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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文献纪录片和史书对于历史信息的真实性保证 同属于传播媒介的影视媒介和书写媒介，各自对应于历史信息记录载体中的纪录片与历史著作，在记录与再现历史事件上有什么不同呢?下面通过分析纪录片《故宫》和历史著述《史记》来探讨这一问题。 历史之首要在于真实，当代电视传播作为大众传播手段，真实性也是其要求之一，这一点在历史文献纪录片中尤为重要。《故宫》影片中的一大特点，就是大量文物的展现，《故宫书画》、《故宫藏玉》、《故宫藏瓷》基本都是展现文物。《故宫》在宣传中，就将众多文物的第一次亮相作为一大“卖点”，这么多文物的拍摄，除了展现文物本身的精美之外，还要牵涉出背后深藏的历史，文物作为史料确保了历史的真实性，使得影片所说的历史确有“出处”。 史料的三大形式在《故宫》中都有体现，文献引用在第二集《盛世的屋脊》中就可见一斑，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李燮平在镜头前，讲述李自成是否放火烧紫禁城时。引用了《日下旧闻考》原书原文一段“因胜朝之旧而斟酌损益之”，这一行字在片中用技术特别加亮，以显示出处。可以作为影片文献引用形式的一个代表。 口述史料在影片中也被多次使用，比如在第十集《从皇宫到博物院》中，有关190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开放的情形，就让93岁的北京居民刘曾富和启功先生讲述当时自己的见闻。为了能让人物口述和历史相互印证，影片在讲述的同时还穿插历史图片和文物。 历史遗迹、绘画、照片等视觉材料在影片中的运用就更多了，如第一集中的南京明故宫遗址、《燕京八景图》等，以及第十集中拍摄于溥仪退位前后的那段时期的紫禁城老照片；此外，还有影像资料，这是作为视觉史料出现的，如克林顿-西蒙斯在1903年拍下的关于故宫最早的影像。 如果说影视媒介通过呈现具体实物使得历史真实可信，传统的文字记录则主要通过材料甄别了。例如司马迁著《史记》，主要从两方面来确保史料的真实可靠，其一是文字史料。其二是实地考证。对于文字史料，司马迁选择从数量庞大的资料中，考订、筛选出他认为的可信的资料。作者在《伯夷列传》一章中说：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考证之后认为，六艺是可信的文字资料。其二，进行实地考察，获得很多见闻也是一大资料来源，司马迁在写《孔子世家》和《屈原世家》等章节的时候，就曾亲往孔子和屈原的家乡去探访古迹，采集民间传说。文献资料、口述史料和对于遗迹的考察，在文字记录的传统中依然可以看见基本的史料形式。三、文献纪录片的影像叙事与史书的文本叙事 媒介在传播历史信息的同时，还存在一个叙述方式的问题。因为历史是由零散的一个个事件构成，只有通过叙事技巧，才能将其串联成一个整体。这其间涉及的其实是传播技巧，而影视媒介和书写媒介在这方面，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故宫》影像叙事依靠的是蒙太奇手法，这本身也是影视媒介自身的语言，比如在第一集中配合永乐皇帝诏书解说的镜头，就是一轮巨大的红日冉冉升起，这是带有隐喻性的蒙太奇。象征故宫诞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故宫》在结构编排上也是别有匠心的，各集虽然各有主题，独立成篇。但总体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的，从讲述故宫营造始末的《肇建紫禁城》这一集开始，先后讲述故宫建筑(《盛世的屋脊》)、宫廷政治(《家国之间》)、宫廷礼仪(《礼仪天下》)、宫廷藏品(书画、藏玉、藏瓷、西洋物品)及博物院建立始末(《从皇宫到博物院》)，最后谈及了文物流迁历史(《国宝大流迁》)和故宫大修(《永远的故宫》)，从时序性上来说，基本上是顺着故宫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的。 再者。文献纪录片还有一个元素是解说词，保留了文字叙述的传统，在纪录片中配合画面进行画外解说。由于是历史文献纪录片，解说词需要保证学术性，但受到电视传播的自身特点和广大受众群的制约，又不能过于学术，因而各集在叙述过程中，很注重“故事”的讲述方式。 相对于影像，文字记录历史的传统便十分悠久了，而且也有自己的形式与方法。梁启超在《史学导论》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对传统历史的写作有详尽的叙述。他认为历史写作是有体裁的，体裁的区分主要在于对于历史“还原”的程度。中国传统的历史体裁大体包括传记、编年、记传本末体等。纪传体是将历史的核心归结到人，编年主要是利用时间跨度全面记述。西方历史记述在体裁上没有中国如此清晰，大都注重就某个历史时期、地区等进行研究，发展到现在才扩展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不管是东方或西方，文字叙述历史都是为了再现历史，历史学家的一大任务原本即是“复原”过去。不过同为“再现”，书写媒介和影视媒介还是有着很大不同的，主要体现在直观与想象的区别。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便认为：“历史记述据称是历史过程的确定片断的言辞模式或者标记。但是。只所以需要这些模式。是因为文献纪录片并没有就它们所涉及事件的结构，描绘出一种清晰的影像”。因此，为了说明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史学家首先必须将文献中记载的整组事件，再按照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结构成历史。这种结构后来又被史学家自己“想象”成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一种表现和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记述历史存在“再现”，因为有史学家个人“想象”的部分。 说到文献纪录片对于历史的“再现”问题，海登·怀特为此专门提出了一个概念“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影视史学就是通过视觉材料与影片话语，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影视媒介凭借不断进步的多媒体技术，图像化直观展现历史的形式，使之与原先文字书写的方式大为不同，由于图像化带来的历史真实性质疑，使得新兴的影像“重现”方式饱受争议。影像方式能呈现历史，源于影像方式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经验的一种“复制”，历史是可以被真实地“复制”出来的，这也就是历史影片创作的一大卖点。这些年的一些电影，诸如《特洛伊》、《亚历山大大帝》等，片中竭力去“再现”古代的历史事件，其服装、建筑、武器、战船等等都尽可能地和历史上的“同期”样式接近，不过影视史学中的文本与客观存在的历史，永远是两条渐进线。 由此可见，影视媒介叙述历史是通过直观呈现、大跨度的蒙太奇叙事，兼有视听娱乐的功能，借助于多媒体技术进行逼真地历史“再现”；而文字记述则必须通过严谨地体例记载、材料甄别，来确保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并凭借一定的想象符合历史的因果。从目前的大众传播手段看，影视媒介是主流，因而文献纪录片作为一种传播载体，在传播历史信息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中西不同史学传统下的文献纪录片叙事比较 文献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不同的历史观也会使得相同题材的纪录片呈现完全不同的叙事结构。而在这一点上，东方和西方的历史观就有着明显的不同。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家长于叙事，而西方史家则长于评析，这是由长期的书写记录传统形成的。中国史家往往把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融于史实叙述中，要么在后面的论赞中发挥，与叙事分开；西方史家则侧重与分析历史事件前后的因果关系。海登·怀特在《历史的诗学》中，说西方史学界有这样的叙事传统：将编年史中挑选出的事件编成故事产生了各种问题，史学家在建构其叙事的过程中必须预料到并加以回答。这些问题的种类有：“这是怎样造成的?”“为什么事情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最终会是怎样?”这说明西方史家的思维是因果关系式的，与中国传统单纯书写事件是不同的。下面，我们从《故宫》和《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两部作品的比较中分析这一问题。 bbc制作的文献片《辉煌的古代文明》，体现了典型的西方评析性的历史思维。从结构上说，它是按照文明地区来分集的，诸如：《埃及一不熄的生命》、《罗马一终极帝国》、《中国一力量的王朝》等。而在每一集的叙事中，突出的又是评析文明现象，笔者在这里选取一集《希腊一黄金时代》加以分析说明。由于是失落的古代文明，影片一开始就用一场发生于1687年的战争，来宣告这种文明的毁坏，其中有大量的古迹被毁。接着选取了希腊文明有代表性的建筑、雕塑、思想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考察，并在简单叙述完一个方面的背景资料后，再由专家进行分析。这成为了影片最为重要的叙述方式，画外解说只是一种辅助。 从叙事学上分析，这样的评析是符合因果性的。《故宫》虽然也有建筑、礼仪、政治等分集，但基本都是由文物或者历史事件去牵出背后的历史故事，专门的评析不是很多，基本集中在明代的政治制度、马戛尔尼访华和明清两代宫廷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比如在《礼仪天下》这一集中。谈及英使马戛尔尼来访，并以他的视角看当时的中国，议论中国近代的落后，其中的一些观点并不为广大民众熟知，显得很新颖。不过，这样的议论在影片中所占的分量不是很多，往往在一集的最后，作为画龙点睛式地总结性陈述。全片基本上是以画外音叙述历史事件作为主题。而《故宫》中的专家叙述，基本上是作为历史事实的叙述者出现的，成为主体叙述的一种穿插、融合，与西方做法不同。相比bbc的《辉煌的古代文明》，《故宫》专家论述部分显得很少。 从以上二片中的专家讲解以及叙述的主体性上，我们能看出中西历史观念的差别对纪录片的影响。西方侧重于专家的论述，重视解释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专家论述是叙述主体，而画外音是背景资料介绍；而中国则重视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这样的传统使得影片的叙述主体变成了画外音了，专家则成了具体历史细节的介绍者。 综上分析，文字与影像对历史的叙述和再现，其差别还是明显的。现代传播技术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传播手段，使图像和视觉化表现成为现在的潮流；但这样的变化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传播手段。因为历史的文字记载依然重要，它是影视创作的基石，文字记载传统所形成的历史观，还可指导影视创作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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