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司章程是公司存在和活动的基本依据，章程对于公司的作用有如宪法对于国家的作用。基于公司法性质的不同区分，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主要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效力判断的依据，而辅之以强制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则相反。公司章程的生效是即时生效，不以登记，取得营业执照为生效之时。我国《公司法》应建立公司章程无效的确认制度，同时，应加大民事赔偿责任。未来的公司立法，应对公司章程作出更明确、更具体的规定。 「关键词」公司章程；法律效力；任意性；强制性；有效；无效；救济；公司法 引言 公司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发达的商业和频繁的贸易孕育了公司的雏形，由此，在共同投资、共同经营这种合伙企业的基础上，发展成了资本与经营相分离的现代公司。公司的实质在于，拥有资本的人进行投资，拥有知识的人进行经营管理，使资本与知识有机的结合，实现利益最大化，从而达到资本与知识双赢的目的。同时，公司以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作为基本原则和“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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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司作为企业法人的高级形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推动了投资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也可以说，公司是社会财富的最大创造者，是时代发展进步的原动力。[1] 公司法则是以公司为规范对象的法律，属于商法的范畴，是商法的核心。公司法中，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制度无疑是中心制度。但无论将公司法的性质界定为是强行法，还是任意法，均不能否认公司章程在公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此有的学者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存在和活动的基本依据，是公司行为的根本准则。国家有宪法，公司有章程，章程对于公司的作用有如宪法对于国家的作用。[2]既然公司章程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但对其法律效力，学者却鲜有论及。笔者斗胆对此问题进行研究。本文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公司章程的基本理论；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生效的公司章程对后来的股东朔及力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上述问题的逻辑结构是，公司章程的基本理论是前提，这个问题搞清了，其他问题的研究才有了基础。公司章程的生效和无效，是法律效力的二个方面，有效的公司章程，才能达到设立人的目的，而无效的公司章程，对设立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只有有效的公司章程，才能对后加入的股东具有朔及力。本文采用法理学、比较法学、利益法学、民法解释学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目的是为我国公司法的修改和完善尽微薄之力，因水平所限，不当之处，敬请诸方家斧正。 第一部分公司章程的基本理论 公司作为营利性组织，是由人和财产根据规则建立起来的。这些规则既包括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客观规律，也包括一些人为制定的规则。后者又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契约或者其他形式的协议决定，主要是公司章程；另一类则是由法律加以规定，主要是公司法。在这两类规则中，公司法是前提，公司章程是结果。（1）换言之，公司章程是根据公司法制定的。公司章程要产生法律上的效力，必须依照公司法的规定来制定，否则，会产生无效的后果。由此看来，公司章程在公司法制度中据以重要地位，对其基本理论进行探讨，很有必要。 公司章程，是指就公司组织及运行规范、对公司性质、宗旨、经营范围、组织机构、活动方式、权利义务分配等内容进行记载的基本文件。其基本法律特征是： 第一，公司章程是公司成立的行为要件 一个公司的成立必须具备三个要件，即人的要件-股东或发起人人数；物的要件-最低资额；行为要件-公司章程。[3]前二个要件，是公司章程必须记载的事项，也就是说，第三个要件包括了前二个要件。由此看来，公司成立的三个要件，最终可归纳为一个要件，即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作为公司成立的行为要件，不仅在我国《公司法》中有规定，如第19条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制定公司章程，第73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制订公司章程是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而且也为世界各国公司法普通采用。如《日本有限公司法》第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在成立时必须制定公司章程。”[4]《日本商法》第62条、第165条分别规定无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必须制定章程。[5]《美国标准公司法》尽管没有像中国、日本公司法那样明确规定设立公司必须制定公司章程的条文，但全文152个条文中，用了11条近70个条款规定公司章程的制定、内容、修改、备案等，全文有近80处涉及公司章程，如“不得违背公司章程所载之规定”，“除公司章程另有规定除外”。[6] 第二，公司章程是公司行为的根本准则 公司章程是公司最基本的规范性文件，它规定公司组织与经营的最根本事项，如经营范围、注册资本、组织机构、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利润分配、解散事由及清算办法等。 我国《公司法》第22条、第79条分别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应当载明的事项，采用列举的方式作出了规定。从规定的内容看，对公司组织结构与经营管理的最基本问题均作出了规定，如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会的组成、职权、任期和议事规则；公司的名称与住所、公司的经营范围、股东的权利和义务、公司的通知与公告办法等。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也基本相同。如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01条、第129条也分别对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应当载明的事项作了明确的规定。[7]欧共体《第二号公司法指令》第2条对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至少应载明的事项也作出列举式的规定，第3条则对其他应当载入公司章程的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8]欧共体《第二号公司法指令》作为国际商事条约，其来源于欧盟各国公司法的立法和实践，是对各国公司法的立法与实践的总结，又高于各国公司法的立法，因为其立法目的是为了消除各国公司法制度的千差万别，严重阻碍欧盟统一市场的形成。由此可以得出，欧盟各国的公司法中对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共同的。 除了公司章程的内容可以证成，公司章程是公司行为的根本准则外，从公司章程与公司章程细则、公司其他规章制度之间的关系上也得到了证明。 在我国《公司法》上，第46条第1款第10项、第112条第2款第10项，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的职权。第50条第1款第5项、第119条第1款第5项，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有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的职权。没有明确董事会和经理可以制定章程细则，但从其实际含义上看，与英美法律中规定的章程细则是相同的。如《美国标准公司法》第4条第12项规定：“为经营和管理公司事务，制定和修改与公司章程和本州法律不相抵触的章程细则。”第27条则规定：“章程细则可包括与法律或者公司章程不相抵触的管理公司事务的任何条款或者规定。”[9] 由此可见，不论是我国《公司法》规定的规章制度，还是英美法系规定的章程细则，其制定均是依据公司章程，或者不与公司章程相抵触，否则，会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因此，可以形象地说，公司章程是公司的宪法，而细则或者规章制度，则是公司的基本法。 第三，公司章程是对外的信誉证明 公司章程作为具有法律意义的重要法律文件，经营范围与注册资本是法定的必须记载的事项。该事项对于公司对外进行经营活动，保障交易安全中至关重要的。如公司的经营范围，对交易能力与资格作了明确的规定，经营者在选择合作伙伴时，特别涉及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的交易更为重要。一般而言，国家对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的公司的设立条件，比普通经营事项的要求更高、更严格。同时，对于公司取得的资格，在公司存续期间应达到的要求，采取年审或者年检制度。因此，公司取得了专营或者特许经营的资格，就意味着公司在市场上取得了特别通行证，取得了特权。公司的资金实力，这是交易成功与安全的物质保障，决定着双方的履约能力。决定交易相对方是否与公司进行交易、交易的大小及是否给公司以信用。因此，公司章程对外是公司最为有力的资信证明。 第四，公司章程是公司和自治规范 公司章程作为公司的自治规范，是由以下内容所决定的。其一，公司章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公司股东依据公司法自行制定的。公司法是公司章程制定的依据。作为公司法只能规定公司的普遍性的问题，不可能顾及到各个公司的特殊性。而每个公司依照公司法制定的公司章程，则能反映本公司的个性，为公司提供行为规范。其二，公司章程是一种法律外的行为规范，由公司自己来执行，无须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当出现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时，只要该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就由公司自行解决。其三，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的行为规范，其效力仅及于公司和相关当事人，而不具有普遍的效力。[10] 第二部分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 众所周知，法律行为的有效与否是一法律价值判断问题，其着眼点在于，行为人从事的某一法律行为（或表意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精神和规定，因而能否取得法律所认许的效力。[11]易言之，就是将当事人所为的行为与法律的规定进行比较，行为全部符合法律规定的，取得法律上的效力，即有效；行为部分或者全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则视为欠缺生效要件。不符合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或绝对无效，自始确定地不生效力；或者相对无效，使有关表意人享有可撤销的权利；或者效力未定（也称效力待定）；或者部分无效。[12]也就是说，法律行为有效与否的认定标准是法律。由此推之，公司章程作为公司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有效与否的认定标准应是公司法。但对公司法的性质，在理论界却是一个争议颇大的问题。归纳其争议焦点，主要是公司法应属强制性规范还是任意性规范，应采以管制为主还是以自由为主。在研究该部分内容前，应首先对公司法的性质作一简单的介绍。 第一章公司法性质论争 公司法起源于法国于1673年颁布的《商事条例》。[13]而英国在16、17世纪盛行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公司：海外贸易公司（overseasSurleCommerce）和共同股份公司（jointstockcompany）。前者经政府特许而成立，以政府的力量及贸易特权从事国外贸易及殖民活动；后者基于分担共同风险，由多数人缔结契约而组成，并未经政府批准，也无须经营登记。[14]前者的组成与运作均遵循英国政府的指令，少有自由意志；后者则以私人契约为基石，充分体现个人自治色彩。早期历史上的这两种公司形式的不同动作规则，分别为现代公司法的强制行和任意性埋下了伏笔。[15] 公司的合同论者认为，公司是许多自愿缔结合约的当事人-股东、债权人、董事、经理、供应商、客户之间的协议。因为现实经济生活的复杂多变，各个公司的制度安排要满足不同的需要、适应不同的环境，这就要求公司制度具有高度的弹性，这种弹性只有在合同机制中才有可能得到实现。一些公司制度安排由当事人面对面谈判逐一达成，如有限责任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协商制定公司章程；一些由一方制定，另一方只能在“接受”与“不接受”之间作出选择，如投资者在一级市场上买进股票或者经理接受公司聘任；一些公司的制度安排已经确定，有意加入者只有随行就市以当时的价格加以接受，如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上买进证券；另一些公司的结构立法或者法院进行规定，而这些规定是总结以往成千上万次真实协商的结果中的共同性因素而来，如股份有限公司中，“董事会”这一组织机构的设置。因此，公司本质上是合同性的，或者说公司是一套合同规则。[16] 既然公司是合同性的，法律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由当事人自由决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由于这个合同是一个经常使用的合同，为了节约制作成本，政府需要为其提供这样一个公共产品，即标准的格式合同，由当事人来选择适用与否，适用哪些。[17]也就是说，公司法本质上是示范合同文本，或者是模范条款，标准条款，为各方当事人缔结契约提供便利，而缔约各方有权自由决定采纳或者不采纳这种模范条款。 公司法作为示范合同文本，由缔约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决定变更或者拒绝适用，其功能仅在于补充或者解释当事人的意思，公司法应为任意法的性质。这就是持该论者的结论。 与此相反，公司的强行法论者则针对合同论者的观点，总结了五种理论来说明公司法的强制法性质。其一，保护投资者的理论。针对合同论者假定参与公司的各方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充分信息，都有能力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信息进行评估的观点。认为，信息对称的假设是不正确的。理由是：首先，没有经验和分析能力的散户投资者仍为成为不公平公司章程条款的牺牲品；其次，公司章程条款的定价机制并不完善，即使得到了信息的投资者也会受到损害。因此，强制性公司法规范有其必要性。[18]其二，不确定性理论。在公司合同理论框架下，不同的公司可能订立各自不同的公司章程条款，这些条款的差别可能很大，由此导致一些不确定性结果。该理论断言，去除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是强制性法律规范存在的基础。其三，公共产品理论。针对公司合同论者将公司法定性为示范合同文本，由缔约当事人自由决定适用与否的观点。该理论认为，如果允许公司章程条款偏离标准条款（在此特指公司法，下同），那么即使符合标准条款的公司章程也会出现不确定性。不同于标准条款的公司章程的大量出现，会使标准条款本身解体。虽然标准条款的存在有利于公司（作为一个整体），仍会有一些公司有背离该种条款的激励，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公共产品的塔便车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要有强制性规范来维持标准条款作为公共产品的作用。[19]其四，方便章程改进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公司章程完全由市场进行调节的条件上，公司改进章程效率的努力可能会是代价昂贵的。但在主要由强制性规范组成的公司法体系下，如果法律授权公司可以对某些章程条款作出修改，改进章程的成本就不至于过分高昂。从而有利于公司改进其章程并激发其改进章程的积极性。其五，防止机会主义理论。即强行法的作用在于限制公司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公司设立之初的成本由设立人或者发起人负担，但在公司设立或发行成功后，情况与会发生变化。为确保某些有关股东切身利益的公司章程条款不受机会主义的侵害，强行法有存在的必要。[20] 关于公司法性质的两种理论，从时间顺序上，强制性理论先于合同性理论。但从理论体系上看，显然合同性理论的体系更加完整，该理论是建立在“新经济理论”及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之上的。而强制性理论则是在与合同性理论的论战中，才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支持其立论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立法例。（2）该理论主要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从公司对社会的责任、对公共利益的影响这一角度出发的。通过对两种理论的比较，可以发现，这两种理论均有其合理性，也存在不足，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除了上述两种理论外，现在还有人提倡折衷说。认为，从规范的设计而言，调整公司内部关系的规范应主要是任意性规范，而调整公司外部关系的规范应主要是强制性规范。只涉及股东与公司利益的规范应主要是任意性规范，而涉及第三人，尤其涉及债权人利益的规范应主要是强制性规范。[21]有的学者则在具体区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又进一步区分为初次公开发行前及存续期间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界定公司法的性质。具体可用
表格加以表述。[22] 规则类型公司类型普通规则基本规则 有限责任公司任意性规范为主，强制性规范为例外有关权力分配的普通规则应是强制性的强制性为原则，任意性为例外 股份有限公司（存续期间）有关权力分配的普通性规则应是强制性的，有关公司利润分配的普通性规则可以是任意性的强制性 初次公开发行禁止对公司中的基本规则和有关权力分配的普通规则作不分开的修改（3） 笔者认为，折衷说克服了强行法与任意法理论的不足，吸收了两种理论的合理性，适应了各国立法的实际，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学说。特别是上述具体区分公司类型的学说，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笔者将以此为基础，区分为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效与无效进行具体分析。 第二章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 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因此，更应强调其规范的任意性，允许缔约当事人自由制定公司章程，以充分保护缔约当事人的意志。特别是涉及公司的普通规则内容方面，应允许缔约当事人自由选择“退出”公司法规定，而自主约定。只要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4）即为有效，即对缔约当事人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 但通说则认为，公司章程制订后，并不立即发生效力，而是随着公司的成立发生效力。也就说，设立公司时制订的公司章程，在公司进行设立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即公司成立之日起生效，或者说经营注册核准的公司章程才具有法律约束力。[23]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依据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理论，缔约当事人签订公司章程时，合同只是成立，只有待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日才生效。实际上将公司章程的生效约定了附款，即附条件，只有取得营业执照才生效，而不能取得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却确定地不生效力。如果公司章程中有此约定，则是缔约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反映，当无异议。但如公司章程没有约定附条件，即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生效，则这种观点就缺乏根据。综观各国公司立法，均没有将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生效定为成立之日的规定。我国公司法亦然。 同时，笔者的观点，还有设立中公司理论的支持。该理论认为，设立中公司，是指越公司章程制定时起，至公司登记成立时止，以取得法人资格为目的，但尚未取得法人资格的具有过渡性特征的“前法人实体”，是法人的“预备态”。设立中公司伴随公司章程的制定而成立，发起人成为设立中公司的当然机关。[24]如果公司章程只是成立，而待公司登记成立之日才生效，则设立中公司即不可能存在。 另外，如果将公司章程的成立与生效，强行区分开来，则缔约当事人根据章程履行的义务，如缴纳出资，如公司没有成立的原因是因为其他发起人没有履行出资义务时，履行出资义务的一方只能向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一方主张缔约过失责任，[25]而不能主张违约责任，显然对履行出资义务的一方来讲，是相当不公平的。 对公司章程的无效，则主要依据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规范来判断。在我国，主要依据是《民法通则》及《合同法》。 对公司基本规则，主要包括管理层和公司股东、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关系的内容。具体而言，涉及公司董事、经理与公司间的关系，大股东对于小股东的受托责任。 综观各国公司立法，董事、经理处理公司业务，都必须尽到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忠实义务，即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责，当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选择公司利益，在大陆法上，该义务也包括竞业禁止义务。如我国《公司法》第61条第1款就是竞业禁止的规定。而在英美法系上则称为禁止篡夺公司机会，即指禁止公司董事、高级职员或管理人员把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转归自己利用而从中牟利。[26]注意义务，则是指董事、经理应诚信地履行对公司的职责，尽到普通人在类似情况和地位下谨慎的合理的注意，在管理公司事务时对公司负有履行适当谨慎的义务，为实现公司最大利益而努力工作。如美国《标准公司法》第8.30条规定，（董事）履行职责时必须“（1）出于善意；（2）尽到处于相似地位的通常审慎之人在类似情况下应履行的谨慎；（3）以他合理地认为符合公司最大利益的方式（进行）。”[27]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受托责任，则是指大股东，特别是在管理层的大股东，不得利用其资本优势、信息优势等侵害小股东的利益，而应当负受托责任，全力保护小股东的利益。（5）由此可见，公司章程中对基本规则的约定，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不生效力，即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原因在于：其一，基本规则有关股东的基本权利，如同“天赋人权”，维系着公司法中最基本的公平和正义的价值理念，是不能由股东自由加以让渡或径行放弃的；其二，基本规则并非具体的实体规范或程序规范，它们住往有广泛的适用性，了解其字面做含意的股东往往并没有，也无法真正理解其存在或取消的后果。所以，这些规则不能被股东以“协议”（即公司章程）的形式自由变更。[28]上述规则在各国公司立法中，有两个最基本的表现：其一是适用了大量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如上述的善意、谨慎、忠实等。正如杨仁寿先生所言，“法律概念之功能，在于规范其所存在之社会行为，为贯彻其规范的功能，不仅不应忽略其规范目的，且应赋予规范使命，使其‘带有价值’，其臻至当，惟有些概念，恒需由审判者于个案中斟酌一切情事始可确定，亦需由审判官予以价值判断，始克具体化，谓之不确定法律概念。”[29]其主要机能在于使法律运行灵活，顾及个案，适应社会发展，并引进变迁中的伦理观念，使法律能与时俱进，实践其规范功能。[30]对法律规定不具体，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不确定的情形的解决，在民法解释学上，通说认为，立法者已授权法官于个案中进行补充，且其补充的方式是由法官依价值判断将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这种方法，称为价值补充。[31]缔约当事人往往不会在章程中对不确定性法律概念进行解释，即使解释也属于无权解释，而真正有权解释是则是司法解释。其二，基本上是以禁止性规范的形式出现的。如我国《公司法》第60条第3款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禁止性规范，指命令当事人不得为一定行为之法律规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公司章程违反公司法关于基本规则的规定，会产生无效的后果。反之，就是有效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在公司章程中，缔约当事人约定的内容比法律规定的基本规则的内容更严格，如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董事、经理或者本公司的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该约定应是有有效的。因为，它更有利于保护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高于法律规定的最低要求，因此，应当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另外，这也是当事人自由意志发挥作用的空间，法律没有干涉的必要。所以，类似上述约定，应当是有效的。 公司章程记载的内容，也会对其效力产生影响。理论上一般根据这些记载内容的重要性，将其划分为三类，即“绝对记载事项”、“相对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综观各国公司立法，尽管在立法体例上不同，但对公司记载的内容大体一致。如美国《标准公司法》将章程记载事项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必须开列”，相当于绝对记载事项；第二部分是“可以开列”，相当于相对记载事项；第三部分是规定不重复公司法中的权利，相当于任意记载事项。《日本商法》公司编也将章程记载事项作了专条规定，第166条规定“章程绝对记载事项”，第168条规定“相对必要的设立事项”。[32]与上述立法例不同，大多数国家在立法上没有作这样的分类，而是按照其重要性，以列举的方式，排列
在一个条文中。如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01条规定了10项应载明的事项。[33]我国《公司法》第22条规定了11项应当载明的事项。尽管立法形式不同，但这些内容与排列顺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基本相同或相近。 公司法理论认为，对于绝对记载的事项，缔约当事人有义务必须在章程中一一记载，没有权利作出自由选择。并且，在公司章程中，绝对记载事项若有缺少或者记载不合法，都会导致整个章程无效；相对记载事项，非经载明于公司章程，不生效力。如公司章程中记载的相对记载事项违法，则仅该事项无效，并不导致整个章程无效。倘若公司章程中没有记载相对记载事项，也不影响整个章程的效力；任意记载事项在公司章程中予以载明，则将发生效力。如某事项记载违法，则仅该事项无效。如果公司章程中没有任意事项记载，也不影响整个章程的效力。[34] 对相对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上述观点是正确的。但对绝对记载的事项，如果缺少或者记载不合法，导致整个章程无效，这个观点，应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如上所述，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规则分为普通规则和基本规则两种类型，前者以任意性为主，强制性为例外；后者则相反。因此，对于包括在普通规则中应记载的内容，应坚持任意性原则，即只要公司章程符合合同生效的要件，就是有效的，反之，则是无效的。对于包括于基本规则中的应记载的内容，则应坚持强制性，即公司章程违反该规定，即是无效的，反之，则是有效的。这是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同时，应当对绝对应记载的事项缺少与记载不合法应作不同的处理，记载缺少，如界定为强制性规范，没有记载，只能适用法规的规定，并不必然导致整个章程无效。从立法上看，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01条第2款，没有规定应当记载的事项，在公司章程中没有记载而无效，只是规定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35]我国《公司法》对此没作任何规定。因此，绝对记载事项没有记载，而导致整个章程无效没有立法上的根据。反之，如果公司章程记载的内容不合法，那么，根据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的规定，应当认定整个章程无效。 关于法律效力的其他问题，与上述有限责任公司的内容基本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第三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 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不同，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典型的资合性（以营利为目的），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效力认定，与有限责任公司存在着重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不论是普通规则，还是基本规则，基本上属于强制性的，公司章程违反法律的规定，均会导致无效的后果。因为，公司章程是由发起人制定的，为了防止其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公司章程，同时为了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所以，对于公司章程的应严格遵照公司法的规定来制定，公司章程规定的内容与公司法规定不相符的，应认定为无效。反之，则是有效的。 第四章公司章程对加入股东的朔及力问题 法理学理论认为，法律效力，是指法律的生效范围和适用范围，即法律对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适用的效力。法律朔及力，又称法律朔及既往的效力，是指新的法律颁布后，对它生效以前所发生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36]由此看来，法理学研究法律效力研究的对象是法律，而笔者该章研究对象则是公司章程。从两者的关系上看，公司章程是适用公司法的结果，公司法则以公司章程为调整对象。因此，从法律关系层面上，作为有效的公司章程，也有其特定的法律效力，当然也包括其朔及力问题。笔者认为，从研究的价值来看，公司章程的朔及力问题，值得探讨。 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对出资者和发起人发生法律效力，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但无论是通过出资转让，还是购买股票而成为公司股东的后来者，公司章程也当然对其发生效力，且其效力可追朔至公司章程设立之初。综观相关国家公司立法，对此几乎没有规定。这似乎成了公司法上的一个法理，勿庸置疑。笔者对此观点是赞同的。但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结果？笔者以为，后来者，或者说新股东，之所以成为新股东，本身就是适用公司章程的结果，或者说是履行公司章程的结果，换言之，就是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出资转让，或者购买股票，公司章程当然对其发生效力。同时，依据权利与义务的概括转移制度来解释，可能更容易理解。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而言，转让出资，意味着将公司章程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一并转让给受让方，对此章程对转让的条件均有明确的规定，如前所述。据此，转让方与受让方签订出资转让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股东对转让的出资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完全可以将其解释为转让方的通知行为与其他股东的同意行为，出资转让合同履行的结果，即是受让方，新股东，或者称后来者，成为公司章程的当事人，公司章程对此有约束力，且应朔及至章程签订之时。 上述解释论，对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同样适用。但不能完全适用于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原因就在于其资合性和社会性。上述两个特点决定成为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新股东，应当具有更少的限制。对此，购买股票，就意味着自然成为公司股东，股东当然地受公司章程的约束，并朔及既往对新股东有效力。 第五章公司章程无效的法律后果及救济方式 关于公司章程无效的法律后果，两大法系的立法对此有不同的态度。英美法系重民事赔偿而轻刑事处罚。如美国《统一有限责任公司法》第209条规定：“如果本法授权或者要求申报的记录所载内容失实，因为信赖该失实记录而遭受损失的人可以从签署该申报记录者或被指使代表其签署记录，且在签署时明知该记录失实的人获得赔偿。”[37]美国《示范商业公司法》第1.29条规定：“一个人如果有意在一个文件上签署而他明知该文件的某些实质性方面是有错误的并且明知这一文件是用来送交州条长官的，则该人便构成犯罪。”[38]而大陆法系则相反，重行政乃至刑事责任而轻民事赔偿责任。如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9条规定：“公司设立登记后，如发现其设立登记或其他登记事项，有违法情事时，公司负责人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二万元以下罚金。……。前三项裁判确定后，由法院检察处通知中央主管机关撤销其登记。”[39]我国《公司法》由于借鉴台湾地区公司法的原因，第206条规定了撤销公司登记的行政处罚措施，第十章（法律责任）基本上是行政和刑事责任的规定。但对民事赔偿责任则基本上没有规定。基于公司法具有强制法和任意法的双重属性，公司章程亦然。公司章程无效后，更应强调民事赔偿责任，此与商业交易的本质是乃是相符的。为此，在章程无效的法律后果上，应充分借鉴英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有关规定，有效建立起民事赔偿责任制度。以民事赔偿责任制度为龙头，以行政、刑事责任为二翼，建立完整的责任体系。 公司章程无效后的救济方式，大多数国家的公司立法都建立了设立无效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设立无效与公司章程无效之间并不必然划上等号。但比较各国公司法规定的设立无效的情形，其实都是公司章程规定的内容，如股东瑕疵、资本瑕疵等。因此，设立无效制度，归根结底是公司章程无效制度，可以将设立无效制度视为公司章程无效制度来研究。大陆法系公司制度确公司章程无效或者被撤销的诉讼制度。如德国《股份公司法》第275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均可针对公司章程没有包含有关基本资本的数额或企业经营范围的规定，或有关经营范围无效的法定情形，于公司登记注册后三年内提起公司无效之诉。”[40]再如韩国《商
法典》第552条第1款规定：“关于公司设立的无效，即于社员、董事、及监事，关于设立的于取消，限于有其取消权者（如债权人），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只能以诉讼来主张之。”[41]另外一项有特色的制度是普遍赋予瑕疵公司自行更正瑕疵的权力。如德国《股份公司法》第276条规定：“有关企业经营范围方面的规定的缺陷，可以遵守法律和章程有关规定的情况下，通过修改章程予以弥补。”[42]意大利《民法典》第2332条第5款规定：“在通过变更设立文件消除无效的原因的情况下，不得作出（公司设立）无效宣告。”[43]再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362条规定：“当无效的原因在一审法庭进行实质审理之日不复存在时，无效之诉终止。但无效系因公司宗旨不合法而引起的除外。”[44]该项制度类似于合同制度中的合同效力的补正制度（即指合同欠缺有效要件，能否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力尚未确定，只有经过有权人的追认，才能化欠缺有效要件为符合有限要件，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力。[45]即对影响公司章程效力因素，通过章程制订人的行为（类似于有权人的追认），使公司章程发生法律上的效力。公司章程的无效，并不具有朔及既往的效力，即无效的公司章程存续期间，基于章程所为的行为有效。这是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立法的一致态度。如《欧盟公司法指令（第一号）》第12条第3款规定：“公司设立无效本身并不影响公司所作的承诺、或者他人向公司所作承诺的效力，且不影响公司被解散的效果。”[46]再如澳门《商法典》第191条第2款规定：“如公司已登记或已开始营业，宣告设立无效或撤销设立将导致公司清算，但不影响与善意第三人所订立之行为。”[47]该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商业交易的安全，不因公司章程无效，或者被撤销而影响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从价值判断看，是为了保护善意的、不特定的第三人的价值，大于保护章程当事人的价值，从而作出一个以牺牲一个较小的价值，而选择一个较大价值的判断。与大陆法系立法相比，英美法系国家关于公司章程无效的救济制度，大同小异，如公司章程无效的刑事责任、公司章程无效没有朔及力等方面与大陆法系基本相同。区别主要表现在：其一，英美法系更强调公司章程无效后的民事赔偿责任；而大陆法系则更关注行政和刑事责任。其二，英美法系公司章程无效的确认机关，法律赋予特定的行政机关行使。如美国《示范商业公司法》第2.03条（b）款规定：“州务长官把公司组织章程归档这一事实是一个确定性的证据，这证明公司发起人在公司组成之前已满足了所有的条件除非州通过某一程序取消或撤除公司这一组成或者是不得不解散这一公司。”[48]而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立法则将确认无效的权力赋予司法机关。我国《公司法》没有建立章程无效的救济方式。 结束语 驰笔至此，正值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法>决定》，决定对《公司法》作如下修改：删去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二款。该决定自2004年8月28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公司法》实施近11间的第二次细微修改。（第一次修改是根据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决定》修改。）该《决定》的出台，可能使公司法理论学者们大失所望，因为学者们期望“全面修改《公司法》势在必行”；[49]“公司法、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部分修订和改革的必要性的急迫性日益突出”[50]的结果没有实现。学者们期望的是自己的学术观点为立法机关所采纳。此乃法学研究之最高境界。但往往事与愿为。 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学者对公司法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应当认为是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广大学者的观点，即使立法上没有采纳，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中已有了充分的体现。现回到本文主题上，谈一下公司章程的效力问题。征求意见稿第2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规定股权转让的条件，限制股东转让股权，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效力。”该条规定充分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法的态度是任意法，而非强制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即允许公司章程作出与《公司法》不同的规定，以充分体现缔约当事人的意志。第48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严格遵守公司法规定的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仅在具体法律关系中存在本规定所列的滥用公司人格的特定事由时，判令控制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直接承担民事责任。”该条直接规定了公司章程人民法院的无效确认制度，填补了《公司法》的空白。另外直接规定了对第三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也弥补了《公司法》重行政、刑事责任，轻民事赔偿责任的空白。我们希望征求意见稿，尽快变成司法解释。同时，我们更加期盼《公司法》能尽快全面修改。笔者更希望在《公司法》中对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作出明确而具体化的规定。 「注释」 （1）对此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在讨论公司法性质是强制性，还是任意性，有的学者则提出了是公司法创造了公司，还是公司参与者之间的合约创造了公司的问题。但笔者在此的意思是指公司章程作为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其法律效力的评价，主要是依据公司法而进行，而不能根据公司章程自身来进行。 （2）如英国属于最早采用特许制度设立法人公司的国家之一，此类公司的设立皆源于皇家或议会的特许令状。 （3）普通规则，是指有关公司组织、权力分配和运作及公司资本和利润分配等具体制度的规定。基本规则，则是指涉及公司内部关系（主要包括管理层和公司股东、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性质的规则。（汤欣。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收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5.） （4）该处所指的法律，主要是指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在我国主要指《民法通则》，而不主要指公司法。 （5）此处根据强制性与任意性理论总结而来。 「参考文献」 [1]何勤华，李秀清。外国民商法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42。 [2]赵旭东。设立协议与公司章程的法律效力[N].人民法院报，2002-01-11（3）。 [3]郑玉波。公司法[M].台北：三民书局，1981.155。 [4]卞耀武。当代外国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549。 [5]卞耀武。当代外国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584、602。 [6]江平。商法全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1160-1193。 [7]张知本编，林纪东续编。最新六法全书[M].台北：在中国图书公司，1996.130-131。 [8]刘俊海译。欧盟公司法指令全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7-18。 [9]江平。商法全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1161、1167。 [10]王保树主编。中国商事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104-105.刘志文。论公司章程[A].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6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96-197。 [11]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84。 [12]龙卫球。民法总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460。 [13]梁宇贤。公司法论[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3.12。 [14]Harry，LawofCorporation11，2ndEd.（1970）；Id.，at16.转引自汤欣。论合同法与合同自由[A].载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16卷）[M].香港：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0.319。 [15]汤欣。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收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8。 [16]汤欣。论合同法与合同自由[A].载梁慧星。民商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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