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艺术成就及其影响(杜甫诗歌的美学风格)

中国论文网 发表于2023-01-10 23:56:53 归属于社会艺术 本文已影响200 我要投稿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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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对雅乐的推崇、对胡乐的排斥以及以悲为美的音乐审美取向。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大唐盛世所带来的文艺繁荣和唐朝对外来文化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政策,另一方面因为杜甫具有较高的音乐素养和音乐鉴赏能力。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唐代音乐状况的一面镜子,对研究唐代音乐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后世诗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

  1.“叔孙礼乐萧何律”——对雅乐的推崇

  清代刘熙载说过:“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的确,杜甫是一个心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的儒者,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在音乐方面必定崇尚儒家治国安邦的礼乐思想。杜甫也曾经历过开元盛世,在他回忆盛世情景的诗歌中,于《忆昔二首》其二中表明了他对开元盛世礼乐治世的向往:“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云门是周时六乐舞之一,相传为黄帝之乐,用于祭祀天神,是朝廷正乐。他对开元盛世的回忆也包括盛世时期的音乐,这当然只能是以云门为代表的朝廷正乐。在《夔州歌十绝句》其三中,他表达了对舜的乐曲箫韶的心驰神往:“群雄竞起问前朝,王者无外见今朝。比讶渔阳结怨恨,元听舜日旧箫韶。”箫韶是周朝以来历代王朝在举行祭祀等重大仪式典礼时所用的典礼雅乐。杜甫对太平盛世时的宫廷雅乐的心驰神往和深深眷恋,在上面两首诗歌中表露无遗。

  儒家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乐是儒家六艺之一。礼乐教化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儒生的言行举止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杜甫的《进三大礼赋表》云:“顷者卖药都市,寄食朋友,窃慕尧翁击壤之讴,适遇国家郊庙之礼,不觉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杜甫困居长安的期间,穷困潦倒,依靠街头卖草药和在朋友处寄宿为生。但是心中仍然对儒家礼乐心怀向往,遇到国家礼乐盛事的“郊庙之礼”也喜形于色,并形于篇章,在诗歌中反映出来,音乐的社会政治功能由此可见。

  天宝末年正月,玄宗祠太清宫、太庙,祀南郊。杜甫抓住了这个时机,作了三篇大礼赋,即:《朝献太清宫赋》 《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献给玄宗。这三篇赋作中都有关于雅乐的描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杜甫认可朝廷正乐,认为雅乐是太平盛世的产物和象征,因此在三大礼赋中都花了一定的篇幅用来描写唐代帝王祭祀天地、先祖时表演云门、咸池等朝廷正乐的盛大乐舞场景,表现了杜甫理想中的崇高音乐境界。

  2.“仍唱夷歌饮都市”——对胡乐的排斥

  在华夏大地上,作为农耕文明代表的中原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农耕文明远远超过了周边少数民族的游牧文明,因此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有“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的感叹,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不仅礼仪发达,有“礼仪之大”“章服之美”,而且还有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在文化方面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而与之相对的夷狄则是不懂礼仪,而且也没有纲常伦理的野蛮人。人们根本就不担心夷狄可能会从思想文化方面征服华夏,只担心夷狄可能会从军事上对华夏国家政权构成威胁。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由盛转衰,陷入了长久的战乱,士人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士人阶层对战乱较为一致的认为这是由胡人所造成的。初唐时期“华夷一家”的观念开始转为统治阶层和士人对胡人严加防范乃至敌视的状态。诸如“狂虏”“逆胡”这样的字眼也出现在唐人的诗文创作中。

  胡人安禄山、史思明发动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唐王朝为了平定叛乱,也曾向西域的回纥借兵助剿,并私下和回纥首领签订协议,平叛之后允许其抢掠平民,给平民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在长安亲眼目睹这一惨状的杜甫在诗文中严责胡人的文字颇为普遍,常以“胡羯”“胡虏”“逆胡”“妖孽”等字眼蔑称安史之辈和回纥兵。杜甫诗中关于胡乱的文字极多,诸如:“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留花门》);“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挛”(《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百韵》);“神尧旧天下,会见出腥臊”(《避地》);“乡关胡骑满,宇宙蜀城偏”(《得广州张判官叔卿书,使还,以诗代意》)。

  战争的深入和胶着,使百姓的苦难进一步加重。在这种情况下饱受胡人之蹂躏的汉人对胡人的厌恶与痛恨与日俱增,胡人音乐也就连带着受到排斥和否定,甚至连汉乐的胡化现象也受到满怀爱国热情的文人批评和指责。中唐时期的元稹和白居易就对胡乐持批判态度,甚至将安史之乱的原因也归结为胡乐迷惑圣主。元稹和白居易都没有经历过安史之乱,对待胡乐态度尚且如此,杜甫曾身陷安史叛军占领之下的长安,亲身经历过安史之乱,见到“黄昏胡骑尘满城”(《哀江头》)的景象,杜甫排斥胡乐,这一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3.以悲为美的音乐审美取向

  据统计,杜甫现存诗文近一千五百首,其中涉及乐舞内容的诗文即有二百余篇。在描写音乐时,杜甫却往往用“悲”“ 哀”来形容,比如:“芳宴此时具,哀丝千古心。”(《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亭对鹊湖》);“倘忆山阳会,悲歌在一听。”(《赠翰林张四学士》);“青蛾皓齿在楼船,横笛短箫悲远天。”(《城西陂泛舟》); “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些诗歌大多作于宴饮之时,当时的氛围并不都是悲哀伤感的,有些甚至是欢畅明丽、开心愉快的。但是杜甫却往往渲染了一种“悲”的气氛。究其原因,皆是因为杜甫有着以悲为美的音乐审美思想,这和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史以悲为美的音乐传统不无关系。

  中国古代音乐审美中有着以悲为美的音乐传统,这在汉魏六朝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现代学者李泽厚及刘纲纪都给予了很好的总结。李泽厚、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中写道:“自楚汉以来至魏晋,音乐越来越倾向于表现为哀,而不是表现乐。人们对音乐的欣赏,也日益以它能表现哀,使人流泪感动为贵。”

  从楚汉开始音乐就表现哀,以能使人感动涕零为贵。汉魏六朝以来形成的以悲为美的音乐审美观对杜甫有着巨大的影响。

  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评价杜甫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庚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稹认为杜甫的诗歌对汉魏以来的诗歌艺术不仅进行了兼收并蓄的学习,而且也进行了融会贯通的发展。在诗歌欣赏中杜甫向古人学习,“不薄今人爱古人”“老夫平生好奇古”,主张“别裁伪体”“转益多师”,因此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杜甫在诗歌创造方面如此,在音乐欣赏方面也是如此。他注重向古人学习,向汉魏学习,汉魏以来形成的以悲为美的音乐观念也必然会对他的音乐审美产生深刻的影响,进而形成以悲为美的音乐审美思想。

  二、杜甫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原因

  唐王朝统治者对音乐的积极倡导和参与是唐代音乐繁盛的政治原因。唐代统治者实行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开创了唐王朝音乐文化兴盛的新局面。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位有着多方面才能的艺术家,是盛唐音乐的设计者和主导者。他吸收西域文化,创作了《霓裳羽衣 曲》;他改组了当时的音乐机构大乐府,设置了教坊和梨园,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有力地推动了唐代音乐的发展。

  就杜甫个人而言,他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教育,自然对六艺之一的乐也能够较好地掌握,并且具有一定的音乐才能。善鼓琴、喜狂歌是他音乐才能的集中体现。古琴是中国传统乐器,同时也是雅乐精神的重要载体,在儒家音乐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杜甫喜爱古琴,并经常弹奏。在其诗歌中,他经常写到自己弹奏古琴。杜甫也善歌。他与友人悲歌告别:“几年一会面,今日复悲歌。”(《湖中送敬十使君适广陵》)听到官军收复失地会“白日放歌须纵酒”(《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在答谢羌村朴实善良的村民时,也能“请为父老歌”(《羌村》其三)。

  杜甫成长于盛唐时期,繁盛的音乐文化的熏陶,培养了他的音乐素养和音乐鉴赏能力。他在青年时代就出入翰墨场,与岐王李范、崔尚、魏启心、李龟年等文化名人有密切的接触。他在洛阳生活了较长的时间,而洛阳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必然会刺激他的艺术神经,他对包括音乐在内的各种艺术必然会多加关注。此外,杜甫一生漫游、飘泊,游历过许多地方,在参加各种应酬和筵宴的时候观看过许多音乐表演,这也会提高其音乐欣赏和鉴赏的水平。这些场景也在杜甫诗中留存至今,成为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既是唐代现实生活与文化状况的反映,也是杜甫音乐美学思想的投射。

  三、杜甫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

  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反映唐代音乐状况的一面镜子。诗歌和音乐关系密切,配乐传唱是歌辞的基本传播方式。古代的新诗形态往往指向该时期的音乐现状,无论是汉魏时期的乐府诗歌、清商曲辞,还是唐朝的律诗、绝句,在创作时都沿用依调填词,以调配辞的作法,歌辞字里行间蕴含的文本意义也附属于音乐属性之中。对于这一点杜甫自然是深深了解的,在诗歌创作中也往往用俗语俗句入诗,并且对诗歌的音律特别注意,“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诗歌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对研究唐代音乐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杜甫有关音乐的诗文中,不少是写他出入于宴飨场所、或观看典礼仪式的情景,生动形象地记录了当时音乐文化的具象部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中可以了解到西域舞蹈浑脱舞的表演服装形制等细节;从他的音乐审美观中也可以了解到当时人对于音乐的态度和观点;从杜甫个人对于音乐技艺的掌握也可以了解当时士人的音乐技艺情况等。

  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对后世诗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唐时期的元稹、白居易、韩愈等都深受他音乐审美观的影响。元稹和白居易崇尚雅乐、对胡乐持批判态度,甚至将安史之乱的原因也归结为胡乐迷惑圣主。白居易则认为胡乐胡曲为靡靡之音,扰乱视听,使雅乐不复为人所听。白居易也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由此可见杜甫音乐思想的影响之大。

  作者:陈杨 来源:求知导刊 2016年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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