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告别”的“革命英雄”
或许正是历史这一巨大的开放性文本将历史回瞻的目光再次接续，在８０年代“告别革命”的话语过后，革命英雄的幽灵在激情沉寂的大地上“春风吹又生”。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片成为９０年代以来“红色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时的影像序列中，有关革命历史表述与革命英雄形象塑造的重要影片，当推被誉为“主流电影”的《红色恋人》《国歌》《黄河绝恋》《我的１９１９》《英雄无语》等。同时，电视剧也“杨柳翻新枝”掀起“红色经典”热潮，制作了电视连续剧《青春之歌》《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兵张嘎》等。在权威意识形态强调整合力量，形塑国家／民族主体身份的时候，这一革命历史叙述成为关于历史或现实的宏大叙事的一部分。９０年代以来有关革命历史的重述必定运用了新的表象与修辞，隐蔽着历史重新编码的意识形态和话语陈述。从“十七年”的“三红”（《红岩》《红日》《红旗谱》），到９０年代的“恋曲”（《红色恋人》《黄河绝恋》），在叙事策略上必然与时俱进。儿女情与英雄气的结合使英雄与情色并行不悖，将英雄豪杰定义为刚柔兼济的人格典型；叙事视角由“全知叙事视角”向“多元叙事视角”转换，叙事修辞由国家／集体叙事向个人／情感叙事转换，“革命伦理”与“个人伦理”在“叙事伦理”的调停下得到了平衡。革命英雄终于走下了的神坛，亲近了平民百姓，形成观众接受心理上的认同感。
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尤其是在当下商品经济时代，人们如何能够获得富有意义的生活？２２集革命言情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回答了这一问题。这部以革命历史／家庭为题材的剧作，将革命与怀旧的主题平行剪辑，在没有任何商业炒作的背景下悄然热播。该剧获同年“金鹰奖”，男女主角双双折桂。导演康洪雷把热播原因归为平民色彩和英雄主义。剧中革命军人石光荣演绎的革命战士的壮丽人生征服了观众。他身上铁血阳刚的英雄之气、对革命与国家的忠诚、理想信念的坚定所体现的崇高的美、超越的美自然而然地渗透在电视剧的艺术表现之中，成为观众自我观照的审美之镜。
在这一时期，塑造当代革命英雄形象的影视剧《英雄无悔》《和平年代》《苍天在上》《人间正道》等等，也在回答当下的紧迫性问题——要平庸主义还是要英雄主义？是躲避崇高还是追求崇高？这是一个关系中华民族精神存亡的问题，是一个价值问题而绝不仅仅是文艺问题。主旋律影视作品中的革命英雄以坚强的意志、不屈的拼搏精神、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建构起“当代英雄”的理想模式。
永不退场的“武侠英雄”
１９９０年，何平导演的影片《双旗镇刀客》横空出世，成为电影想象和虚构英雄神话的开始。几年之后，李安携《卧虎藏龙》一举夺得奥斯卡奖。其后张艺谋炮制了巨片《英雄》，创造了中国投资最高打破票房最高记录的双高奇迹。几乎与此同时，何平再次披挂上阵，耗费一亿巨资打造了《天地英雄》。另有港台被称为９０年代“新武侠电影”的《新龙门客栈》、《黄飞鸿》系列、《笑傲江湖》系列、《东邪西毒》、《水浒传之英雄本色》等纷纷登场。电视圈也不甘示弱，４０集《笑傲江湖》、４２集《射雕英雄传》一次次掀起炙热的收视风潮。９０年代的影视艺术家通过武侠片将英雄的主题演绎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一时间，刀光剑影、正邪纷争，滚滚英雄豪情充塞于各大院线与百姓荧屏。在这些以娱乐为目的的商业性艺术品中，中国特色的价值理念、古老的历史题材被赋予了蓬勃的生命力。国人身上潜藏的英雄情结在世纪末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宣泄。金庸云：“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侠肝义胆的背后深蕴着英雄主义的价值观，武侠文艺从边缘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建构的主流话语。
没有英雄也就没有武侠文艺。人类社会已经不可能产生武侠英雄，也没有“江湖”可供侠客自由浪迹，人们所拥有的似乎只有平常而又平凡的“烦恼人生”。武侠影视剧对英雄的深情呼唤，是关于英雄的幻梦，是对现实的一种“想像性的解决办法”——在想像中挑战人的身体及意志力极限，使人从现实的重重困缚中超拔出来的大浪漫。这一凭想像催生的武侠英雄神话，是在符号中游戏、在想像界撒野，使国人被压抑的激情在狂欢节式的英雄庆典中勃勃喷发。武侠文艺是通过“想像生存”、“审美生存”对“现实生存”的超越和挑战，是一种高级的精神生活与审美生活。也许我们所要思索的一些基本文化问题，最终都需要在想像的秩序中获得解决。
幽灵不散的“帝王英雄”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是影视的帝王将相年。４４集电视连戏剧《雍正王朝》、５９集的《走向共和》、５０集的《康熙王朝》，以及此前长达８４集的《三国演义》个个都是鸿篇巨制，一再掀起收视高潮。这几部带有崇高悲剧色彩的英雄史诗以其恢宏的规模，庄严、深厚、凝重的风格加入到主流话语的宏大叙事中。在封建君王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时代，历史叙事的英雄话语运用想象和修辞从另一个侧面构筑起了国族主体认同的道统与政统神话，使有关国家／民族主体的叙述日臻有力并渐趋完满。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剧既具有历时性，也具有共时性。历史题材影视剧有着鲜明的审美表达的当代性。９０年代以近是中国的“盛典”年代，香港、澳门回归、加入ｗｔｏ、申奥成功，经济的发展与政体的稳定，需要文艺对“盛世”从历史的维度给以佐证与支撑。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创造了英雄？我们无心纠缠这一理念。“国家兴衰，君王有责”——帝王英雄剧将历史的叙事与现实的联想编码成互文性的开放结构。《雍正王朝》中修堤救灾、惩治贪官污吏、追缴国库欠款，以及惩处卖官鬻爵、科场舞弊等等历史事件无一不与当下现实暗合并在想象中得到解决。“当家难”、“治大国难”的慨叹与观众期盼英雄／明君的心理吁求两相吻合，在虚拟的审美氛围中达成了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的共鸣与和解。但现实并非没有裂隙，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国战斗机在自己领土上被美国战斗机撞毁、美国国会的反华提案、日本教科书与靖国神社事件以及甚嚣尘上的台独声浪等等。这一系列政治事件从反面强化了国族叙述的合理性、正义性和必要性，同时通过帝王英雄神话弥合了现实的裂隙，抚慰了国人心理上的伤痕。联系到《雍正王朝》，该剧把一个在历史上褒贬不一的皇帝，塑造成隐忍坚毅、励精图治的帝王英雄，一位改革弊制、刷新政治的崇高伟岸的悲剧人物。历史剧中无论雍正、康熙抑或刘备、诸葛亮，都鲜明地打上了“政治人格神”的魔幻色彩，这一个个卡理斯玛式的神灵英雄无疑寄托着人们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适应了时代和观众对于英雄与明君的双重心理渴求。
历史剧中的帝王英雄形象是人们在时代大更迭时对历史的追根溯源与精神皈依。因此，历史以及历史中的英雄在影视文本中被成倍地放大，艺术对此有着无穷的想象和各式各样的演绎。在此历史讲述的意识形态性与历史的诗学得到兼容，主流意识形态确认的英雄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三位一体贯通于影视文本之中。
强势登陆的“好莱坞英雄”
值得一提的是，９０年代中国影视艺术英雄主义思潮风行之势，美国好莱坞大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据调查，我国青年人在业余时间喜爱观看的影片当中，美国好莱坞大片占６０％左右。《兄弟连》《野战排》《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特洛伊》《角斗士》《最后的武士》等等ｄｖｄ、ｖｃｄ光盘充斥着音像店。在好莱坞的经典叙事中，英雄叙事一直是“主旋律”。毋庸置疑，“美国大片” 在充分迎合市场的同时，也相当地“讲政治”。它往往涉及重大历史题材，其中英雄都代表着正义和勇敢，透射出浓浓的美国国家情结和美国精神，其基本出发点都离不开爱国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影片张扬个性，塑造“硬汉”形象，凸现英雄人物在重大事件中的特殊地位，制造美国式的“高大全”完美英雄。美国英雄在娱乐中夹带着美国的价值观走向世界，在获取巨大商业价值的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政治效益。
时代呼唤“文人英雄”
中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近的影视文艺既是跨世纪又是创世纪，在“诸神复活”的英雄交响曲中狂飙突进。然而，文艺创作中还有另一种倾向，即把人的平庸化、琐碎化、鄙俗化当成人的真实状态。认为人是虚弱的，渺小的，他们在生活面前只能随波逐流，或者沉沦颓废。这一“几乎无事的悲剧”就是人的原生态。原生态艺术体现了以无深度、无中心、无历史、无审美、反英雄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特色。它真实地反映了人在剧烈的社会变动面前消极适应的一面。但这一面绝非人的全部。因为它放弃了对人的更为重要的一面——超越性的把握。人类的心灵深处，总有一种对自由、超越的向往之情，都需要一种超越精神，这一需要源于人性中对崇高的渴望。追慕英雄是人类的原欲。英雄文化实际上就是关于人的价值的理想尺度。所以，人类需要英雄，民族需要“英雄神话”，需要能够将普通人引向崇高感、英雄感的艺术。
“数英雄英雄无数，……说英雄谁是英雄”？谁能担负起塑造英雄、讲述神话、重构民族精神价值的重任呢？这就是卡莱尔所推崇的六类英雄人物之一的“文人英雄”。哲学家胡克在其著作《历史中的英雄》中也确认，现代社会中教育所树立的英雄的理想目标，应该是供养在思想的万神庙中的伟大人物，是具有崇高思想、社会眼光、科学成就与艺术才能的人物。因为正是这些人物来负责塑造公民的理想与社会态度。胡克所推重的英雄即是克莱尔所指的文人英雄。英雄文化哺育了文人英雄，文人英雄建构了英雄文化。文人英雄具有历史的前瞻的艺术洞察力，在文化失范的状态下建设文化，在反英雄的情势下塑造英雄，在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环境中宣扬高蹈的理想主义。他们是给人类带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是能够把人们引出“市侩的埃及”的摩西。正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竭力呼唤的“精神界之战士”，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文人英雄既有孔子、屈原、李白、鲁迅、曹禺等等，当然也应有金庸、张艺谋、李安等人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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