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白居易是继杜甫以后，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一生有两物相随，一是诗歌，一是音乐，白居易的艺术作品之所以感人至深，突出的就是一个“情”字。
白居易作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诗歌精神遗产。仅《全唐诗》就收录了白居易诗作2853首。这一精神遗产的宝库，不仅展示了诗歌盛唐时代继李白杜甫之后的又一座巅峰的巍峨之貌，而且也向后人揭示了白居易诗歌中闪耀着民生思想的绚烂色彩。然而，白居易不仅在诗歌表现上蓄丰蕴美，独具慧眼，而且在音乐理论方面也有妙论精解。他认为音乐和诗歌一样，表现的就是一个“情”字。
一、白居易认为音乐更应重“人情”
所谓人情，指的就是人的情感，人之常情，也专指人性之，清感。我们从白居易的诗歌中看到，他的诗歌是充满着人情味的，他对音乐的认识同样也是充满着人情味的。白居易在《沿革礼乐》中论述了乐之本根于人情。“臣闻议者曰:‘礼莫备于三王，乐莫盛于五帝，非殷周之礼不足以理天下，非尧舜之乐不足于和神人。是以总章辟雍、冠服策篡之制不备于古，则礼不能行矣;干戚羽族、屈伸俯仰之度一不修于古，则乐不能和矣。所谓“本”指的是乐的根本，取自儒家本末之说，《乐记》上说:“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兴礼乐也。”是说乐是按天的法则作成。“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在音乐功用方面，白居易是反对食古不化、守旧不变的论调的。白居易认为:“夫礼乐者，非天降非地出也，盖先王酌于人情张为通理者也。”就是说:音乐既不是天降也不是地出，艺术创作属于精神需求，是出于一种精神、情感的需求。艺术家的创作一是为了宣泄与传达胸中积累的丰富而强烈的生活感受与体验，是用艺术的形式来进行精神的自我调节。二是为了实现自我，以求达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和艺术的升华。正所谓一位音乐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一位科学家必须创造，否则他将无法安宁。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也是艺术家的良心所致。所谓“歌以咏言、声以宣义”，“哀乐托于声”。音乐就是用来表达人情的，是人的一种精神需求的满足，并非天降地出。
二、白居易认为音乐的教化作用不同于“政情”
儒家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主流，自古就有音乐对人的教化理论，《乐记》上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型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白居易相对于儒家夸大音乐的社会作用的思想，提出了与此不同的观点，他在《复乐古器古曲》中说:“臣闻乐者本于声，声发于情，情系于政。故政和则情和，情和则声和，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则情失，情失则声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谓音声之道与政通矣。
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严重束缚了音乐，使之不能自由地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它要音乐不以人为目的，而以礼为目的，不是让其成为人民审美的对象，而是成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和手段。白居易就此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说:“臣窃以为不然。何者?夫器者所以发声，声之邪正不系于器之古今也……若君政骄而荒，人心动而怨，则虽舍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声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则虽奏今曲废古曲，而安乐之音不流矣……臣以为谐神人和风俗者，在乎善其政欢其心，不在乎变其音极其声也。”此文认为，“声之邪正不系于器之古今”、“乐之哀乐不系于曲之今古”，“在乎善其政和其情，在乎善其政欢其心”。也就是说，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对政治是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最终决定政治的是政权，是政治理论的科学性，是善其政和其情，是政治决定了艺术而不是相反。艺术的最终源泉是生活。一种艺术，尤其是象音乐艺术这种需求，需要拥有广大听众才能生存和发展的艺术形式，只是应该反映了广大老百姓的生活，反映了老百姓的思想情感、喜怒哀乐，并且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它自身才具有生命力。
三、白居易论音乐表达之“深情”
音乐是一种诉诸情感的表演性艺术，借声传情是音乐艺术的特殊手段。人们通过不同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感情，音乐形象所体现的情感，揭示了人们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也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主观的情感反映，抒情是音乐艺术的重要特征。
《琵琶行》是白居易十分著名的一首长诗，在这首长诗中，诗人通过一个弹琵琶的女子的精湛的技艺和不幸遭遇的生动描写，抒发了自己无辜被贬的悲愤心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封建社会女艺人的不幸命运的同情。《琵琶行》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通过细节描写，突出人物性格;运用环境，渲染气氛。长诗充满了浓厚的抒情气氛，即以明白如话又富有音乐语言和生动的比喻，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体现了诗人作为琵琶女的知音和对琵琶曲的理解，以及共有的深情、同情和怨情，产生了引人人胜的艺术魅力。
人对音乐的理解力建立在音乐修养的基础上和对音乐技能熟练掌握上，一个从没接受过音乐教育或对琵琶音乐丝毫不熟悉的人，当他听到一段琵琶音乐以后，可能也会有某种情绪上的反映，但他绝不可能如此深刻地体会到琵琶音乐中的深刻意义，自然也就不可能体会到琵琶音乐中的深刻的情感内容。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表面是形容琵琶弹奏达到了非常高深的意境。而实际上结合全文来看，形容的是一种幽怨和深深思念的感情达到极致时，没有任何语言或音乐可以形象地描述出来，唯有留下一段空白让人细细品味。“此时无声胜有声”成为了我国艺术界流行的佳句。如同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以及苏轼的“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等名句，都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旨所在，纵有万语千言，默默相对无言。形容心有灵犀，无须用语言来表达，和不必再用语言表达。就是说此时“无声”比“有声”更能引起听者的共鸣。这种描绘余音袅袅、余韵无穷的艺术境界，所表达的感情更为深沉悠长。“紫休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也是指无声之美存在于有声之美的音乐中，指出“声停处”音乐描写的是一种意境，只是借助于音乐短暂休止，这样一种表达的手段，更为深刻表达了有声所难以表达的“别有深情一万重”的感情。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琵琶行》’抒写了诗人对琵琶女的同情和自己不幸被贬的怨愤，写出的既是诗人的同情也是一种怨情。
一曲优美的音乐，之所以让听者为之动容，如醉如痴，除了音乐文化的修养之外，其中深刻的情感性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四、白居易论“唱声”与“唱情”
白居易不仅擅长诗歌，同时也擅长音乐。同时在音乐评论方面既擅长写器乐，也擅长写声乐。在声乐理论上白居易主张演唱要声情并茂，反对单纯的唱声。在《问杨琼》中白居易曰:“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欲说向君君不会，试将此语问杨琼。白居易反对为歌唱而歌唱的陋习，主张既唱声又唱情，这种以声表情的演唱理论，对后世唱论有深远影响。一切艺术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外的，声乐演唱艺术尤其如此。歌唱的本质是人们情感的表现，演唱者通过运用熟练的发声技巧，以真挚的情感、优美的声音生动地表达声乐作品的思想内容，感染自己也感染观众，引起感情共鸣。
我国自古就有对唱声与唱情的论述，先秦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音乐论著《乐记》中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说音乐是心灵的艺术，是用声音来表达情感的艺术。孔子说过，诗可以“怨”，指明艺术家可以通过诗的形式抒发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悲伤。白居易说:“古人唱歌兼唱情”表明古人唱歌既唱声也唱情，是声情并茂的。说“今人唱歌唯唱声”指出了今人唱歌的不足，白居易对“唯唱声”的批评是符合艺术批评标准的，“唯唱声”使歌唱没有了感情，而没有感情的歌唱是苍白的，是不能成为艺术家的。所以，缺乏情感的作品对于文学艺术修养极高的白居易来讲，是不能容忍的，因为白居易的诗歌、音乐艺术是充满着真实情感的。而歌唱艺术，是音乐、诗的语言、情感的完美结合的声乐艺术，如果没有心灵的投人与真情的流露，如果不能生动地描绘意境，深刻地表达感情，将失去其艺术的价值。在白居易那里，无论是诗歌还是音乐，都是心灵的投人与真情的流露，是深刻的感情表达。这也是白居易的诗歌艺术感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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