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努尔哈赤；伦理；天命
努尔哈赤作为女真族的杰出领袖，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与明朝抗衡后金政权，从而奠定了大清帝国乃至统一全国的基础。而在这些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中，他借以统摄女真部民的核心思想就是天命思想。他竭力塑造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天”，令女真族顶礼膜拜，把王权和神权集于一身。努尔哈赤天命思想的来源前人概括出三点：一是努尔哈赤是萨满教的虔诚信奉者，萨满教信仰的神主要是天神，所以努尔哈赤对天深信不疑，认为天是一切的主宰；二是努尔哈赤少年时期曾在李成梁麾下，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接受了汉族的天命思想；三是出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就必须借助天的权威为其政治服务，作他的护法神。而他的伦理思想正是把这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假天威理人伦。有效地把天命观念糅合到伦理思想之中。
伦理道德是人们对社会关系的一种认知，思想核心是价值观念，而形成这种价值观念的基础是人们生存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社会环境。itl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以前，女真族的伦理观念还很淡薄，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稳定统治秩序，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等伦理关系问题时，受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制约，就不能简单地按中原汉族的伦理道德来约束女真部民，而是要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传统的伦理观念。因为天命思想作为一种传统的控制力量已经在女真社会被广泛应用，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所以努尔哈赤要想维系社会原有的正常秩序，必须恪守前代留传下来的思想习惯，否则他不仅不能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甚至会引起各种传统势力的反抗。因此，努尔哈赤在伦理思想体系的构建中，充分利用了女真人信天的习俗，确立社会各个阶层的关系，用天命思想来处理君臣、父子、夫妻等关系，由此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伦理思想。
(一)在处理君臣关系上，他提出：“天命之为汗，汗命之为臣也!”
天命八年正月，努尔哈赤说：“天子为汗，汗子为诸贝勒大臣，诸贝勒大臣之子，即为民。主之子即为奴”。他把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伦理道德，并具体运用到本民族的社会关系之中，并从敬上、感恩、去恶等方面来论证这种等级关系。对于各个等级的人对于国家应奉行的准则，努尔哈赤进一步解释说：“汗以天为父，敬念不忘，明修天赐基业，则汗所承基业何以废也。诸贝勒大臣以汗为父，敬念不忘，勿怀贪黩之心，勿为盗贼奸宄强暴之事，以公忠效之，则诸贝勒大臣之道何以败也。民以诸贝勒大臣为父，敬念不忘，不起盗贼奸究强暴之事件，不违法度，竭尽其力，则祸患何以及身也。奴以主为父，敬念不忘，不生盗贼奸究强暴之事，谨守奴仆之分，尽心效力，则刑戮何以随身也。”这样一来，努尔哈赤就从理论上确立了君主独尊的思想，与进入辽沈前女真人上下“皆当互爱”的观念已是天壤之别了。
除了君臣要有等级名份之外，他还提出为人臣者要正直，不背叛主人，所谓“朕闻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济，天降祯祥，休和荐至，果秉志公诚，励精图治，天心必加眷佑……能以公诚存心，建立纲纪，教养兼施，则天地神祗必交相感应。”努尔哈赤认为，人能立心公诚，则夫妻和睦相亲，上下主仆相爱。若存心邪僻，乱伦悖理，则夫妻上下主仆都不相亲爱，甚至疏远。到了这种程度，即使人君不知，但天必知之，亦必鉴之，必遭天谴，这不仅害及事物，也直接影响了人际关系。因此，他要求贝勒大臣要有“至公之心”、“至公存心”。还要求社会上的广大阿哈(奴隶)，皆要小心待主不背，倘若“持邪曲、怡慢之心，则汗非之，而身亡焉努尔哈赤的这些思想，要求奴隶们“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以此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
(二)在处理父子关系时，他提出：“孝于父母，悌于诸兄。”
努尔哈赤在晚年引经据典地教育子孙说：“书云：‘孝于父母，悌于诸兄者，无恶逆之心，我等子孙，世世相继，应如此孝于父母，悌于诸兄，于道勿违孝悌之理。平居之时，须常法长者，而勿使下者畏。下敬上须以诚实，上恤下须以诚恤。”’并训谕说：“‘其为人也孝第，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吾世世子孙，当孝于第，悌于长。其在礼法之地，勿失孝第恭敬之仪……朕所训示者如此，汝等勿违朕言。”他严格要求子侄大臣们不能乱了人伦，孝悌必须发自内心，如有所违，必获罪于天，受到天的谴责。因此，努尔哈赤反复告诫贝勒大臣：“后世子孙，当世守孝悌之道不可违也。”他惟恐包括其子侄在内的诸贝勒大臣对其不忠，屡次令其对天发誓效忠。他说：“人君之心，能贞固不二，感召天和，风雨时黍谷登，民安物阜，则永保天位，世祚绵长，凡为民者，能持敬谨之心，罔干国曲，急公奉上，孝悌力田，则获福而家道昌矣。”天命八年(1623年)七月令其诸子盟誓：“不思天意，则与会之诸贝勒凡心怀二志、包藏祸心者，上天鉴察，必降祸患于起事之诸贝勒。倘能信守对天之盟，仰体上天之意……则蒙上天垂佑，世代得享太平之乐也”
努尔哈赤提出的亲亲孝悌思想，一方面是对中原汉族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吸收，另一方面也是后金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如果说元明理学的伦理规范已经纯粹属于“人道”的范畴，早已剃除了“天命”观念。成为一种知行上的自觉，那么，努尔哈赤的孝悌思想的最大特色就是重新请回了“天命”的权威，这既有女真族信仰萨满教的传统影响，也是努尔哈赤假天威理人伦的一种故意。
(三)在处理夫妻关系上，他提出：“妇人应治其家，顺其夫”
在女真族早期的婚姻关系上，伦理观念比较淡薄，原始的蒸报婚形态还比较盛行，弟娶其嫂，子娶其庶母的现象屡见不鲜。女子的社会地位也是比较高的，可以与男子一样出外打猎。据《建州闻见录》记载：“女人执鞭弛马不异于男。”“少有暇日，则至率妻妾畋猎为事，盖其习俗也。”但在努尔哈赤统治后期，随着汉化程度的提高，原始的婚姻习俗、特别是妇女干预外事的现象，开始引起他的警觉，他意识到如果不能克复女真陋习，就很难提升女真族的社会声望。因此，他对侍臣说：“至为妇人者，不治其家，不顺其夫，而干预外事，亦失其为妇之道矣，有家者并宜警也。”要求妇女要顺夫、治家、不要干预外事，严守妇道。
天命八年(1623)六月，努尔哈赤训示皇族内女眷说：“天作之君，凡制礼作乐，岂可不体天心。然天心何体之，莫若举善以感发其善者，诛恶以惩创其恶者。我国诸王中亦有被贬责者，岂于我有隙哉!不过因其紊乱纲常，法所不容耳。即执政诸王，尚不令枉法，尔等女流苟犯吾法，吾岂肯纵恕，以败纲常乎?男子披坚执锐，其殁于阵者，盖因不背同心之约，故以身殉国耳。尔等居家之妇人，违法败政，生又何益?择贤而有功之男，与尔等匹配，岂令其受制于尔等乎?尔等竟凌侮己夫，为非作歹，其恶甚于魑魅矣。”言辞之激烈，甚至视妇女欺侮其夫的行为为魑魅，由此可见一斑。当时，妇女的贞节观念也较为淡薄，通奸之事时有发生。努尔哈赤降谕：如果福晋们“乱行，准闲散妇人们举发，且将举发之妇人举而养之。妾举发福晋，则杀有罪之福晋，并以举发之妾与夫同居。”福晋们上厕所时。要众人一起去，还要击打木槌，把灯挂在厕所上，不然就以“乱行”惩处。
(四)在处理社会关系上，要求被统治者忠诚、从善，主仆之间要相互友爱。
如何保持女真族内部的团结。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直接关系到后金政权的战斗力，因此努尔哈赤提出了处理女真社会各阶层关系的伦理规范。
他要求贝勒大臣要有“至公之心”，认为“至公之心、良足贵也”。他还要求上“自汗．贝勒，下及采薪之男，运水之女”，都要“持直善之心”，去掉“邪恶，盗贼之心”。要求社会上的广大阿哈(奴隶)，都要小心待主不背，倘若“持邪曲、怡慢之心，则汗非之，而身亡焉”。
对于下民，他要求“秉直而生”，不起“狡猾奸诈之心”。这些说教无非是要缓和社会矛盾，使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上下和睦。防止内斗。
为了缓和后金社会的内部矛盾，他要求主仆之间要相互友爱。天命六年(1621年)-月，努尔哈赤在兴兵攻打辽沈前夕，为了缓和后金社会尖锐的主仆矛盾，筑萨尔浒城竣工后，他为了贯彻自己的主仆友爱的理念，下令宰牛犒劳筑城役夫，并借题发挥说：“朕以人君无野处之理，故筑城以居。夫君贤而后有国，国治而后有君。贝勒良而后有民，民安而后有贝勒。故天作之君，恩养其下，而下敬其上，礼也。至于诸贝勒宜爱其民，民宜尊其贝勒，即一家之中，为主者，宜恤其仆，为仆者，宜敬其主。如果仆以力耕所获，供其主而不敢私，其主积有财物，亦担其仆而无所吝。如此则上下相亲。天心悦，人情和，无往不善矣。”很显然，努尔哈赤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所作的如上说教，给奴隶施以“仁慈”，缓和矛盾。而更主要的是通过主仆“互爱”，使奴隶安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
综上所述，努尔哈赤把他的天命思想，如一条红线贯穿于他的伦理观之中，使中原汉族传统的伦理道德与女真族的天命观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有效地改造了女真社会的原始陋俗，又不失本民族的传统特色；既提高了女真族的社会声望，又没有丧失自身的民族凝聚力。尽管他是把自己的意志假托为天的命令，使人“畏天命”藉以达到统治各族人民的目的，但是这对于维护本民族的团结，赢得统一战争的胜利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于促进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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