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世界上有两类老师，一类老师信奉或者习惯于讲授法，另外一类老师则信奉或者习惯于案例法。前者试图把讲台变成自己一个人的舞台，把自己变成一个熠熠生辉的超级明星，他们面对成百上千的听众，口若悬河，以渊博的知识吸引人，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去崇拜，想要去模仿。而后者则怀着“以学生为中心”的态度和对体验式教学的虔诚信仰，试图把教室变成一个喧闹的、但是激动人心的可以自由交换思想的市场，通过有技巧的提问，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提升学生多方面的能力。本文主要是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探讨源自西方的案例法（包括案例教学、案例 开发和案例学习〉在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的应用中所面临的文化上的挑战。
显而易见，讲授式教学在工商管理教育中有一些局限性，所以，我们希望更多地提倡案例教学。讲授式教学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平铺直叙地将别人发现的理论告诉学生，就像中国的家长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动不动就喊“别碰那个，别碰这个!”“小心点，别摔倒了！”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孩子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念完大学才发现自己无法面对这么复杂的世界，会犯很多低级错误，而且犯的都是大错误。案例教学的目的之一是帮助学生掌握理论，但却是依靠自己的思考和努力，靠和别人的合作与竞争，重新发现那些写在课本上的理论(或者最好能发现新的理论）。当然，学生发现理论的过程和最后达到的结果达不到科学家的那种水准。但是,科学家发现理论的方式真的就很完美吗？他们发现的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理论离完美的境界又有多大的距离呢？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所有的理论发现过程(或者说发明过程)都充满了混乱、曲折和反复。而且所有的理论也都存在很多局限。所以，看似混乱的案例教学事实上并不混乱。
西方人认为案例教学的鼻祖是苏格拉底，笔者则认为，中国案例教学的鼻祖应该是孔子。孔子比苏格拉底甚至要早生了一百年左右。孔子和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门徒之间的谈话，不就是启发式教学吗？但是孔子关于社会秩序的思想，经过董仲舒和朱熹等人提炼总结的“三纲五常”，被后来的统治阶层制度化以后，我们的教学系统里就完全丧失了这种启发式教学的土壤。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热情而动人的沉思”(古希腊人关于科学的定义）变成了死记硬背和墨守成规。所以，在中国进行案例教学、案例写作和案例学习都面临着巨大的文化上的挑战。法国著名的年鉴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认为，国家文化的变化非常缓慢，就像是海洋深处的洋流一样非常稳定，很少改变运动的方向和强度。
1.跨文化与案例教学法
借助于跨文化研究中的相关理论，比如，霍夫斯泰德（Hofstede)w和特姆彭纳斯（Tromp-enaars)[5]等人的研究成果，可以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更深的认识。此外，鉴于西方是一个巨大的、模糊的概念，而案例教学和案例开发主要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部分商学院比较流行，所以，下面的讨论主要聚焦在中国和北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对案例教学、案例写作和案例学习等的影响。这其中包括权力距离差距（powerdis¬tance)、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tivism)、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规避(uncertaintyavoidance)、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salism)、专一型和扩散型（e)、情绪中立和情绪外露(nalexpres¬sion)等以及西方的“两分法”（either-or)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关于这些概念的详细定义，请有兴趣的读者参考相关的专著或者教科书。表1列出了中国大陆、美国和加拿大在这些关键文化维度上的差异，以方便下面的讨论。
1.1权力差距
中国文化是一个高权力差距的文化，而北美文化是一个低权力差距的文化（请参考表1)。案例教学要求的情境必须是低权力差距的文化。在案例讨论的课堂上，学生是中心、是演员、是主角，而教师是教练、是主持人、是导演、是催化剂和信息库。教师不应该扮演讲演者、评论家和仲裁者的角色。为此，教师首先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和定位，放下自己的身段,把课堂转变成一个探索思想的、激动人心的论坛，而不是肃穆的教堂。教师知道和教授了多少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生最终学到了多少知识，又把多少知识最终转化为了能力，以及学生在个性和品德方面有多大程度的完善和提高。其次，学校应该尽可能地创造适合案例教学的物理条件，比如U形的阶梯教室，或者小型的用于分组讨论的圆桌式平面教室。桌椅的摆放方式就像办公室的布置一样，它直观地反映和强化了权力距离和教学理念的差异。案例教学鼓励学生不仅从教师身上学习，也从自己的同伴身上学习，从自己的学习经历中学习。而合适的案例教室为学生之间更多的目光和信息交流提供了条件，其中微妙的人际互动和课堂压力等有助于培养一个个独立自主的管理者„可以想象,那些更年轻一些的教师，那些更民主一些的教师，那些有着更高的沟通技巧的教师，那些更加自信的教师会更倾向于采纳案例法教学。
1.2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中国文化属于集体主义文化，而北美文化属于个体主义文化(请参考表1)。这两种文化下的人们在沟通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集体主义的中国，人们尽量避免使用第一人称“我”，而尽可能地使用“我们”w;尽量避免当场直接质疑教师或者任何位高权重者的见解，很多人不习惯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言：我们更多的不是直接在课堂上提问，而是在课后课间私下请教。另外，在这种文化下，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真正的团队合作和小组学习非常困难。和大多数人的感觉相反的是，在这种集体主义文化下，人们很难建立真正的强联结（strongties)。一旦建立了这种强联结，一个人想从一个小圈子或者团队中离开而加人另外一个小圈子或者团队会变得很难。换句话说，这种圈子的墙壁很厚，难进难出，可渗透性很弱。这导致中国学生很难在严格意义上去遵循《毅伟商学院案例学习》中的三阶段模型，尤其是在小组学习和课堂讨论阶段[3]。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和观察，案例教学中教师分配的小组作业，比如PPT的准备，更多的是由一个人来完成，而不是小组群策群力讨论的结果。更有甚者，本来教师期望每一个小组一学期要负责四个案例分析，而学生采用一种偷懒的方式进行分工,每次只是一个人准备，一个人一个案例。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那些忙碌的在职MBA学生身上。这都是那些想要采用案例教学的中国教师必须了解和面对的挑战。
1.3不确定性规避和特殊主义
中国文化是一种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有很强容忍度的文化,而北美文化是一种高度不确定性规避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特殊主义文化，而北美是一种普遍主义文化请参考表1)。在进行案例讨论的时候，中国学生很不习惯基于案例所提供的数据、事实和细节进行分析和辩论，而是更多地直接跳到结论上去，偏向于给出一个总体性的、概括性的判断。就案例写作来说，西方的案例写作事实上是很模式化的，遵循一定的倒金字塔形的结构(请大家参考《毅伟商学院案例写作》)。案例写作可能从行业特征和公司背景开始介绍，逐渐过渡到某个职能部门，最后聚焦到某个关键的决策者目前面临的某个关键的事件、议题、两难冲突和挑战。而中国人写作的最高境界则是“形散而神不散”,一开始觉得平淡无奇，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到了后面才渐人佳境，最后恍然大悟，把所有的细节和部分都串了起来。而北美人，尤其是那些写科学论文的人，完全无法忍受这种事情。笔者的一个法国朋友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热爱，曾经一度硬着头皮读了《红楼梦》大约100页左右，困惑地问：“贾宝玉到底爱不爱林黛玉呀?”
语言是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相对于英文来说，中文是一种很模糊的语言,缺乏严格的语法结构,不太适合进行科学思维,也不太适合科学论文的写作。我们既可以说2010年世界杯期间“德国大胜阿根廷”,也可以说“德国大败阿根廷”;既可以信誓旦旦地承诺所有售出的衣服“包不褪色”，也可以倒着念“色褪不包”。英语的表达是越具体越好，每一段落里面只表达一个主要的思想和事件，最重要的思想永远放在起首段(或者起首句）和结束语里面；而中文的表达却能容忍在一段话里面同时表达多个问题或者事件。
1.4情绪中立和情绪外露
虽然不像日本文化那样极端，但是中国文化也属于情绪中立的文化，中国人很少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认为那样很不职业或者很不成熟;而北美文化属于情绪外露的文化，但是不如拉丁文化和阿拉伯文化表现得那么极端[5](请参考表1)。大家比较一下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和温家宝总理在对待同样的“扔鞋事件”时的迥然不同的即时反应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一个挤眉弄眼，动作夸张，“咦！这是一个13号鞋。”通过幽默，在无形中化解了一场更大的冲突。而另外一个则面不改色，举手投足缓慢而庄重，义正词严地进行了驳斥和反击，“任何人都无法阻止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
北京师范大学的MBA课程里曾经采购过北京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的一门课程《八项基本管理技能》。这门课程是德鲁克学院从美国引进的，其中所有的案例都是视频形式的，主要内容是美国情境下的两三个员工和上司之间的冲突、沟通和谈判等。笔者认为，这类案例完全不适合中国情境。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高情境的、内隐的、含蓄的表达文化,而美国文化是一种低情境的、外显的、明晰的表达文化。如果按照美国那种激烈直白的方式和中国的上级进行沟通，估计那个员工早被悄悄地排挤掉了（而不是被公开地解雇了或者通过沟通解决了冲突）。所以，西方的一些《组织行为学》、《管理沟通》和《领导力》等方面的案例不一定很适合中国的MBA教学，除非拿它们当作案例来教授跨文化沟通与管理。
2.超越西方的“两分法”思维方式和案例教学指南的局限
国家文化的差异也体现在案例教学指南中。毅伟和哈佛的部分案例提供了非常详细的案例教学指南，这些教学指南的质量之高，令人印象深刻。笔者在开始进行案例教学的时候非常依赖这些案例教学指南，但久而久之就发现这些案例教学指南都有一个明确的套路，而这一套路就是管理决策的一般程序以及典型的“两分法”的思维模式：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什么？造成这种问题的当前原因和深层次原因可能是什么？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每一种解决方案的优缺点是什么？选择合适的决策标准，做出具体的决策；详细地列出解决方案的实施计划。如果可能，给出评估解决方案的效果等等。笔者特别困惑于案例教学指南中的那种简单的“两分法”的思维方式和过度积极主动的干预态度。而这一点西方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文化，就像人类平时很少意识到空气的存在，鱼很少意识到水的存在—样。而在我们的文化中，中国人不习惯于简单的二元对立，不习惯于把好处和坏处分析得清清楚楚。我们总是在试图寻找和谐，寻找超越二元对立，寻找中庸之道。有时候笔者真的很怀疑，企业聘请一个管理者就是想让他做点什么（这种假设在多数场合下是合理的），可是有些时候，一个管理者或者一个企业什么都不做，可能比过度积极主动地做很多事情对这个社会更有贡献。甚至有时候随着时间和环境的改变,会使得所谓的问题变得不再是问题了，先前采取的貌似合理的行动反而变成了画蛇添足，甚至有害社会。事实上，短期和长期的利益得失非常难以平衡。个人、企业和社会层面的利益得失又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呢？希望中国本土的管理研究可以有助于突破这种简单的消除共谋“两分法”和过度积极主动的管理态度。所以，在使用西方的案例教学指南的时候，要保持一种悬疑和批判的态度。
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有关辩证方法在管理中的一些研究进展和应用。相比霍夫斯泰德，笔者认为特姆彭纳斯在跨文化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对两难冲突的理解上，达到了西方理论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并且他的思想和中国思维中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道、阴阳和中庸等思想非常一致。特姆彭纳斯关于文化的终极定义是“文化就是解决两难问题的方法”。作为一个管理者,每天要面对和解决的都是两难问题，而且管理层级越高，面对的两难问题就更多、更大、更纠结、更深刻。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通过SWOT分析进行“多选一”的决策可能短期内是积极的，而长期来说则是灾难性的。辩证方法（paradoxapproach)超越了传统的权变方法（contingencyap-proach)，寻求在短期高绩效的基础上更长时间段里企业的持续生存和更大范围内利益相关者的动态平衡。举例来说，图1中特姆彭纳斯说明了过度的竞争和过度的合作都不是最佳选择，而只有竞合才是最好的。图2则说明了如何把在专一型、低语境文化中的对产品质量的关注和在扩散型、高语境文化中的对人际关系质量的关注协调起来。可以预见，传统的权变理论已经越来越过时了，而与中国传统思维相一致的辩证方法必然在未来的管理学理论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也要求我们在使用案例法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有所突破。
3.未完的结束语：先走向极端再进行综合
案例教学、案例写作和案例学习是在北美的文化土壤上培植出来的一朵娇嫩的鲜花。它在中国的繁荣需要合适的制度和文化土壤《而培养这种制度和文化极其困难。当然，您首先可以质疑是否必须采用案例教学来改变我们的管理文化和商业文化，案例方法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做到这一点，不过，我们殷切地希望您真正地吃过了螃蟹，再来评判它是否美味。
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我们鼓励多种教学方法的并存（比如讲授法和案例法），而且不同的教学方法之间可以相互渗透、彼此获益。笔者就一直试图针对不同的课堂参与者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对MBA学生更多采用“全”案例教学的方式，即一门课程10个案例左右，理论教学大约占30%的时间。而对于本科生或者普通硕士研究生则主要采用讲授式教学，间或点缀两三个大案例和众多的小故事。讲授式教学让教师对理论的了解更全面、更深刻，可以很自然地迁移到案例教学中去。而案例教学则让教师更了解管理实践的复杂性，使得理论教学更加容易让学生理解。
从实践的经验来看，在进行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来自学生的期望是,希望教师能将案例讨论和理论讲授平衡起来，或者折中一下。对此,笔者的回答经常是这样的：“马和马生下来的是马，驴和驴生下来的是驴，而马和驴杂交生下的是骡子。”我们中国人最擅长进行折中与调和，作为案例教学的初学者或者实践者，您可能首先要抵制的就是这种诱惑，这种回到老路上去的诱惑。先走向极端，然后再进行综合和折中，这是笔者一贯的态度。取其上，才能得其中；而取其中，只能得其下了。
作者简介:赵向阳，男.德国吉森大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创业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MBA 案例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创业学和跨文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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