人如果不拯救其环境，便不能拯救自身。我的第一本书开启了一系列关于西班牙问题的研究，我给它们命了个总题一“拯救”。自25岁任教以来，对我而言，效仿德国‘‘学究”的人生模式再容易不过了。然而我明白，我的命运与之截然不同。在1910年的演讲中，我曾说：“在其他国家，_个人任由自己一段时间不过问国家的事，或许是正当的：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他们生活在已确立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们的社会也不完美，但具备了_切基本的机能，有运转良好的服务机构。德国的哲学家可以(我没说他应该)甩手不管德国的事;他的公民生活已得到充分组织，无需他干涉。”“我们这儿的情况完全不同：企图不管国事的西班牙人，仍会_天不下10次地被那些事纠缠;他终将体会到，对一个生在毕达索阿(Bidasoa)和直布罗陀之间的人来说，西班牙是刻不容缓的首要问题。”
实际上，我当时已感到，在德国科学和‘‘学究”生活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太合乎健康的生命之道)：对周遭事物漠不关心，倾向于生活在科学的‘‘乌有之乡”仿佛科学本身构成了一片土地、一片风光，思想能在那里生根。
在我眼里，自身的命运与我民族的命运从未分开过。但说到我的民族的命运,那或许是欧洲传统中最大的谜。F.尼采(F6rster~Nietzsche)女士曾提到，一位西班牙访客有一天在她哥哥面前谈论西班牙人，已经患病、似乎心不在焉的尼采，忽然抬起高贵的头：“西班牙人……西班牙人!……那帮人想要成为的太多了。”天外来声一般，回响不绝。实际上，我们是经历了从‘‘想成为的太多”到‘‘太不想成为”的民族。这怎么可能?又意味着什么?这个一度无所不是的民族，面向未来立身行事的准则能是什么?应是什么?
许多年间，我的著作念念不忘作为问题的西班牙。在我的第一本书中，可以读到满怀焦虑的呼喊：“神啊，西班牙是什么?在辽阔的大地上，在无数的民族中，在茫茫去日、渺渺来时之间，在群星冰冷闪烁的目光下，西班牙，欧洲精神的岬角，大陆心灵的船头，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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