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得以迅速推进。首先，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地区）明确了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的共识。其次，中国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强化了其他东亚各国（地区）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动力。再次，作为地区性大国，中国的一系列努力加速了泛东亚经济圈各国（地区）的经济整合，尤其是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标志性事件。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推进，使得有关东亚经济周期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得以突现，东亚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周期是否同步，彼此间经济周期波动关联存在哪些影响因素都成为国际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杜群阳、宋玉华（2005）证实了东亚经济周期和次区域经济周期的存在性，并指出产业内贸易等传导机制问题是未来东亚经济周期研究的重要方向。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前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下，产业内分工已取代产业间分工成为东亚各主要经济体贸易模式的基础（郑绍阳、周昕，2007），因此，本文将研究视角集中在产业内贸易对东亚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利用1990-200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了东亚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进而比较分析了贸易强度和产业内贸易对东亚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一、相关研究现状与评价有关东亚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东亚经济周期的存在性与同期性问题（薛敬孝等，2010），东亚各经济体间经济同步波动的影响因素（张兵等，2006；宋玉华等，2007）。本文的研究视角集中于产业内贸易对东亚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对此领域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梳理。Frankel & Rose（1998）认为，在特定产业冲击起决定作用时，如果产业间贸易是主要形式，贸易一体化会促进不同国家在产业间的专业化分工，导致特定产业冲击的不对称效应，两国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会减弱。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如果产业内贸易占据主导地位，专业化并不会导致特定产业冲击的不对称性，因为专业化主要在产业内展开。也就是说，当两国间产业内贸易比重大于产业间贸易时，贸易联系对经济周期同步性产生积极的影响。Gruben et al.（2002）在完善Frankel & Rose提出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21个发达国家在1965-199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产业内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同步性具有积极效应，产业间贸易的影响则并不确定。Firdmuc（2004）发现，贸易强度对国际经济周期没有影响，而OECD 1990-1999年的数据证实产业内贸易与国际经济周期有显著的正相关性。Shin & Wang（2004）对12个国家1976-1997年间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内贸易是使得韩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经济周期同步的主要因素，而整体贸易并不是导致经济周期协动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产业内贸易是解释国与国之间经济周期波动同步的最主要原因，仅仅提高整体贸易额并不能增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周期同步性。Cortinhas（2005）对1962-1996年间东盟五国数据的经验检验证实产业内贸易对GDP在国与国之间的同步性存在积极作用。Calderón等（2007）基于147个国家1960-1999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与经济周期同步性显著正相关，但显著性弱于发达国家之间。他们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在发达国家，贸易强度的增加会导致产业内专业化程度增强，在此情况下，特定产业冲击会对贸易伙伴国均产生影响。Eric （2010）基于24个OECD国家和6个非OECD国家1970-2004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对两国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影响方面，由片断化生产（Production Fragmentation），即外包生产引致的大量互补品贸易的积极作用，超过了替代品贸易产生的消极作用。因此，片断化生产是导致国与国之间经济周期同步的最主要因素。任志祥、宋玉华（2004）采用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产业内贸易与经济周期协动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产业内贸易与经济周期协动性呈现出较强的正向关系。随着产业内贸易比重的提高，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趋强。罗斐、庄起善（2005）的实证研究发现，东亚各国（地区）间双边贸易强度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两国宏观经济波动相关性的提升，他们认为这是由于东亚国家和地区贸易的主要形式是产业间贸易而非产业内贸易所导致的。石柱鲜等（2009）对中日韩贸易与经济波动的分析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取决于双边产业内贸易强度的大小。产业内贸易强度大，则双边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协动性为正相关；产业内贸易强度小，则双边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协动性为负相关。二、中国与东亚各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测算本文实证分析的样本国家涵盖了东亚的地区性大国、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东盟主要国家，具体是：中国、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9个国家（地区）。分析对象行业为16个SITC二位码行业，即SITC54、59、61-66、68、69、72、74、76、77、82、84。本文选择调整后的Grubel & Lloyd指数（G&L指数）作为产业内贸易水平的计量方法，分别求得中国与其他8个东亚国家（地区）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例如，计算中国与新加坡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时，先计算i行业的中国与新加坡产业内贸易指数，再根据每个行业在中国对新加坡16个行业进出口总额所占比重为权数，加权计算出G&L指数来表示中国对新加坡贸易的整体产业内贸易水平。利用UNCTAD的贸易数据，本文得出了1990-2009年间中国与东亚各国（地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表1）。一般认为，调整后的G&L指数在0.5以上，则产业内贸易在两国贸易中占主要比重，反之则表明产业间贸易占主要比重。分析计算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首先，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与东亚各国（地区）产业内贸易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如中国与印尼的G&L指数从1990年的0.0245增长到2009年的0.3884，增长14.85倍，中国与菲律宾的G&L指数从1990年的0.0646增长到2009年的0.3912，增长5.06倍。其次，总体而言，中国与中国香港、泰国、新加坡和韩国之间的G&L指数均值达到0.6588，0.5493，0.5375，0.5100，均在0.5以上，中国对这些国家（地区）的贸易往来中，产业内贸易占主导地位。中国与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之间的G&L指数在0.2到0.5之间，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中，产业内贸易已经占到一定的比例，但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根据产业内贸易理论，具有相似要素禀赋和技术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产业内贸易更为普遍；反之，则通常是产业间贸易占优势。1990-2009年期间，中国与东亚各主要经济体不断提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反映了近年来东亚地区各国的要素禀赋与技术水平差距正趋于缩小，经贸合作层次在不断深化。三、东亚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分析基于1990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四季度的季度GDP数据，本文对东亚经济周期进行协动性分析。1.相关性分析首先，采用ADF方法对取对数后的GDP数据进行序列单位根检验，对于所有序列，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无法拒绝，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在1%的显著水平上，可以拒绝非平稳的原假设。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数据是平稳的，可采用Hodrick-Prescott方法进行滤波，以提取实际GDP的周期因子，剔除国民收入变动中的增长因素。最后，计算各样本国家（地区）实际GDP周期因子ct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以分析东亚经济周期的协动性。检验结果揭示（表2），1990-2009年期间，东亚9国GDP周期因子总计的36组相关系数中，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的有27组，在5%水平上显著相关的有3组。具体而言，与除本国外其余所有8个东亚国家（地区）的经济周期都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有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与除本国外的7个东亚国家（地区）的经济周期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有泰国、菲律宾、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与除本国外的6个东亚国家（地区）的经济周期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是新加坡和日本。与除本国外的4个东亚国家（地区）的经济周期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的为中国。检验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东亚各国（地区）经济波动表现出很强的同步性，可以证实东亚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东亚各国（地区）的经济周期协动性弱于其他国家。原因主要是中国的出口对象中，欧美市场占据了主要比重，这使得中国经济受其他东亚国家的影响相对较弱。但与此同时，需要指出，中国与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三个主要经济体和菲律宾的经济周期仍显示较强的协动性，这足以证实中国与东亚经济周期存在的协动性。2.格兰杰因果检验前述研究表明，中国与东亚部分经济体的经济波动呈现出显著相关性，本文进一步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中国与东亚经济波动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判断变量间的相关性是否属于伪相关。通过对中国与东亚各国（地区）1990-2009年的季度GDP数据取对数，利用Eviews6.0软件进行HP滤波，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综合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和前述东亚各国（地区）经济相关性分析，本文认为，整体而言，中国经济与东亚经济波动间存在着因果关系，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正式建成和不断完善，这种关系将日益显著。具体的国别分析方面：中国的GDP增长与中国香港、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GDP增长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且通过1%或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与以上三国（地区）的GDP增长对彼此经济发展都很重要。印度尼西亚、新加坡GDP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GDP增长是日本、韩国、泰国的格兰杰原因能通过1%或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GDP是日本、韩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可从近年来日本、韩国对华出口增长明显，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正不断提高得到解释。四、中国—东亚产业内贸易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分析前文已利用1990-2009年期间数据，计算了中国与东亚各国（地区）间的产业内贸易系数，证实东亚各国（地区）间经济周期波动存在的协动性和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分析产业内贸易对中国—东亚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具体影响。首先，参照Frankel and Rose（1998），以中国与东亚各国（地区）间的经济周期相关系数为因变量，选取贸易强度、产业内贸易系数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其次，为利用数据就产业内贸易对东亚经济周期协动性问题进行面板数据回归，需要对考察周期划分为不同时间段，对每一时间段计算中国与其他东亚各国（地区）的GDP周期因子相关系数，贸易强度和产业内贸易系数。本文根据研究需要，将1990-2009年划分成三个期间：1990-1996年（Period1），1997-2003年（Period2），2004-2009年（Period3）。利用Hausman检验，本文选择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表4给出了回归分析结果，其中1-3列是分别利用不同的贸易强度指标wx、wm和wt进行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表4中，1、2、3列是分别单独考虑出口贸易强度、进口贸易强度、总体贸易强度为自变量的回归结果。4列是单独考虑产业内贸易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5、6、7列是在引入产业内贸易的情况下，分别考虑出口贸易强度、进口贸易强度、总体贸易强度为自变量的回归结果。在未引入产业内贸易情况下，贸易强度和中国—东亚经济周期协动性在5%以内显著相关，而以进口强度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最高，这说明贸易对中国与东亚各国（地区）经济周期的协动性存在影响，同时，中国的进口对东亚各国（地区）的经济波动影响较大。然而，这一结果并不能排除在整体的贸易强度中产业内贸易可能存在的主导作用。在仅考虑产业内贸易的情况下，G&L在1%以内与中国—东亚各国（地区）经济周期协动性存在显著关系。进而同时考虑产业内贸易与贸易强度为自变量，可以发现，无论是以出口、进口或总体贸易来考量，产业内贸易都与中国—东亚各国（地区）经济周期协动性显著正相关，而在引入产业内贸易情况下，贸易强度与东亚经济周期协动性并无显著关系。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产业内贸易是导致中国—东亚各国（地区）经济周期出现协动性的重要因素。五、结论与政策建议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东亚经济一体化会得以进一步推进，而中国在东亚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会不断增强，中国与东亚各国（地区）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亦会随着全球垂直分工体系的深化而持续提升。如何基于这一背景，促进中国在推动东亚经济发展中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提升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的质量，本文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继续优化中国的对外贸易区位格局，提高中国与东亚各国（地区）的贸易比重。本文研究表明，贸易对中国—东亚各国（地区）经济周期协动性存在积极作用。在欧美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应更加重视中国与东亚区域的贸易投资联系，这既能强化和稳固中国在东亚经济圈大国地位，更能提升东亚经济一体化水平进而提升中国外向型经济质量，减少对欧美出口市场的过度依赖。二是引导中国企业提升在东亚经济圈内产业内贸易的地位，促使部分企业成为东亚区域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价值链治理的主导者。根据本文研究结果，东亚地区产业内贸易水平持续提升，产业内贸易促进了中国与东亚各国（地区）的经济协动发展。近年来，如何提升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成为中国企业面临的简要命题，本文认为，应积极利用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良好势头，把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鼓励中国企业在东亚区域制造业价值链中提升竞争力，逐渐成为价值链治理的主导者，进而使中国经济在东亚的产业内贸易格局与经济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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