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理念与实践，伍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英语语言文化散论，黄卫峰，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学术批评与学术共同体，吴励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拾贝栽刺集，李世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一、伍杰和他的新著《书评理念与实践》
伍杰先生的《书评理念与实践》，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不是预言家，但可以有把握地说：这将是中国图书评论界的一大盛事。
作为当今中国书评界和出版界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伍先生不仅德高望重，而且平易近人，不仅多才多艺，而且术业专攻。这部80余万言的《书评理念与实践》，就是先生最近20年来为书评事业奔走呼号、身体力行的硕果。
本书除了收取《我的书评观与书评》《精神阅读》《作嫁琐议》已收文章外，还有未曾结集的新作，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中，伍先生对加强书评、繁荣书评的极力倡导及其艰苦卓绝的实践，最为可贵。
较之以往的冥顽心态，现在人们对于书评已经相对开化得多了，特别是在新闻出版界，书评的重要性已得到公认，但在学术圈和社会上书评之被无端排挤的现象，依然未能根本改良。对于这一点，凡切实关怀学术文化建设者，莫不忧心忡忡。因为书评绝不仅只关涉单纯的图书出版这一技术环节，它更是建树精神文明大厦的基石之一。
“发展书评是时代的需要”，“书评是否兴旺，标志着文化是否发展”。正是缘于此，伍先生多年前即已尖锐地提出了如下一个至今仍不能回避的挑战性难题：“这里有一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就是如何认识书评工作的意义，怎样看待书评工作放到建设精神文明的高度来考虑，要放到总体的文化建设、思想建设的角度考虑。因此，书评就不仅仅是出版部门的事情，应该是社会的事情，是全党的事情。”如何提高书评质量、充分发挥书评的社会作用？这是每一个书评人都关注的课题，也是本书作者的精神追求所在。为此，伍先生探讨了书评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现况、障碍和激励机制，一直大力提倡和加强书评理论研究，主张书评要有时代精神，要有风骨、有风韵，强调书评要讲真话，要形成书评的争鸣气氛，积极开展群众性书评，要从多方面鼓励人们写书评，应积极地评论好书，善于批评坏书，培养理想的读书氛围。针对目前书评数量不多、质量不高、权威性不强、影响力不大的欠佳状态，伍先生一再提倡书评的实事求是精神，推动和繁荣书评，特别是促进批评性书评的开展。“目前的书评，肤浅潦草的多，讲恭维话的多，讲好话讲得过头，讲真话不够，批评极少，或者是不敢批评。”理由很简单，因为一批评就得惹是生非、担风险，甚至吃官司。然而，严肃认真的书评者，岂可丢盔弃甲、置批评于不顾呢？“批评是书评的生命，书评不能放弃批评。”因此，务须坚持学术道德操守，要有勇气，甚至要“有点大无畏的精神”、“有点牺牲精神”。
作为一名学者型的出版界领导人，伍杰先生意识到，“难矣哉，书评”，如果没有一些好的鼓励政策，书评事业是难于更好地发展的。这不只是谈几句不疼不痒的空话，而是应提供书评发展的软硬条件，形成有利于促进书评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比如，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书评园地(报刊、电台、电视台)，普及书评知识，有意识地培养书评人才。再如，鉴于书评难写、难发，甚至挨骂、得罪人，故书评稿酬应当提高，“高至一般稿酬的一倍是不过分的”。与此相比，更迫切、更紧要的是“要有提高书评作者和书评文章的社会地位的措施”。收入集子中的《要有鼓励书评的政策》，曾旗帜鲜明地指出：“要使书评家有相当的社会地位。要承认书评著作、书评文章的学术性。学术界不能用排除异己的办法排除书评的学术性。书评著作可用作评定职称的依据。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的人看不起书评，不承认书评是学术成果，这是不对的，是对书评的偏见。”这段简洁朴素的文字，不仅是对那些书评短视者的当头棒喝，而且也是足以让书评作者扬眉吐气的理论支点。
独树一帜，不仅为书评声辩，而且身体力行，这就是作为书评理论家与实干家的伍杰先生的写照。作为伍先生多年心血的结晶和集大成者，《书评理念与实践》当之无愧地将成为当代中国书评的标志性作品。
二、黄卫峰著《英语语言文化散论》
欣悉卫峰的论文集由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既欣慰，又感动。欣慰的是，卫峰十数年如一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如今终于春华秋实，年轻有为。感动的是，本书不仅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学术批评网的足迹，而且也从英语语言文化批评的视角反映了近期学术批评的长足进步与创获。
学术批评的兴起、学科评论的发展，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弥足珍贵的进步之一。一些来自不同专业、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的有识之士的合力，殊途而同归，共同推动了学术批评、学科评论在中国内地学界的兴起、发展与初步繁荣。本书的作者黄卫峰博士即是其中一位。
卫峰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均是以英语语言文学为专业，博士阶段是在南京大学师从李庆余教授学的美国史。原来在广西师大、如今在温州大学，卫峰的教学科研重心也往往是兼跨英美文学与美国历史文化。目前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师从梅仁毅教授，做关于美国黑人文化问题的研究。正是借助于这些得天独厚的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和学术资源优势，卫峰在专业研究和学术批评领域，异军突起，独树一帜。
据我初步观察，卫峰的学术批评至少有以下三大特点：
第一，实事求是，入木三分。收入本书中的关于政府网页中式英语问题的系列调查、关于高校英语网页中式英语问题的系列批评，即突出表现了这一特点。我印象很深的是，卫峰关于“中国政府网”英文网页中的表达问题的批评，摆事实，讲道理，重在突出“对外宣传工作任重而道远”这一既朴素又深刻的道理。该文首发于学术批评网，随后《公益时报》专门发表了以该文为基础的深度报道――《高校教师“炮轰”中国政府英文网页》，引起巨大反响。
第二，温文尔雅，中正谦和。和卫峰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内秀、谦虚、实干、既现代又传统的读书人。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批评家品质。文如其人，就像与人为善的卫峰一样，他的批评文字照样是厚道有加。学术批评，也是学术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从学术传播的效果来讲，此种同情式的批评，也许能产生更积极的作用。
第三，专业厚实，相得益彰。卫峰的教学科研一直是跨学科的，这本是一种难得的优势。因为无论是语言还是历史、文化，无论是专题研讨还是学术批评，学问之道是相通的，即研究问题，探求新知，追求真理。在某些看似矛盾的现象的背后，都可以发现学术之美的魅力。读卫峰的批评文字，不难体味到这一点。
“尽管我也知道批评容易得罪人，但我始终坚信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是有利于学术进步的。”这是卫峰的切身体会，也是相当难得的清醒认识。
三、作为常识的学术规范
――井建斌著《学术规范》
广州市社科联策划的社会科学“关键词丛书”，独出心裁，单将《学术规范》列为一册。于是，就有了青年学者井建斌先生的这本关于学术规范的专著。
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最早是20世纪90年代初由陈平原、梁治平、邓正来、林毅夫、徐友渔、许纪霖、童世骏等中年学人发起、后来引起学界内外广泛关注的公共学术话题。从学术共同体到教育、科研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学术规范，至今已大致成为学界共识。
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不仅延续时间久远、参与人数众多、社会影响重大，而且成果丰硕。就相关学术讨论的文选而言，至少有《学术规范读本》(杨玉圣、张保生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邓正来主编)和《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论坛》(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秘书处编)，相关的专著有《学术规范导论》(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通论》(叶继元编著)，而正在编写的《学术规范手册》(王宁主编)等也即将面世。此外，还有《学术责任》、《诚实做学问》等译本问世。
建斌就是在充分借鉴、吸纳上述丰硕成果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从思想人文的新视角切入，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数易其稿，终于写成本书的。事实上，建斌也是有关学术规范讨论的积极参与者。而且，他还几乎是所有的学术规范讨论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不然的话，要他接手这样的写作任务，大约也是不可能的。
四、为了我们的学术理想――写在吴励生著《学术批评与学术共同体》即将面世之际
论年龄，励生是属于我的学长一辈。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的高才生，励生在南国建功立业，做电台广播剧编导、报纸副刊编辑、杂志副主编等等，在文学创作(尤其是警探小说)、文学评论、文化批评和学术批评领域，大显身手，广有作为。作为小说家，励生创作了《吴励生文集・长篇小说卷》(3卷)、小说集《美丽的错误》、《我有病啊》、《精神分裂症》等；作为批评家，励生写作了批评集《论操作与不可操作》、《好诗人拒绝撒娇》及《学术批评与学术共同体》和理论专著《解构孙绍振》。既是作家又是批评家，而且特立独行，不断挑战自我，励生确乎是出类拔萃的。
一个作家，在创作之余，写写散文、随笔乃至作品评论，是时下常见的作家生活形态。但是，励生与众不同的是，最近几年来，他对于学术批评情有独钟。除了和叶勤博士合作开展的对孙绍振文论的系统研究外，他还把视角深入到法学家贺卫方、邓正来的知识批判以及对人文学者陈平原的学术人生的深挖厚掘上。其实，不仅是这些个案，据我所知，励生的学术理想是总结、反思当下中国学术生态，学人及学术共同体的既往、现况及未来的命运。励生对于包括学术文化在内的转型中国的整体把握、深度忧思和深切的憧憬，我不仅是深受鼓舞、而且也是极其钦佩的。
既有远大的学术理想，又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还有与人为善的君子风范，如果励生能从目前游离于学术体制之外到“围城”，――大学执教，他也一定是一个出色的教师。这是我在读《学术批评与学术共同体》时的一个联想。
五、王先胜著《史学评论集》
作为一个古文明辉煌的大国，像史学源远流长一样，中国也有着古老的史学评论传统。按照中国史学史专家瞿林东教授在其《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中的考察，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史学评论)相当发达。其中，刘知几写成于公元710年的《史通》，“商榷史篇”，“辨其指归”，“多讥往哲，喜述前非”，是第一部史学评论名著。北宋吴缜撰《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纂误》，提出一部优秀的史书应在“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方面，“莫不适当，嵇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是一部史学批评名著。很可惜的是，到了近代以来，这种优秀的学术传统反倒逐渐式微了。这是不正常的。
从现代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一角度来看，一门学科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生动活泼的学科评论。所以，在发达国家，包括史学在内的学科评论往往也是很发达的。以美国为例，无论是史学刊物还是历史学家一向都是非常重视史学评论的。像史学名刊《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HistoricalReview，1895―)、《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ofAmericanHistory，1964―)、《威廉―玛丽季刊》(WilliamandMaryQuarterly，1892―)等，每期都有2/3以上的篇幅登载评论和书评。此外，还有专门的《美国史书评》季刊(ReviewsinAmericanHistory：AQuarterlyJournalofCriticism，1973―)。有许多史学大家同时也是书评家和评论家，如著名的美国南部史专家、耶鲁大学教授odward写有233篇书评，著名的美国早期史专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的代表性著作之一InterpretingEarlyAmerica：HistorygraphicalEssays，就是一部专门关于美国早期史研究的史学评论集。
应该说，史学评论与史学的进步与繁荣，应该是良性互动、共生共荣的双赢格局。关于这一点，《史学月刊》编审周祥森先生说得非常到位：“史学批评是历史学进行学术争鸣和实现学术民主的最有效途径。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的兴奋剂或激素。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科的发展内在地要求史学批评与其同步发展。在新的世纪里，史学批评如果得不到较大的发展，整个历史学的发展也将成为一句漂亮的空话。”(见《史学评论：21世纪中国历史学学科发展的一大趋势》，学术批评网2002年1月13日)瞿林东教授也一再呼吁：“发展史学评论……还必须下大力气致力于史学评论的实践。”(详见《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这是一种基于历史学科健康发展而提出的远见卓识。
近年来，历史学家如瞿林东、王学典、黄安年、周祥森、赵世瑜、李剑鸣、任东来、孟彦弘、葛剑雄、曹树基、李世洞、王戎笙、朱宗震、罗志田等，身体力行，撰写过不少有重大学术价值、有广泛学术影响的史学评论力作。
与此同时，除了上述学院派专家外，王先胜、沈登苗等学者也积极加入到史学评论队伍中来，特立独行，别开新局。
我和王先胜先生有文字交谊，是由于学术批评网。作为一名勤奋的学者，王先生多年来笔耕不辍，一直是学术批评网的热心作者。尤其是他关于中国古代史、考古学的评论，无论是选题、材料、评析或论辩，均有深厚的功力、独到的见解，发人深省。这些文章后来大多公开发表于《社会科学评论》等刊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先生评论著名学者李学勤教授《走出疑古时代》的长篇评论。这篇破例发表于创刊未久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的力作，不卑不亢，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辨是非，尤显学术识见。
凡是写过评论的人，大都有一种费力不讨好的感觉，这是因为中国的学者还没有养成尊重学术评论的习惯，史学界也不例外。因此，就一般情形而论，那些“聪明”的中国学者是很少写评论的，因为怕得罪人。至于点名道姓的批评式评论，就史学界而言，就更少见了，这是因为这样的批评性评论必然会得罪一批相关的人群。在这种不正常的氛围中，王先胜先生之敢说敢做、敢做敢当的批评家风范，就更是令人肃然起敬了。
幸运的是，在处女地般的史学评论之林，除了瞿林东教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王学典教授的《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周祥森的《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沈志华教授等主编的《史学新书评》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朱宗震教授的《史学方法与学术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外，如今终于又有王先胜先生贡献的新著《史学评论集》。这是史学评论之林的一朵奇葩，令人欣慰。
为推进史学书评发展作出过特殊贡献、我本人一直非常敬重的已故《历史研究》主编张亦工先生曾说过：“撰写书评不但是学术工作，而且是只有专家才有资格承担的繁难的学术工作，对学术界有参考和指导的作用，应当受到学术界的特别重视。”此言甚是，此理甚明。事实上，学科评论已成为直接影响和制约中国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要素。而且，也同样有理由期望，史学评论将完全有可能成为突破学科评论发展瓶颈的先锋。
六、李世洞教授和他的《拾贝栽刺集》
我和李教授真正的私交，大概是从20世纪他因为主编《美国研究词典》而开始的。该书最早是缘自湖北人民出版社的约稿，但随着出版业全盘“向钱看”，该书的出版工作一波三折：原出版社言而无信，拒绝出书；与书商打交道，被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焦头烂额。当时，中华美国学会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设立“中华美国学著作出版基金”，我遂建议李教授申请此基金，以便顺利出版该书。为此，李教授建议由我和他共同主编该书。我未应承，一则我未为该书做过任何贡献，二则当时我正忙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之编辑与出版事宜，故建议他就近约请德高望重、大我正好50岁的老前辈刘绪贻教授出山。李教授采纳了这个建议，该书由刘老出面，顺利申请到出版补贴，并在几番“折腾”之后，终于在2002年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李教授在出书后第一时间即挂号寄了一册样书给我，并在该书扉页上用钢笔写了密密麻麻的一页赠言：
玉圣雅正：
这书――历经磨难，曲折坎坷，姗姗来迟的书――也凝聚了你的心血、关注、支持。
……
面对此书，固然高兴、安慰，但也夹杂着苦涩、无奈和哀怨，深深体会到当今出版界的种种“中国特色”――不讲法制、不重合同、缺诚寡信、效率低下、作风拖拉、权钱当家――在这种大环境下，无名无权无钱的“三无”小人物出书难，乃意料中事。“书道难，难于青天!”是我们这些人写书出书的写照。
确实，这部128万字的大型工具书，从编辑到出版，其间之艰难，唯有李教授这样的主事者，方可体味一二。但是，问题还没有结束。
该书出版未久，即遇到了一场马拉松式的学术之讼：原来，收入该书附录、署名李道揆翻译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译文，因主编者对于其中某些宪法修正案实施时间的订正，引起原文译者李道揆先生的不满。李道揆先生当时已80多岁，是美国政治研究的泰斗，其代表作《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系国人在该领域的集大成之作。围绕着某些宪法修正案实施时间的不同表述，两位李教授从最初的文字商榷、笔墨争锋，终于演化为法庭上的学术诉讼。官司一直打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想而知，最后以李老先生的败诉而告终。
这场本应是笔墨官司的法庭诉讼，无论最终的审判结果如何，其实不能是也不可能是双赢的结局：当时已患癌症的李老先生输了官司，而赢了官司的李教授也为此身心疲惫。唯一的可称道的额外的收获是，通过这场莫名其妙的官司，李老先生和李教授分别发表了相关的关于某些宪法修正案实施时间的考证文章。
当然，这场意外的因学术争议而引发的货真价实的民事诉讼，也让一直学历史、教历史的李世洞教授，“久病成医”，成了知识产权法、民事诉讼法的专家。这为后来李教授莫名其妙地再次做被告――“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的第一被告，埋下了伏笔。
先插一句题外话。也许是因为“文革”等败坏了批评/批判的名誉的缘故，在三四十年代生人的专家中，人们往往对于评论避之唯恐不及。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除了黄安年教授等例外情况，像李教授这个年龄段的专家，基本上不写评论。
但是，生于燕赵的李世洞教授，和黄教授一样，是个例外，因为他在《美国研究词典》出版后，居然一再写作和发表评论。于是，当沈木珠夫妇的同事批评这对法学教授夫妇相互克隆时，本应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因为听力太差)的李教授却有感而发，在学术批评网发表了《“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岂能以“动机不纯”为剽窃辩护》(2005年12月9日)。不料，恰恰就是这样一篇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的平和之作，居然被当时担任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沈木珠及其丈夫张某告上了因“彭宇案”而臭名昭著的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和李教授一同当被告的还有我本人。于是，年龄相差30多岁的李教授和我这两位美国史忘年交，终于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被告)”。为了应对诉讼，李教授不顾年高体弱，写下了《从一份要求“赔礼道歉”的“最后通牒”说起》《沈木珠教授夫妇的名誉权受到侵害了吗》《张仲春、沈木珠夫妇抄袭是“假案”吗》《从署名问题看沈木珠夫妇的学风问题》《软硬兼施四下新战表？这边撤诉那边又起诉》《“一事不再理”原则与沈木珠教授夫妇的“一案多诉”问题》以及《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沈木珠夫妇案大事记》等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构成了学术批评网2009年内部印行的《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文集的主干部分，也成为本书后半部分的主要内容。
本书前半部分的主要内容，一是围绕美国史学史的专题文章，这些30年前发表的文章对于评介当时国人相当陌生的美国史学史名家及其学说、流派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二是围绕基金会、工人党等美国史专题的研究文章，在各自领域都是带有开拓性的。在美国史研究已经日益深化的今天，这些专题文章也许在选材、理论、评说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不足，但其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轻视的。因为学术史是一条长河，抽刀断水水更流，无论今人的学术水平如何高深，后来的学人都是在前辈开拓的学术道路上进一步跋涉的。
作者：杨玉圣，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本文来自《东南学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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