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炎以一曲《南浦·春水》，获得了“张春水”的美称，而作为这一作品本身，也一向被视为是诗人早期“寄情山水，流连风月”[1]的代表。但在不同的版本之间，这首词的面目并不一样。有的本子（下称“通行本”）这样写：
波暖绿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鱼没浪圆，流红去、翻笑东风难扫。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 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新绿乍生时，孤村路、犹记那回曾到。余情渺渺，茂林觞咏如今悄。前度刘郎归去后，溪上碧桃多少。
而另一些的本子（下称“别本”）中，它却这样写：
溪燕蹴游丝，漾粼粼、鸭绿光动晴晓。何处落红多，芳菲梦翻入嫩冥深藻。一番夜雨，一番吟老池塘草。寂历断桥人欲渡，还见柳阴舟小。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新绿乍生时，孤村路、犹忆那回曾到。伤觞事杳，茂林应是依然好。试问清流今在否？心碎浮萍多少。
在这两种版本之间，当年张惠言曾经认为：“前本似在宋作，此本（指“别本”）入元以后作。或晚年取少作改之，托意遂别”[2]。显然 ，在他看来，“春水”为张炎早期作品，这种说法也一向为词学家所接受。《南浦·春水》究竟是否作于宋亡之前？在两种版本之先后，又是否真像张惠言所说？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借助对这两首词艺术手法的比较，展开问题的分析。
词家论词，十分注重词的开头。强调起句“不宜泛写景，宜实不宜虚。便当笼罩全阕，它题挪移不得”[3]。作为同样是词论家的张炎也说过，填词须“思量头如何起，尾如何结，方始选韵，然后述曲”[4]，由此足见他对起句的重视。对于“春水”的起句来说，虽同样是波光、飞燕，可“别本”中的“溪燕”、“游丝”、“晴晓”写得泛泛，说它是江南水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未尝不可。而“通行本”就不同，虽说也是从波光、燕影落笔，可是，“苏堤”两字突出了作品所描绘的是南宋的都城杭州，这样一来便一下子就把作品笼罩在特定的气氛之中。
此后的两个层次中，作品由情入景，借助有情之人（作品主人公）感官、视觉，借助这眼中之景，抒发一己之深情。虽然两首词都是从对流水、落花的感触落笔，但相比之下，“别本”文字杂沓、平淡，却又显得有些费解：“芳菲梦”指的是什么？“嫩冥深藻”又是在指什么？诗人借此又想抒发点什么？一切令人摸不着头脑。而“通行本”，“鱼没浪圆”四个字已是珠润玉圆的天生好景语，“翻笑”两字，更分明见出主人公对吹落残红的春风的那一份不屑。这种“笑语歌哭”笔调，与宋亡后以“乐笑翁”自居的张炎风格笔调恰恰相吻。
此后，诗歌两种版本都有是借助人物的视觉，拉出了柳荫、孤舟的大远景。但相比之下，别本“断桥人欲渡”与“扁舟小”只给人以泛泛之感受（此处方才以“断桥”点明地点，相对说就不容易引起读者注意）。而通行本就不同，柳荫“撑出”扁舟静中见动，就显得细腻生动。它与对流红“翻笑”相呼应，更有一种说不出的况味。“荒桥断浦”画龙点睛，更与开头点明的杭州西湖形成一种呼应，顿时给人一种物是人非的世事沧桑之感，从而“醒明本旨”地点出此词非同寻常的内涵。作为南宋小朝庭的京城，西湖曾以纸醉金迷的“销金锅”而闻名于世，它的病态的繁华曾令人惊叹。可是，在张炎笔下，西湖竟变得如此地荒凉，这只能是在告诉人们：一切发生在宋亡之后！难怪当年 沈祖棻 女士也曾指出：“‘荒桥'两句，暗指荒凉，其宋都沦覆以后之作欤？”[5]
至于这里的“回首”、“梦中”云云，诗人又坠入到内心感受之中，这就使作品多出一个层次，从而形成了一种由情入景，再由景入情的多生波折，从而更令人生一唱而三叹之感，至于“别本”，只是由情入景两个层次，而前面一口气抒情，反而使作品令人感到费解。
两首词的下片一开始并无不同。从“和云流出空山”，到“洗尽花香不了”都是在写“春水”，以及由春水而发的感慨。到“新绿乍生时”“犹忆那回曾到”，则已进入叙事，即诗人对耿耿心头的那件往事的回忆。在这里“余情渺渺，茂林觞咏如今悄”，与“伤觞事杳，茂林应是依然好”，粗看意思相同，都是在用王羲之兰亭流觞的典故。但是如果结合“荒桥断浦”、结合诗人经历，以及当时曾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细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它实际上是在向人叙述一段悲怆的历史。原来，入元之后，绍兴的宋陵曾被元僧盗发，帝、后的骨殖竟与猪狗的骨头混杂，情况惨不忍睹。有一批遗民，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进行重新安葬。后来，他们又以结诗社、同题分咏的形式，以咏物为掩护，悲歌哀悼，寄托他们的哀思，并结集编成《乐府补题》。作为南宋名门的后代，张炎也参与了这种题咏，恰恰正是这一活动，才是“觞咏”真正含意所在，明白了这一点，那么“茂陵”的含义也清楚了，它是喻指那批遗民所偷偷建成的“帝陵”。一旦明白了此中的奥妙，那么，“别本”中那段“伤觞事杳，茂林应是依然好”的意思也清楚了，它显然是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对那段刻骨铭心往事的追怀，以及对帝陵的关心和祈祷。作品也因此在“余情渺渺”的追怀之外，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失落与悲痛，它所表现的内涵，也因此要比“别本”更加深沉。
由于所表现的情怀、感慨不尽相同，所以，词的结句也显示出了两者间的差异。“别本”在“试问清流在否”的发问中，更多地是表现了诗人对当年的那批志同道合的关切。“心碎浮萍”更多地抒发了由此而触发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这里还涉及到了另一个典故问题：“刘郎”、“碧桃”，最容易令人联想起的是刘禹锡的诗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6]。而将“春水”词视为是张炎早期作品，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此。其实，这里所谓的那个“归去”的“刘郎”，是喻指业已倾覆了的南宋小朝庭。从历史上看，南北朝时的刘裕曾于江南一隅建立过一个小朝庭，史称刘宋。而从文学修辞中的借代角度看，将刘裕所建立的刘宋王朝称之为“刘郎”，也未尝不可。至于中国历史上的刘宋、赵宋两个王朝，虽然姓氏不同，但国号却相同。舍其不同，取其相同地将“刘郎”比作南宋小王朝，正反映了作为遗民的张炎用心之良苦。值得指出的是，张炎不止一处将亡宋喻作是“玄都”观里的“刘郎”，在另一首《还京乐·送陈行之归吴》曲子中，诗人便以“休忘了玄都前度”，劝人不要忘记前朝。至于“溪上碧桃”，这里显然倒是用了刘禹锡诗意，借以讽刺那些降元的小人（对这种冷嘲热讽，在张炎词中更为常见）。所以，对于“通行本”来说，在“刘郎”“碧桃”的别出心裁的典故运用中，诗人在对先朝的缅怀、对遗民友人的怀念的同时，更流露出对降元小人的不屑与讥刺。这种含意，显然也是“别本”所缺乏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和前面的“翻笑东风”相呼应，无疑使“通行本”无论在作品的结构技巧，还是在主题的提炼上都要高出“别本”一筹。
从“春水”一词两种版本之间艺术表现手法差异的分析，借助对其中典故含义的发掘，我们发现，“通行本”无论是在艺术手法上，还是思想深度上，都有要比“别本”显得更成熟、凝炼。所以，在这两种版本之间，它们的问世先后，与传统说法恰恰相反。正确地说，应当是“别本”写成于前，“通行本”改定于后，而两者又全是作者在入元之后所作。关于这一看法，我们还可以从其它遗民词人的同题作品中找到旁证。比如，王沂孙就也有一首题为《南浦·春水》的词，而这首“故国之思甚深”[7]的曲子词，与张炎的“春水”词，在意境与思想感情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很可能是“同题觞咏”中同时所作。
注释：
[1]杨海明《张炎词研究》，齐鲁书社本，第79页。
[2]吴则虞校辑《山中白云词》卷一，中华书局本，第2页。
[3][4]《词源·乐府指迷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本，第55、13页。
[5]沈祖棻《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第169页。
[6]刘禹锡《戏赠看花诸君子》诗。
[7]周济语，广东人民出版社本《艺蘅馆词选》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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