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活方式研究是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研究中的重要视野，基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土族聚居区――青海省互助县土族妇女生活方式进行田野考察，从宗教观念、伦理观、社会流动、民族旅游、教育等维度出发，对土族女性的生活方式及其变迁进行初步的研究，有助于将社会转型中结构性的研究与个人体验结合起来，深化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土族；女性；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7-4244(2010)06-0034-04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化是社会转型表现之一，它是最为感性的也是最为值得关注的。一般来说，生活方式变迁的研究者采取两种视角进行他们的研究：一、选取一个生活方式变迁较慢的主体民族进行，但这种研究的缺陷在于由于在短期内变化的微小，很难作短期的观察研究，因此，这种研究一般采取跨时段的追踪研究或同期群研究；二、选取一个在短时期变迁较为明显的群体进行观察，研究其生活方式变迁的前因后果与发展前景，由于此种研究更易于操作，因此，在生活方式变迁的研究中被广泛采取，而且，这种研究的优点在于可以通过持续性的追踪研究，以“谱系”的方式较为完整的勾勒出某一特定群体的完整变迁历程。本研究选取后一种研究方式对民族妇女生活方式进行研究，从微观的角度对把握少数民族这一特殊而不可或缺群体中人们的价值取向、思想意识、心理状态、自觉意识以及与外界环境的交流。
本文亦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土族聚居区――青海省互助县土族妇女生活方式作一分析。社会性别理论最早是由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提出的，它是对女性问题深层次的文化思考，美国学者琼・凯利―加多指出：“性别关系是社会的，而不是自然的。”这就是说，社会性别差异不在于生理原因，而主要在于社会原因。人类社会男女两性的社会分工机制是由自然境遇、社会历史积淀、文化传承、宗教影响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不同的性别观念及社会性别分工机制[1]。
二、互助土族概况
土族属古代东胡系统的民族，土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起源于大兴安岭，后南徙辽东为慕容鲜卑。后因慕容鲜卑中吐谷浑与慕容不和，率部西迁，由阴山到今甘肃临夏一带，继而在今甘肃、青海境内氐羌故地建立政权。随着吐谷浑国的强盛、衰落、灭亡，逐渐吸收融合周围民族，在明代演变成土族。土族民间文化不仅绚丽多彩、异彩纷呈，而且给人一种兼容并蓄、包罗万象之感。这种特殊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不仅是承袭其先祖文化的结果，而且也是土族形成过程中与羌、汉、藏、蒙古等民族相融合的结果。
三、“生活方式”一词的社会学理论分析
社会分层与生活方式的研究是社会学领域中的传统课题，但是近年，国内社会学者更多地将目光放在社会分层的研究上，相应地，有关生活方式的研究却不多见。按照权威社会学家的看法，生活方式是不同经济和社会地位的群体可以看得见的指标，也是根据经济收入划分的阶层展示其社会存在的方式之一。一般来讲，生活方式主要包括社会关系的模式、物质和文化的消费方式等，本文重点从前者进行分析。
在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中，生活方式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韦伯指出了“地位群体”的存在，这种地位群体被韦伯看成是可以竞争、共存或者与阶级群体重叠的社会亲密关系的一种形式。按照他的观点，地位群体则被定义为具有相同生活方式和相同地位(如贵族、民族、种姓的特点)的人之间互动的共同体。这就是他指出的，地位群体与声望密切联系，而地位群体的声望“一般首先表现在向任何想属于那个圈子的人，强行要求一种特殊方式的生活方式”。因此，在韦伯看来，地位群体是以生活方式为基础形成的，对生活方式的认同是群体内部凝聚和排斥外部群体的机制。这正如他所讲的，“任何等级的社会都是靠惯例即生活方式的规则维持其制度的”。本文中的宗教观念与伦理影响分析也是以此为理论根据的。
另外，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生活方式论述是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部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为创立唯物史观合写的第一部名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把“生活方式”作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概念――“生产方式”具有紧密联系的概念提了出来。书中提到：“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但是，对于马克思提出来的“生活方式”这一重要概念，并未引起后来的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现代社会学家布迪厄采用惯习和场域论述了他有关行为模式的思想，特别是惯习的概念，整合了前人对生活方式研究的几个方面。他的这一研究囊括了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等客观性因素和个人喜好、习惯、社会心理，特别是性情倾向等主观性个人因素，既保留了传统，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使生活方式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惯习是个人社会化的个性，个人的行动则是惯习的表现形式。生活方式是惯习的系统化的产物，在关系的交互中被感知，并成为一套社会化了的符号系统。场域则是一系列关系组成的历史存在，包含着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人们在场域中的位置会激发人采取特定的生活方式。在这种双重结构的作用下，人们的日常行为成了系统化的实践。布迪厄采用惯习和场域的概念，力图克服理性行动的缺陷。认为个人的活动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人的行动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个人的行动中蕴涵着许多文化历史的因素。文化历史的因素通过人的认知结构，形成了带有双重历史性的心智结构。惯习，作为一种处于型塑过程中的结构，同时，作为一种已经被型塑了的结构，将实践的感知图式融合进了实践活动和思维活动之中。这些图式，来源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化，即通过个体生成的过程，在身体上予以体现。[3]这样，在客观的社会结构和主观的心智结构的双重作用下，人的行为得以塑造。生活方式作为人的一种行为模式，也由此而塑造起来。
四、现阶段土族妇女生活方式特征
(一)宗教观念
土族的宗教信仰主要表现在以萨满教为基础，与道教、苯教相融汇，形成了以道教为内容和形式的混合性宗教；并同时信仰佛教，与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并存。这些交错相织的宗教因素构成了土族民间文化的丰富多采、兼容并蓄及包罗万象的特色[4]。也适应了土族群众不同层次宗教心理需要，土族群众的需求有着不同层次心理需求，每一种宗教的信仰都有其一定的空间，但这些宗教因素并没有构成土族民间文化的内在实质，它只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成为土族民间文化中的高层结构和核心内容，但多重宗教信仰对土族民间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这同样决定了土族妇女的生活方式中处处闪现着宗教精神。土族妇女的勤劳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佛祖的教诲就是行为的一切指向，就这样祖祖辈辈的土族妇女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全力以赴、辛勤劳作，她们相信现世的艰辛、行善能得到来世的回报。
“媳妇早上五六点起来烧水，烧开了给公公婆婆喝，再做早饭，吃完后上地干活，中午晚上做饭，晚上等公公婆婆睡了才能睡，其它家里准确的说不上，反正我大嫂、二嫂和亲戚家都这样。佛说，我们女人罪深，这一辈子就是赎罪来的，懒了，下一辈子罪更深。”(访谈资料QXF)
(二)伦理影响
在土族的民间社会生活中，对妇女发生最大影响的当数贯穿与妇女日常行为中的伦理因素，在这种以农业耕作作为基本生计的生存环境中，人们土中刨食的能力就成为衡量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养家活口即是否具有基本生存能力的重要标准。逐渐的一套物质与精神、道理和实践相互配合的完整的文化系统，包含着实用的生存逻辑与丰富的生活智慧，其形成、变异、延续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5]。土族关于妇女有着很多禁忌，当然禁忌是信仰习俗中一种防范性的手段和观念，也是一个民族自律和自我协调的表现。从土族人的禁例可以看出，这些禁忌之中有一些是消极的、不可取的，而有一些禁忌则是积极的，是土族先民某种经验、教训的总结，具有它本身的合理性和倡导性。比如禁忌妇女懒惰、怠慢；禁忌妇女顶撞公婆；禁忌妇女在长辈面前衣着不整，等等。这些强制性的禁忌文化现象有利于培养晚辈尊老爱幼、相亲和睦、勤劳致富、吃苦耐劳的美德。这不仅体现出土族用禁忌的方式对恶和丑的拒绝，而且表现出对善和美的渴望和追求。直到现在，一般土族家庭中还是忌讳未出嫁的姑娘参与众人的社会活动，将她们尽量控制在家，从小教育训练刺绣、烹调。所以，刺绣精湛与否，茶饭好坏与否是衡量一个姑娘是否聪明能干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小伙子择偶时必须考虑的重要条件。
“老山里面生活的阿姑(姑娘)有的没教养，这样的媳妇和疯狗一样，疯了颠了的，这样的阿姑没人娶，现在这里全汉化了，阿姑比小伙子还赖，以前的道理不行了，现在给你辩，你们是人，我就不是人了吗？不听别的村不行。”(访谈资料XX)
“我们土族就是这样，男人一天外面晒太阳着呢，家里地里主要由女人干。女人的生活苦的很。”(访谈资料QXF)
(三)土族妇女流动的封冻状态
正是由于在多民族交流的传统中形成了土族具有多元开放的民间文化形态，如果说，在历史上有地域变迁、民族融合、贸易往来、政权更迭等主动或被动因素的影响，那么，在社会快速转型期，在外界流动越来越加剧的形式下，土族人的流动也是很小的，外出打工，经商并不多见，妇女外流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在土族旅游业日益发展，外来的文化，生活方式，价值等不断冲击原有的一切时，土族人除了物质上改变很多外，精神深处并不向往外面的世界。当问及是否愿意走出去，我们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不想出去，我们土族人没有出去的，出去的也是迟早回来的。”
对于这种现象也不排除有这样的原因：不同民族的村寨有各自的不同的村落文化和民族传统。长期生活在村寨中的人会不由自主的以村落/民族所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行为模式来规范评价自己的行为。如果一种行为模式被村落/民族文化所认同，那么人们就会倾向于按照这种方式做出选择；如果某种现象为村落/民族文化所排斥，那么当事人将面临巨大的文化心理压力，在土族地区，语言和文化上的隔阂令土族人的生产生活一直局限于本村庄，这一特殊背景孕育了土族人的“内向”文化，相应的，女性外出发展也被村寨主流文化做出了否定评价，即使他们中希望外出发展的，也必须首先克服这种否定评价给自己带来的障碍。
(四)旅游业导入：分工模式的变迁与家庭地位的变化
旅游业的大举拓展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之一。旅游业日益成为青海民族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这不仅为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搭建了一个崭新的平台，也为少数民族妇女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近十年来青海民族地区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事实证明，青海少数民族妇女与旅游业之间形成了互动发展的良好态势。这种互动既给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新的增长点，也为少数民族妇女开拓出广阔的发展空间。从而民族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是民族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少数民族妇女历来是社会生活主流的一部分，是文化的创造者，她们所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及地方特色的民族工艺文化、民族饮食文化、民族歌舞文化等，既是生活智慧的结晶，也是重要的民族文化资源，也是如今旅游经济背景下民族文化资源深度开发的实际内容。少数民族妇女在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及民族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中，起到了不可替代重要作用。少数民族妇女所创造的文化，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与此同时，旅游业的深度开发，又对少数民族妇女自身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投身于旅游业，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开始进入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的海洋，这对于少数民族妇女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超越，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本研究所调查的多位土族妇女主要从事，传统手工艺品的加工与销售、家庭旅游接待、民族歌舞表演、餐饮服务等活动，但由于此种农家乐式旅游方式仅仅局限与少数民族妇女居住地的一部分地区，因此，女性对地域的附属性色彩非常强烈：如一旦因婚姻、家庭等发生变化时；女性旅游业的年龄分段非常明显，她们可以从事的旅游业活动也逐渐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弱等可以看出，每一时期的土族妇女退出短暂的旅游从业经历成为必然，但土族妇女在旅游业的这种主宰地位的代际传递却是不会改变的事实。
“女的有钱了还是好嘛，有钱了我想回娘家也方便，一般一个月一次，回去也就第二天回来了。如果没钱就看眼睛呢。”(访谈资料QXY)
(五)土族妇女自身发展意识的待觉醒：教育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发展是针对所有社会成员扩大其选择的过程，而不是只针对社会的某个部分。如果绝大多数妇女被排挤在它的利益之外，那么这个发展过程显然会成为不公正的和畸形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现代性与女性的学者都对教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教育资源是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都不能忽略的分析因素，教育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教育资源的不平等不但会影响受教育本人，而且会通过代际传播影响至下一代。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是摆脱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必由之路。布迪厄把经济资本与教育资本列为现代社会个体分层最为重要的两大要素，而且专门分析了教育资本对与社会个体的重要作用。
妇女教育直接影响到全民族素质的进一步提高。令人担忧的是，土族聚居乡的基础教育比较薄弱，特别是土族女童教育相当落后。土族女童入学率低，流失严重的问题，不仅给全面实现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带来了许多困难，也直接影响着本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土族地区的文明与进步[6]。从土族妇女自身发展来看她们平均学历低，文盲率高，这不仅影响了其心素质的健康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地位及就业的不平等。
“女孩子不上学，主要是家里不行。媒人过来说成了，女孩子家里就不让上学了。”(访谈资料PFY)
“男、女上大学，只供男，女孩子是人家的人。骂姑娘，你现在活还不干，以后你家里不干？我想着让她23-24岁结婚，一般18岁结婚，19岁生孩子，到40岁就当奶奶。”(访谈资料WAY)
五、未尽的结语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对于土族妇女生活方式的研究不仅仅从她们的行为、语言、和价值的取向层面进行，更应该从传统的历史文化影响以及形成的观念、惯例等方面的考察。在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留存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包括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对转型中的成员具有某种行为与心理上的社会调试作用，对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的顺畅实现也具有积极的功能。作者：金昱彤，本文来自《中国土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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