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本体性安全；生存焦虑；排解
安全的需要是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尤其是本体性安全，则是更为重要的安全形式。本体性安全通过习惯的渗透作用与常规密切相联，所以，人们在心理上经常希望能预料到日常生活中那些微不足道和周而复始的东西。“如果这种惯常性的东西没有了——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焦虑就会扑面而来，即使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的个性，也有可能丧失或改变。”可见，确定性是个体获取本体性安全的重要基础，所以对确定性的追求也就成为人类的梦想和持续追求的对象。从社会心理向度看，启蒙运动本质上是人类追求确定性的体现。它以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基础，旨在以一种人为设计的方式建立起确定性的生存环境。吉登斯指出：“风险是能够控制的，因而也是能够保险的，这一思想，即人为设计的安全概念的崛起，完全来源于启蒙运动。”在这种目标导引下，启蒙运动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科学与民主。科学使人类从与环境的偎依中提升出来，以一种主体的姿态去审视、支配和掠夺自然；民主则表明社会关系中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转变，在民主精神的推动下，一切传统的关系都不再是合法的了，个体成为公民，民主赋予他以主体性地位。科学与民主成为了人类获取确定性的两大武器。如果翻开我国五四运动时期的历史，也能寻找到类似的社会心理。19世纪末叶以来，西方思想的大量输入，传统宇宙观解体，两种价值系统冲突所带来的价值混乱等，使得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急需一种世界观作为他们的价值指标和行为准绳，来帮助他们克服因传统宇宙观解体后对世界所感到的茫然，在动荡中维持心理的稳定。从西方输入的科学和民主此时迎合了这种需要，不仅成了救亡图存的良药，也成为了个人生命所赖以指示迷津，维持重心的世界观。科学成为了科学主义，民主成为了“乌托邦式的期望”。
但遗憾的是，虽然借助科学等理性，人类获得了改造和重组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按自己的方式建立起与此前迥然相异的世界，自然也不再“自然”，而成--为“人造空间”；借助民主、自由、平等等原则构建现代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人类社会进入“后传统社会”(吉登斯语)，然而人类并没有真正生活在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之中，不仅传统的外在不确定性没有消除，而且还出现了一种后果更为严重的不确定性，即“人为的不确定性”。
据此，自我本体安全的基础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型，现代性一方面通过其“时空伸延”能力影响全球每一个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又通过其“渗透能力”影响到自我生活中哪怕最为细微的方面，所以在“人为的不确定性”中的现代人常常缺乏安全感。而本体安全的功能在于控制或排解焦虑，使个体获得安全和可靠的感觉，“只有依据基本的安全体系即本体安全感的源泉，个体才会拥有通过基本信任从认识上组织起来的与个人和客体的世界相关的自我经验。”本体性安全的缺乏必然会引致焦虑。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把烦、畏、恶心、荒谬等作为人在世的基本状态的存在主义在
去，而且还进入到自我的核心中去。”
第三，生存意义的迷失。按照德裔美国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蒂里希的说法，从历史上看，焦虑大致有三种类型，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对空虚和丧失意义的焦虑、对罪过与谴责的焦虑。而现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现代化是一个“祛魅”的过程，科学技术的无往而不胜使得其自己成为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而人文关怀也随着信仰、形而上学的撤退而一度凋零。所以尼采的“上帝已死”宣告了人的存在的意义之源的枯竭，因为它意味着“没有一个永恒的给世界以意义的上帝”。这样一来，生活世界的生存意义的设定只能是现实的世界中的人自身的理性的任务，没有任何超越的绝对存在可以为人的世界提供意义的支撑。因而“对无意义的焦虑是对丧失最终牵挂之物的焦虑，是对丧失那个意义之源的焦虑，此焦虑由精神中心的丧失所引起，由对存在的意义这一问题的回答(无论此回答是多么象征的、间接的)所引起。”
第四，欲求焦虑。人的生存根本上还是意义和价值生存，物质天堂的诺言根本无法消除生命的痛苦。其实，焦虑并非只是来自直接的贫困，在现代社会，“幸福”越来越和物的消费符号，如名牌、流行、档次相联系，并以货币的拥有量为标志。这时“幸福”便开始远离平凡、远离信仰世界的平衡，成为一种物化的生活标准，一种不断上升的欲求满足。与物质幸福追求相伴随的欲求焦虑便出现了。
第五，因“纯粹关系”而产生的关系焦虑。现代社会要求一种反思式组织起来的生活规划，而这种规划又是在不确定性及多样选择的情形下完成的，传统的血缘关系和亲密关系已经不能再充当社会关系的纽带了。“亲密关系”开始转向“纯粹关系”。而“纯粹关系是一种外在标准已被消解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也仅仅是为了这种关系所能给予的某种奖赏”。所以这种关系随时可以中断，只有当这种关系能够为关系各方提供充分的心理回报时，它才能得到维系，而一旦有一方感到不适或需要中止，它就会随时被打破。在这种关系中，道德情感很难再如传统社会那样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定位的稳定基础，相反它将不可避免地被相对化。所以“纯粹关系”常是脆弱不堪和变幻莫测，难以为自我提供足够稳定的关系纽带，它使自我生活在一种不确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切断了外在的道德标准之后，在富有命运特征的时刻以及在其他生活转变的时刻，纯粹关系作为安全感的源泉，便有其弱点了。”随着反思性程度的加深，人只能越来越陷入生存的孤立与经验的封存之中。
人对确定性的诉求与世界非确定性之间的矛盾是人们生存焦虑的终极根源。但现代社会，人们那种清晰的世界图景、未来远景和自己在世界中的坐标都不再是一劳永逸的了，人们不可能彻底解决生存焦虑的问题，而现实生活又要求人们不断地对这些做出勘定，寻找回家的路。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大环境，但可以依靠调整自己的心理和行为来适应社会。因而在现代社会中，个体还需要具备应对不确定性的自我调适能力，以排解生存焦虑获取发展。
第一，提高反思性选择能力。在由全球化所推动的现代社会中，自我认同感的获得只能通过个体反思性活动来塑造。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必须以一种合理而连贯的方式把对未来的设想与过去的经验联结起来以便把全球性信息与当地}生生活整合起来。其中反思性选择是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的一种必然性的手段和自我认同过程中的一种机制。如果在零碎不全和相互矛盾的信息中缺乏反思性选择的能力，肯定会被信息淹没而失去自我认同的统一性。所谓反思性选择，首先是学会对可能性进行“过滤”，而不是固着于先前的信仰和熟悉的生活方式或全部吸收各种信息或放弃选择。二是要在“富有命运特征的时刻”(吉登斯语)重新去思考我们的过去、存在和对未来的设想，考虑未来尽量多的可能与风险，动员我们现在拥有的所有的资源去做选择，包括借助专家系统。不仅仅要考虑我们个人的存在意义，还要考虑他人的存在意义。三是认识并且善于确定自己的目标，在明确的目标下才容易做出同一性的选择，成功地控制外部环境，而且能够控制自己的冲动。四是在多种选择与判断中，自我必须在多样化的场景中始终保持其得体的行动方式，“自我的呈现”必须小心谨慎地随时得到调整。
第二，信仰的建构。信仰是人的精神家园，是在不确定性中缓解本体性安全缺失的冲击的有效方式。不论是生存意义迷失的解决和欲求焦虑的排解，从根本上来说都必须建立在信仰的建构上，用非物质旗帜去调适因“祛魅”和物质欲求过度而产生的焦虑。通过信仰可以超越人生的空虚和恐惧，将肉与灵的冲突、有限与无限的矛盾解决，从而使人过上一种心理安全而有意义的生活。当然个体的信仰的建构在现代社会中既有契机，也存有相当大的困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但新的发展价值观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蕴生出基本的共同理念，信仰的建构可以从发展价值观念的重构开始做一些奠基性的工作。
第三，信任的建立。个人存在于世，但并不是简单地“在”，而是“生活”、“实践”于这个世界上，并与生活世界处于互动之中。因而日常生活的习惯、惯例及其有效性，对于个人行为选择、安全感、期待有着重要意义。个人可以从一种有效的习惯、惯例的存在中获得稳定的心理－情感依存，在心理－情感、习惯、惯例中免却由于面对新境遇而可能形成的紧张不安，泰然处之。一般说来，若心理一隋感依托失却，伴随着的将是由于既有生活模式、存在框架的缺失而导致的畏惧、焦虑不安。在现代风险社会这种心理－情感的获得依赖于一种“他人诚实的假定”，只有在这一假定之下，我们才能设法了解别人，逐渐信任别人，敢于用差异作为发展积极情感、实现情感沟通的手段，反过来又通过这种手段去增强对别人的信任。对他人的积极信任不仅会产生跨时空的团结，而且是个体获得自主和自我认同的条件。因此，信任是人们基于生活经验对社会关系的心理一隋感把握，信任关系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原初承诺及其践行关系，而是变为一种内在信念。“信任意味着是对‘承诺’的一种跨越，这是不可化约的‘信念’的一种品质。”所以，吉登斯认为，信任的对立面并不是“不信任”，而是存在性焦虑或忧虑。在现代风险社会，个体如果缺乏基本的信任，即使是最不经心的与他人的相遇也都有可能引起焦虑。因而信任是抵御焦虑的持续性保护机制。尤其是在“纯粹关系”之中，需要主动构建个人信任，相互开放自我、接纳他者。 论文 联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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