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在方兴未艾的文化与创意产业的契机中，广告文化研宄这个方兴未艾的学术领域正在成为广告学理论的新的生长点。事实上，文化产业的兴起，本来就与广告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联系，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当代文化艺术的工业化趋势表示出深恶痛绝的同时，对于广告这种“唯一的艺术品”(阿多诺语)所保存的一份独特的兴趣，正是对于广告中挥之不去的文化品性的一种认同。而自从新批评作为一种学术范式之垄断地位瓦解之后，社会批判和文化研宄的学者更是从未脱离与消费文化密切相关的广告形象讨论文化史。正如杰姆逊(n)在其著名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演讲(1985)中所预言的那样：“(广告)形象的出现和普及，必然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广告符号学)是新近出现的一种崭新的研宄领域，是很有发展潜力的，它与文化研宄密切相关。”
然而时至今日，尽管来自哲学、文艺学、传播学、艺术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的研宄者至今仍在为此做着独到的贡献，但当前的广告文化研宄却仍然处在一种自发的状态，缺乏必要的沟通、整合与学术史的总结，使得该领域在繁荣的同时也充斥着大量平庸、重复之作，更遑论形成一个有独立学术规则和
研宄方法的新兴学科。此外，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格局中思考广告文化研宄，有着不同于西方主流学术界的一些不同的特点，而这些趋势在近年来现有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积累中己经初现端倪。因此，从看似纷杂的广告文化研宄格局中系统梳理出该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进路及其成果，应该成为广告学理论研宄深化乃至学科建设的必要途径。
2002年中央电视台主办的“AD盛典”颁奖典礼上，一个名为“经典广告回顾”的节目再次唤起了我们的一些对于“八十年代”的怀旧情结。因为/‘燕舞”、“日立”等等影视广告在一代人的心目中早已经超越一般意义上广告的“告知”与“劝服”功能“燕舞”品牌今天己不复存在，日立也早己修改了其视觉形象识别系统VI设计)，其深入人心的广告业已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象征。这也许是这几则广告策划之初所想不到的。在当代中国社会，很难想象出包括电影、小说等等在内的任何一种别的文化或者艺术形式会有如此广泛的普遍性与代表性。广告以独特的方式记载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以广告作为一种文化史史料的相关研宄，为传统的文化史、文学史研宄开辟了新的视角。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原理的经典表述，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动会引发思想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对此可以稍加补充的是，最先发生这种变革的思想上层建筑的领域或载体便是人的欲望及其形象表征。在意识形态诸领域中，无论是纯艺术、哲学、宗教还是其他任何人文科学，其变化都要晚于人类传播方式和形象的变革。加拿大传播学家M.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信息”，而作为形象的载体，传播媒介的变革也恰恰集中的体现在了不同时代的广告之中。广告大师大卫•奥格威的主要贡献之一，便在于开创了这样“形象”的时代，从而保持了广告与社会变革的这样一种同步性。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时代的物化和社会历史的同步记录者，广告进入文化史研宄的领域是当之无愧的。
先后出版《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穿越现代性的苦难》(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两本文化研宄专著的北京大学哲学博士陈刚指出，“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广告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记载和表现了时代的变迁，这也就是承认了广告的文化史的价值”。
文化史价值不同于艺术史价值，此类研宄不着意于对广告的艺术成就高下作价值判断，而是力图中立地呈现广告与社会之间的种种“真实纪录”、“客观反应”乃至“积极迎合”。以中国民国时期广告为例，无论收藏爱好者和美术史家对其怀有一种如何特殊的感情，以“月份牌画”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中国广告，在有意无意间充当了一种消费文化的忠实记录者的同时，是以艺术成就的有限为代价的。然而，也正是由于这层商业而非艺术的特性造就了中国现代广告的独特价值。此种研宄既可有如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传统研宄领域中新史料的发掘整理，也可有文化研宄式的文本细读或理论描述，而近年来出版界对于“老广告”、“月份牌画”等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为这种研宄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1930-1945)》的文学史研宄专著，一时洛阳纸贵。这本书以文学史家的思维方式阅读广告“文本”，从中国现代文学史进入文化史的研宄。他脱离了革命的历史叙事与“宏大话语”,将笔墨集中在对于上海这个当时的“世界第五大城市”的欲望资本主义、消费现代性发展线索上，从隐蔽的但又确实存在的角度重新描绘了上海20世纪前半期的“文化地图”。在这本书中，作者意识到当时的广告为他的研宄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图像史料，从而使用将近一章的笔墨透过当时的传媒、广告和“月份牌画”的视角记述了上海的现代性发展史。[3]中国的现代性历史与广告有着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广告的形象与符号在有意无意间用形象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历史。
从晚清一民国时期的现代广告到文革时期的政治招贴，广告的文化史价值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并延续至今。中国内地80年代以来的经济建设的进展，进一步地凸显出广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招贴广告中英雄人物的地位逐渐隐退、代之以平常的个体，使沃霍尔的名言“任何人可以在十五分钟之内成名”在中国内地己经接近于现实品牌的附加值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也超过了商品本身的能够满足消费的欲望成为价值的源泉，使得当代社会中充满了“物化”的气息。
在消费文化中，现代社会的消费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符号化的物品、符号化的服务中所蕴含的“意义”的消费，由品牌、广告等因素带来的附加值往往先在地对购买行为产生影响。这种“感觉”和“意义”，正是广告开创的消费意境。换言之，通俗化、平面化、反精英、个性化……中国广告所呈现出的后殖民性和所谓“全球化”的特征，正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所经历的一系列深刻变革的形象化对应。在此基础上，文艺学界的部分学者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宄思路，而这种由“日常生活审美化”导致的欲望的膨胀、消费的渴望、对于品牌、时尚的迷恋以及个人主体性存在的证明，都己经早己不局限在传统美学与艺术的领域，在广告中得到了最真实而直接的反映。恰如周小仪所看到的那样：“詹明信认为当今最出色的艺术家是制作广告的那一批人，此话并非虚言。”广告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表征被主流历史叙事所忽视的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从广告形象的变迁中，我们窥见了整个中国社会近30年来的现代性历程，同时也使广告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一面最为显明的镜鉴。
当然，在这样一种被欲望、消费等所辖制的“大众文化”图像中，对作为研宄材料的广告文本的选取和解读，宄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建构起那个时代和社会的“信史”，类似的问题也是值得思考的。种文化现象，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的一些人认为，广告只能表现为对于消费的追随与迎合,而不能有丝毫的批判性或超前性，甚至应该对日益世俗化的文化负责。不可否认，“虚假广告”现象泛滥对广告的伦理一再形成挑战，而在网络与新媒体兴起之后，尽管极大的拓展了信息传播的视野，使广告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表现形态，但更是带来了诸如信息的泛广告化、传播主体的虚拟性、营销公信度的降低以及责任的模糊性等等一些非传统的信用问题。
在一些人看来，以广告为代表的消费文化的兴起是种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更为可悲的是，一些营销传播的从业者也把“广告就是为销售”的观点在实践中推到了极端。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某种误解和偏见。
认为“广告必须迎合消费者”的观点尽管并不错，但至少是不全面的。我们注意到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文化产业”认为大众文化消解了批判性与超越性的时候，事实上也隐藏了对于广告的个人兴味。不可否认，目前生活中充斥着大量低品位的、粗制滥造的广告，在污染着人类的物质生活的同时还污染着精神生活，但是这些既不是广告的初衷和目的，甚至也不是广告营销的经典和主流手段。事实上，批判是文化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中一种不断否定的精神性力量。
在对于大众文化的批评中，批评者往往忽视了广告并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迎合消费者，广告之价值，还在于它在与文化的互动中能动的创造着时代的新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恰恰是以一种批判性的方式引领时代风尚的。
也许正是因此，“阿多诺尽管指责大众文化缺乏批判性，但对广告却另眼相看”。从符号学层面看，符号通过形成文化秩序也会反过来制约社会生活和人的行为。且不说公益广告对于社会和谐目标的诉求，优秀的广告在不断创新这一点上，与现代艺术的认识是相同的，“其不断创新的特性与现代艺术不谋而合这种不断创新对现有的文化秩序是一种挑战和破坏，而对人的精神是一种不断的激活，使其始终保持超越现实束缚的想象力。这是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基础。”
所谓“新”，恰恰意味着创造性、时代性和个性化。
在瓦尔特•本雅明看来，机械复制技术是大众文化兴起的条件。本雅明继续认为，在这样一个复制的时代，真正的艺术家应当固守那些不能够被“复制”的东西，譬如理念、思想、观念等等。一些人据此认为，广告是“复制”的产物，自然地缺乏一些“纯艺术”的社会职能和艺术属性。这种推断是不恰当的。其实在整个二十世纪，无论是包豪斯的时代还是新媒体的时代，主流的广告设计和现代艺术思潮，从来都是统一于大众文化的一个整体。正如评论家罗杰•弗莱所看到的，“形式是设计的天然产物，当现代艺术摆脱了学院和贵族的庇护和赞助后，艺术家只有将形式的创造运用与社会的需要，即将现代艺术的成果转换为工业设计，艺术家才能在社会上生存，现代艺术才有再生产的可能。”
其实，在科技全球化的进程中，广告与工业设计本身恰恰是抵制“文化产业”的重复与均制的有效对策。如果没有艺术性的对于人类生活方式、存在方式的设计，如果没有诸多国际广告节对于创新的理念和艺术的追求，而是仅仅把文化商品的目的直接等同于追求经济利润，那么阿多诺所顾虑的“文化工业通过各种技巧，压抑消费者对于差异性和非同一性的认识，从而产生一种‘对普遍性和特殊性虚假的统一’的认识”便会成为现实，现代人也最终会被异化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
然而，后世法兰克福学派的阐释者们往往在重视了现代艺术的精神力量，却忽视了与人类生活结合更加紧密的广告的社会批判价值。
根据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描述，就国际社会而言，在后工业社会来临之时，服务业己成为时代的特征，信息使得科技、能源等问题从主导地位撤离。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中，我们身处各种各样的形象与符号的裹挟之中，街道、传媒、建筑甚至衣着，几乎生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被广告所占领，我们的生活空间正在成为一个符号空间或意义空间，消费的符号化和象征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特色。一方面是现代传播学“双重偶然性”和“共通意义空间”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是对于个性化、服务的追求以及体验业的兴起，都己证明了广告与复制性生产所带来的千篇一律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反而正如日本学者林近所说“受到符号强制的人，有时会激进地有时会渐进地改变旧的符号和创造新的符号”，这种变化“体现为对旧体系的部分乖离和改造”，正是由于消费的符号化和象征化，现代社会的消费传播正在越来越体现出“差异化”的特点，即追求个性和与众不同，所谓“风格传播”的特点越来越突出。[7]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个人话语的凸显已经预示了所谓复制时代的终结，今后的广告将会以互动的形态更加明确地体现出对于个人话语和人性存在的关注。如何在广告文化研宄中深刻地阐释这一“大众文化”与“碎片化”之二律背反的奇特景观，是颇为值得期待的一个哲学命题。
作为本土文化载体的广告
进入21世纪以来，几则涉及中国民族文化的“问题广告”一再引起波澜。无论是“耐克”还是“丰田霸道”对于中国传统元素和符号有意无意的贬低，都曾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公众的愤怒和中国政府的行政干涉，从而不得不向中国消费者致歉。但这里的两个例子还仅仅是“民族情结”的一种极端的表现，事实上我们应该己经看到即便是在中国本土的广告作品中，也隐隐地蕴含着一种西化、同质化的威胁。放眼中国当代广告，无论是设计者还是接受者，往往流露出一种对于西方标准与趣味的认同。以中国内地为例，在这场延续了1930年代的上海文化精神的全球化运动之中，广告己经变得无处不在：一方面，广告使这个时代具有鲜明的文化品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似乎更多地看到的是一种历史传统的消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经历的所谓“全球化”的进程，一定程度上也是以在不知不觉中消解“多元化”的可能性为代价的。
“当代文化”是一个宽阔的概念。它一方面特指全球化背景中的大众消费与视觉文化，另一方面当然也指向本土的文化特色与传承。面对全球化的进程与西方霸权话语的挑战，中国内地广告需要对中国当代文化及其在西方的传播做出独特的贡献。这是广告文化研宄中不应轻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广告业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属于广告的内部研宄，除了对于中国古代广告史的研宄之外，结合当代广告业发展与广告策划设计实践在这一领域展开思考的广告学人，还主要来自于设计学这一微观领域。许多研宄者探索了关于“中国元素”与广告(特别是在各种国际广告节等舞台上)的“中国特色”等问题，但此方面的研宄也仅仅还停留在“元素”这一表层。其实，值得我们去研宄、开发、理解的中国古今人文文献中的广告美学、伦理、传播思想，可以说是一个有待开垦的宝库，关于这方面的阐述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进行下去。
通过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拉动现代广告的学术进展,便是解决整个中国广告创作的水平与文化产业发展相矛盾这一问题的可能性之一。例如，道家曾经用“忘腰，带之适也”来描绘一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境界;与此相联系，最优秀的广告，也许不是刻意的标榜“创意”的广告，而是可以和我们的生活亲密无间的结合在一起，呈现出丰富而隐秘的传播形态，以至于人们遗忘了“设计”的存在。再如，中国美学历来重视通过审美涵养个人性情进而教化社会，据此理解，广告策划对受众的反作用加以充分的考虑，并不是仅仅出于迎合，而是同时具有一种适当批判、引导大众审美意识并对其进行美育的社会责任。概括的说，就是源于受众，高于受众。如果“过”，则曲高和寡;如果“不及”，则如“脑白金”广告，成为“过街老鼠”,即便在营销上取得成功，也不能说是一个优秀的广告。因此，此类广告文化研宄要求研宄者把对于设计本体的关注与研宄拓展到进入对于广告的宏观社会效果的研宄。
除了对于“中国元素”的探寻，其他领域的广告学人对于本土广告公司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下广告业的宏观走向等问题的关注与此也有密切关系。中国式的思维有可能产生独特的广告理念，陈刚用“后广告”来形容未来传播环境中的广告形态便是一种独到而积极的探索。[8]“后广告”的提出和探索很好地传达了一种东方式的智慧与人文精神。在这一意义上，也许广告会在承担“本土文化输出”之重大使命的同时，使广告文化研宄也最终走出“以销售额为唯一标准”这样的商业评价模式，从而更多地吸取传统文化领域的人文资源，提高广告学自身的价值，从而融入当代学术的主流。
我们坚信，眼下广告所承载的这层文化性的缺失，可以通过广告学高等教育和广告研宄的完善而得到解决。这与广告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要求本身并存不悖。一个理想的广告学人，应当具备社会科学(营销学、传播学)和全面的人文科学(尤其是伦理学、美学)两方面的学术背景。而随着广告在当代文化与学术中的地位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广告学科的研宄领域与视野不断拓展，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广告在“全球化”和消费文化的时代背景中开拓新的阐释空间，以独特的风格丰富当代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可以预见，随着21世纪文化交流的频繁和加速，广告学界在这方面的研宄和探索必将形成许多具体而深入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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