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既是当今中国文坛一名优秀的作家，同时更是目前中国影视行业中一位颇具实力和份量的编剧。从早期的电影《本命年》、《秋菊打官司》、《菊豆》到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少年天子顺治篇》，还有最近几年的电影《张思德》、《云水谣》、《集结号》、《金陵十三钗》，他参与创作的作品无一不获得了业界口碑和市场票房的双重认可。从《本命年》到《集结号》，二十年来，刘恒的剧作始终保持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他本人的创作能力也惊人的持续旺盛。
1 死亡的意象——悲观主义的存在源泉
无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剧本，死亡是刘恒笔下人物始终跳脱不出的一个重要命题。《黑的雪》里的李慧泉，《伏羲伏羲》的杨天青，还是《少年天子》里的顺治帝，《云水谣》里的陈秋水，众多的人物死亡的方式不同，却都殊途同归，将死亡作为自己的宿命和归宿。
在接受采访时，刘恒坦言死亡是一个经常思考的命题。“（死亡）是一个阴影、一个幽灵。我15岁当兵，可以说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活痛苦。再大一点，除了性苦闷，突然冒出来的就是关于生命意义的思考。当时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我外祖父病故了，这是我亲人中第一个人的死去……那时我当兵半年多，又想家，又是外祖父死了，就琢磨怎么一个人就这么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钻起牛角尖来了……我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对叔本华、尼采的著作读得多了，发现他们思考的起点也是这个东西（死亡）。40岁以后的人面对这个问题时产生的虚无感可能比一个少年的悲观更可怕。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宗教也就是以这个问题为起点的，佛教的轮回、基督教的天堂都是对人的这种恐惧的安慰。”
存在主义将死亡比喻为地平线，好比我们看一个平原，如果地平线是死亡的话，我们不知道地平线后面是个什么东西。这就像我们人类的生命一样，我们老在往前走，但我们不知道这个地平线的后面是个什么东西。存在主义认为，这个不可知，是悲观主义的源泉。人们信奉宗教，实际上是给自己寻求一丝安慰。上帝告诉我们那边是天堂和地狱，而佛教说你还可以轮回，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
当看清楚死亡的深刻与无所不在后，作者笔下的故事和人物都跳脱不出死亡的基调。作者也自认为“骨子里有一些悲观主义的东西，不管蒙上多么漂亮的外衣，它也难以消逝”。实际上严格说来，我觉得生活本身就是“不幸福”，“不幸福是必然的”。人终逃不过一死，无能为力。我的悲观主义也源自人和人的不理解。这不是哪个人和哪个群体能够自己解决的。基于此，我在作品里展现的就是对这些东西的无可奈何，发出自己的悲叹之声，或者反过来，嘿嘿一笑，冷笑几声。”作者对死亡命题的执着与探究，使他笔下的作品有了冷静的探寻，犀利的解剖，和深刻的意味，使作品呈现了更为丰富深沉的审美意蕴。
2 美德与圣徒的宗教感——艺术和美的超现实力量
如果《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只是刘恒创作风格转舵的一个标志的话，那么后来接连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张思德》、《云水谣》、《集结号》则一步步彰显了作者的思考方式和推崇的价值观。作者开始从一种肯定性的角度来思考人类与中国。从平凡人的身上挖掘可贵及质朴的品质和信心。
《张思德》里面的张思德，善良、敦厚、寡言，对人和善，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平凡之中，彰显着朴素的坚持的信仰，作者仿佛有意将张思德塑造成一个苦行僧，一个圣徒。电影中，结构影片的不是典型尖锐的戏剧冲突，而大部分靠细腻与温情的笔触，将一些颇有意味的细节连缀起来的。
“我想通过这个人让大家思考自己的人生……深究起来，还是善恶观的问题，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应该做羊还是做狼，跟最基本的人生疑问相吻合……我虽然比较悲观，但是我还是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善意和利他的行为是人类唯一的出路，没有这些东西真是不行。”而云集两三三地明星阵容以国产爱情巨制作为宣传砝码的电影《云水谣》，编剧刘恒则更加直接的指出，影片看起来是一个爱情的主题，实际上写的是善恶，是在赞美善意。
《云水谣》表面上看是一个爱情故事，如果我们拿宗教来比喻爱情，用信仰来诠释爱情，那么对方在彼此心中都是一个非常美好和崇高的形象，人们会为之做出付出和牺牲，这种付出和牺牲人们并不会考虑是非对错或是否值得，这实际上是人的善良和人的善意找到了某种释放的渠道。显然，影片赞美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善良和善意，这已经超越了爱情的狭义范畴。影片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更加严酷的时代背景，却凸显了人类美好的情感和温暖的善意的价值。
“战争的后果，它带给人的挫折、荣誉和痛苦都是正常的，这些都是战争必然的后果。作为生命，在这种状态下，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和举动，取决于一个人的素质。我在人物身上确立的最主要素质就是善良、利他，在炮火中，他们会选择为了战友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甚至是一种毫不犹豫的选择。在战后也是一样，谷子地为了让战友们得到安息，会为他们的尊严继续寻找。”
《集结号》是个外壳，我们借着它让藏在心里的英雄走出来，跟每个观众心中的英雄会合。所谓主流电影或主旋律电影，拍得好不好先不提，不得不做最值得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在远古的狩猎场上，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具有永恒的赞美价值和美感。不论某些人怎么看，我们在当代和今后仍然需要这样的人。
纵观刘恒的影视作品，我们可以将其思想转变概括为由悲观主义向乐观主义过渡，到最后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相互融合。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由激进走向中庸，走向平和。而这个过程和作者的年龄和阅历似乎是完全成正比的。作者写就《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时是1997年，那时候刘恒时年四十岁，而写《黑的雪》时，作者三十岁。《黑的雪》中的李慧泉，出狱之后，由精神救赎之路却最终走向毁灭。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色彩。
张大民在所有刘恒创作的人物表里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是作者的世界观发生了一些转变。而在《集结号》中，更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交叉融合的痕迹已经非常明显了。在描绘战争的荒谬、残酷，人在死亡面前的恐惧、无助时，显然是悲观主义的冷峻眼光。除此以外，在文本的潜流之下，还隐藏着对轻视生命尊严的“组织”的讽刺和批评，“组织”没有对人的生命和尊严怀着极大的尊重。
而面对客观世界的残酷与冷漠，在刻画谷子地的执着和战友们的兄弟情义和牺牲上，细节的处理则显得尤为温暖和充满善意，这一点，在影片结尾处最为明显。在电影拍摄期间，导演冯小刚认为，最后谷子地应该死掉。但刘恒却坚持一定要让谷子地最终找到伙伴，得得到勋章。因为他认为，观众是相信神话的，即便现实生活中种种残酷与缺失，但是在电影院里，还是要给观众以升华，使观众暂时忘记现实，离开地面一阵子。
似乎悲观主义是一层衬底，在悲观主义的基础之上，作者通过人性的善良来温暖观众。创作者也好观众也好在电影里追求“善”！如果艺术是准宗教，电影则是精神殿堂里的一炉香火。香火不灭，是因为人们向善的心境没有泯灭。从谷子地“死还是不死”的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恒作为艺术创作主体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诉求。他相信艺术的本质，是利用精神力量让人的主观世界适度地超越现实世界。精神力量可以让人站在一个比现实更超拔的位置，在那里我们可以依稀看到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
参考文献：
乱弹集.散文集.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86.
张思德.同名电影实录.同心出版社，2003：111.
马戎戎.<集结号>的责任意识.三联生活周刊，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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