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尚氏易学的特色及其对易学史的贡献
摘要：本文认为，本易理以诂易辞，由易辞以准易象，这是尚秉和先生注解《周易》的基本原则，也是他独辟蹊径所发明的注易新方法。依据此一原则和方法，尚先生一扫东汉以来易家注易迂曲立说、穿凿附会之风气，穷究易理，广搜易象，以易解易，以〖ｊｐ３〗易证易，其对《周易》经、传的诠释，“六通四辟，若合符契”。由此不仅纠正了千百年来易家注易的诸多流弊和错误，而且也牢固地确立了尚秉和先生在易学史上的大师地位。
关键词：尚秉和；易理；易辞；易象；象数；义理
interpreting the affiliated phrases by yi's principles and deciding yi's images by the affiliated phrases:
on characteristics of shang bing-he's yi learning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yi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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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shang's yi learning; principles dwelling in yi; affiliated phrases; images; image-number;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尚秉和，字节之，号滋溪老人、石烟道人。河北行唐人。生于１８７０年。卒于１９５０年。精通易学，是近代著名的易经大师。尚先生在其七十岁时所写《滋溪老人传》中，总结了自己的学易、治易过程。他说：“欲学易，先明筮，而古筮法皆亡，乃辑《周易古筮考》十卷。……象者，学易之本，而《左传》、《国语》为最古之易师，乃著《左传国语象筮》一卷。汉人说易，其重象与春秋人同，然象之不知者，浪用卦变或爻辰以当之。初不敢谓其非，心不能无疑也。”直到尚先生发现《焦氏易林》，读之而爱不释手。经过数年研索求证，在《易林》中发现了久已失传而与《周易》有关的内外卦象、互象、对象（伏象）、正反象（覆象）、半象、大象等一百二十余象的应用规律，终将心中疑团一一解开。“于是著《焦氏易林注》十六卷，《焦氏易诂》十二卷，以正二千年《周易》之误解。”
尚先生治易的主要成就最终凝结在他的易注二十二卷中，此书名曰《周易尚氏学》。对此，尚先生解释道：“以其与先儒旧说十七八不同，而又不敢自匿其非也，因名曰《周易尚氏学》。”
二千年来注解《周易》的书，几乎难以计数。其中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总有几十家乃至上百家之多。尚先生在其为黄寿祺所著《易学群书评议》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道：“最多者《易》解，总《五经》之注，不如《易》一经之多。最难者《易》解。”正因为其难解，所以历代注《易》者，即便是皓首穷经，仍难免对其多有误解，对于其中原因，尚先生分析说：“易理至明也,而说者多误。说何以误,厥有二因。一因易理之失传。……有此一因，于是易解之误者，十而四五。其次则象学失传。……加此一因，于是易解之误者，十而七八矣。”［１］（自序）那么，面对前人如此之多的误解，尚先生的易学研究工作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呢？尚先生说：“易象固在也，易理固存也。本易理以诂易辞，如磁铁之吸引；由易辞以准易象，如轨凿之相投，故不诬也。”［１］（自序）
本易理以诂易辞，由易辞以准易象，这即是尚秉和先生注解《周易》的基本原则，也是他独辟蹊径所发明的注易新方法。依据此一原则和方法，尚先生穷究易理，广搜易象，其对《周易》经、传的诠释，往往“六通四辟，若合符契。”［１］（于省吾序）由此不仅纠正了千百年来易注的诸多流弊和错误，而且牢固地确立了尚秉和先生在易学史上的大师地位。本文拟结合前人易注，对尚秉和先生的注易特点进行分析研究，以凸显尚氏易学的特色及其对古老易学的独特贡献。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斧正。
一
《庄子》曰：“易以道阴阳。”尚秉和先生认为，历代说易者，之所以对易多有误解，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不明易理，亦即不明周易所言之“阴阳之理”。易理不明，则对《周易》经辞、传文的解释就难免牵强附会甚至错误百出。
其实，关于易理，尚秉和先生的老师吴挚父先生在其《易说》中已有所发明，对此，尚先生在《周易尚氏学·说例》中有清楚的说明：“吴挚父先生《易说》，于《大畜》云：‘凡阳之行，遇阴则通，遇阳则阻。故初二皆不进，而三利往。’于《节》云：‘易以阳在前为塞，阴在前为通。初之不出，以九二在前，二则可出而不出，故有失时之凶。’”尚先生接着说道：“此实全易之精髓，为二千年所未发。愚于易理粗有所入，实以此数语为之阶。”
尚先生以其师说为基础，对于易理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并形成了比其师说更加系统完整的见解。尚先生认为，总的来说，易理无不相通，“阴阳之理，同性相敌，异性相感”是也。具体说来，“同性相敌，异性相感”之理则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阳应阳阴应阴，阴遇阴阳遇阳，阳比阳阴比阴，皆为敌，为不相应与。尚先生认为，因周易有此一理，所以凡易辞所谓“得敌”、“敌应”、“敌刚”、“有厉”、“征凶”、“往吝”、“往不胜”、“其行次且”等等，皆能得到确解。
《艮》传云：“上下敌应，不相与也。”尚先生注曰：“六爻无应予，故曰敌应。阴阳相遇为朋为类，若阳遇阳，阴遇阴，则皆为敌。”［１］（第２３６页）《中孚》六三爻辞：“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尚先生同意子夏传和荀爽对“得敌”的注解。子夏传：“三与四为敌，故曰得敌。”荀爽曰：“三四俱阴，故称敌也。”《同人》九三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尚先生注曰：“敌刚即阳遇阳。”《大畜》初九爻辞：“有厉。利己。”尚先生注曰：“厉危也。已止也。初有应，似利往，然二三皆阳，遇敌，故曰有厉。初勿用，故利己。言往应四则有灾也。旧解皆不知有厉之故在二三，于是虞氏命二变成坎，四在坎体，以取灾象。经义之晦，至于如此，真可叹也。”［１］（第１３２页）《大壮》初九爻辞：“壮于趾。征凶。”尚先生注曰：“初应在四，四震为趾，乃四亦阳，初失应。故壮于趾，言趾有所阻格也。又二三亦阳，阳遇阳则窒，故征凶。”《夬》初九曰：“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尚先生注曰：“初震爻，震足故曰趾。震动故曰前趾。壮，伤也。阳遇阳得敌，故伤于前趾。”又曰：“前有重阳，所遇皆敌，不胜必矣。明知不胜而往，宜其有咎。”
第二，阴阳相应相与，则必相求而为朋友为类。阴遇阴，阳遇阳，既为敌而不相与，则不能为朋友为类。运用此一原理，尚先生对于“得朋”、“丧朋”、“得其友”、“行失类”等聚讼纷纭的易辞提供了较前人更为通达、一贯的注解。
《复》曰：“朋来无咎。”尚先生注曰：“阴以阳为朋。剥穷上反下故曰朋来。阳遇阴故无咎。”又曰：“阴阳相遇为朋。自此象失传，皆用卦变，俟阳息至二成兑，二阳为朋，虞氏之说讹误至今。”《损》六三爻辞：“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尚先生注曰：“乾为人。泰三阳原为三人。今成兑，损一人矣。损三以益上，上乘重阴，阳以阴为友，故曰一人行则得其友。友谓四五。旧解以下应兑为友。”又曰：“三阳上行则成否，否上九为四五所阻格，所谓敌也。敌则相疑相忌，而不相友矣。释得友之故也。易于阴阳相遇为朋友之故，言之可谓明白矣。乃自荀虞以来，以兑二阳艮二阴为朋友，相承至今。岂知阳遇阳阴遇阴，艮谓之敌应，中孚谓之得敌哉。”［１］（第１９５页）《颐》六二曰：“行失类也。”尚先生注曰：“今六二不遇阳，故曰失类，象义如此明白，乃二千年易家，皆以阴遇阴为类。于是文言之各从其类，坤彖传之乃与类行，系辞之方以类聚，及此皆失解，与朋友同。”《坤》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尚先生认为，由于不明“朋”、“类”所含之易理，使得千古易家对此处“得朋”、“丧朋”之注解，大多支离穿凿，不得其真解。尚先生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旧解以朋字类字失诂，故鲜得解者。马融荀爽以阴遇阴为朋。虞翻谓之失之甚矣，乃用参同契。月三日出庚，震象。八日见丁方，兑象。兑二阳为朋，庚西丁南，故曰西南得朋。三十日坤象，月灭乙癸，癸北乙东，故曰东北丧朋。苦心搜索以求朋象，岂知兑之为朋，以阴遇阳，非以二阳。……然则虞说与马荀背易理等耳，然支离穿凿，则过于马荀矣。复曰朋来无咎，蹇九五曰大蹇朋来，解九四曰朋至斯孚，皆以阴得阳为朋。而坤逆行，消息卦自西而南阳日增，自东而北阳递减。增则得朋，减则丧朋。”［１］（第３１页）
第三，阳遇重阴，阴遇重阳而当位者，则“往吉”、“征吉”、“利涉”、“利往”、“上合志”。阳爻下乘重阴者亦多吉，与前临重阴同。
《无妄》初九爻辞：“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尚先生注曰：“阳遇阴则通，故往吉。”“得志谓往遇二阴也。大畜九三云，上合志。涣九三云，得愿。上皆无应，皆以前遇二阴。虞翻不知此为易不刊之定理，命四爻变阴，初得应释得志。清儒从之，讹误至今。”［１］（第１２９页）《大畜》九三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尚先生注曰：“三遇重阴，阳遇阴则通，故曰上合志。上谓四五。此与升初六之上合志同。初六之上谓二三。阴遇阳则通。与阳遇阴同也。虞翻谓上为上爻，故易本一失，说无不误。”［１］（第１３３页）《大畜》上九曰：“由颐，厉吉。利涉大川。”尚先生注曰：“由自得也。义详豫九四。九四下乘重阴，故曰由豫。此亦下乘重阴，故曰由颐。……坤为大川，阳遇阴则通，故利涉大川。”
总之，尚先生认为，只有“本易理以诂易辞”，易辞之言吉言凶之故才能得到确解，否则便必至背理离经，谬说流传。
二
《周易·系辞传》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尚先生解释道：“古圣人仰观俯察，象万物万事而画卦。是卦者象也。故韩宣子适鲁，不曰见《周易》，而曰见《易象》，诚以象者易之本。伏羲既画卦以象万物，文王遂观象而系辞。是易辞皆由象生。象而吉则辞吉，象而凶则辞凶。辞有吉凶，皆象之所命。圣人明之而已。”［１］（第２８８页）正因为如此，所以尚先生认为，注《易》者应“首释卦爻辞之从何象而生。辞与象之关系既明，再按象以求其或吉或凶之故，还易辞之本来。”（说例，第一页。）然而，反观西汉象学失传以来之《易》注，在尚先生看来，由王弼“扫象不谈”，至宋儒“空演义理”，其错谬自不待言。即便是重视易象的汉代诸儒（荀爽、虞翻等），以及崇尚汉易的清代诸易学大家（惠氏父子、焦循等），由于不明《说卦》所叙之易象，“只说其纲领”，因此远远不能涵盖易卦中各种各样的象，于是主易象以解经者，每每见易经所用之象与《说卦》不合，则以“卦变”、“爻变”为释，“至求象不得，亦使卦再三变以成其象”，其说“虚伪支离”，使人难以信服。
尚先生认为，《说卦》乃自古相传之卦象，至《周易》，则文王所演易象益广益精，因此，易经所用象不尽与说卦同，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象虞翻等人那样“必执其说卦以解经”，那么势必时常陷入易象不明，经义难解的困难境地。如果强不知以为知而立说，则必至错谬百出。然而，问题在于，至汉末，韩宣子所谓易象者，颇多失传，人们又如何能够求得《说卦》之处那“益广益精”的易象呢？这正是尚秉和先生所要解决的难题。为此，尚先生钻研《焦氏易林》十余年，初见《易林》所用之象，与汉魏人多不同，初不能通其义，后经多年研索、推勘，才断定“非《易林》之异于汉魏人，乃汉魏人之误解易。”最终尚先生在《焦氏易林》中不仅搜求到了久已失传的许多易象，还总结出了《易林》用象的规律，而且将其“验之于《左传》、《国语》的占象而合，验之于《逸周书·时训》得准象而合，验之于《周易》的卦象也都基本上相合。”［１］（于省吾序）
尚秉和先生运用其在《易林》、《左传》、《国语》中所发现的各种逸象，以及证之于《周易》而皆合的伏象、覆象、应爻取象等用象规律注解《周易》，解决了许多旧所不解的易象问题，并由此对许多扑朔迷离的易辞提供了较前人更为简约、通达的解说。
第一，乾为日、为虎，坤为水、为云、为风，以及兑为月，艮为夫，震为輹、为虚等等逸象的运用。《乾》九三爻辞曰“君子终日乾乾”，虞翻注曰：“谓阳息至三，二变成离，离为‘日’，坤为‘夕’”。荀爽曰：“‘日’以喻君，谓三居下体之终而为之君。”尚先生认为，虞、荀作为一代大儒，其注解之所以如此曲折，皆因乾日象失传之故。相比之下，尚先生的注文，的确要简练畅达得多。尚先生说：“乾为君子，为大明，故为日。《晋》‘顺而丽乎大明’，大明谓离日也。故乾亦为日。《易林》《困》之《泰》云：‘阴云四方，日在中央。’以《泰》上坤为云，下乾为日也。又《蹇》之《咸》云：‘日月并居。’以《咸》上兑为月，互乾为日。……三居下体之终，故曰终日，曰夕。”［１］（第１６页）《乾》文言九五曰：“云从龙。风从虎。”历来注家对此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荀爽曰：“‘龙’喻王者，谓《乾》二之《坤》五为坎也。‘虎’喻国君，谓《坤》五之《乾》二，为巽而从三也。”虞翻曰：“乾为龙，云生天，故‘从龙’也。坤为虎，风生地，故‘从虎’也。”尚先生则举《易林》以证明坤为云、为风，乾为龙、为虎。他说：“坤为云，《易林》《困》之《泰》云：‘阴云四方’。又《未既》之《升》云：‘云兴蔽日’。皆以泰升上坤为云。乾为龙，故曰云从龙。坤为风。《易林》《讼》之《剥》云：‘烈风雨雪’。《大壮》之《剥》云：‘乘 风驾雨’。皆以剥下坤为风。……乾为虎，故曰风从虎。风云者阴，龙虎者阳，言阴必从阳也。乾虎之象，《易林》《师》之《乾》云：‘三姦成虎’。《小畜》之《乾》云：‘东遇虎蛇’。皆以乾为虎。此象昔儒无知者。”［１］（第２４页）另外，《履》卦之“履虎尾”，《革》九五之“大人虎变”，皆以乾为虎。虞翻以坤为虎，宋衷以兑为虎，迂曲立说，尚先生认为皆不足信。
《周易》六十四卦言“利涉大川”之处颇多，尚先生认为，昔儒旧解多不相应，其原因就在于坤水之象失传。尚先生以坤水之象注解《需》之“利涉大川”曰：“坤为水，为大川。《易林》《贲》之《损》云：‘龙蛇所聚，大水来处。’以损互震为龙蛇，互坤为水。又《师》之《复》：‘渊泉隄防，水道利通。’亦以复坤为泉为水。此外《九家》，说《蛊》之‘利涉大川’云：‘此卦乾天有河，坤地有水，二爻升降，出入乾坤，利涉大川也。’亦以坤为大川。利涉谓五，言五居坤中，孚于上下而利也。……自坤水象失传，不知五所涉者为坤水，为大川，必以坎为大川。于是易之利涉大川无一得解者。”［１］（第５０页）
《小畜》上九曰：“月几望”。尚先生注曰：“自兑月象失传，小畜归妹中孚之月几望，旧解皆以坎为月，岂知易之言月，十九皆为兑。《说卦》象，与经所用象，不尽同也。《易林》《复》之《临》云：‘月出平地’。以临上坤为地，下兑为月也。又《家人》之《小畜》云：‘杲杲白日，为月所食。’以小畜互离为日，兑为月。兑月侵入离体之半，故曰为月所食。”［１］（第７０页）
《蒙》六三曰：“见金夫”。虞翻只知以震为夫。故曰：“‘金夫’谓二。”尚先生注曰：“人徒知震有夫象，不知三男皆为夫。比曰“‘后夫凶’，以艮为夫也。《易林》《复》之《剥》云：‘夫亡从军’。以剥上艮为夫也。三与上艮应，故曰见金夫。”［１］（第４８页）《随》六二曰：“系小子，失丈夫。”尚先生注曰：“初震为小子，四艮为丈夫。二近初，故系小子。为六三所隔，不能承四，故失丈夫。……盖以二人言，初生者长，后生者少，故《说卦》以震为长子，艮为少子。而以一人言，则初少上老，故经以震为小子，艮为丈夫。”［１］（第９９页）
《小畜》九三曰：“舆说”。尚先生注曰：“伏坤为舆，伏震为。者舆所恃以行，乃舆在内而在外，则舆脱矣。”［１］（第６９页）另外，《大畜》九二之“舆说”，《大壮》九四之“壮于大舆之”，皆以震为。因为震象失传，虞翻改“”为“腹”，以坤为舆、为腹，用卦变求得坤象以立说。似乎不如尚先生的解释简单明了。《归妹》上六曰：“女承筐无实”。尚先生注曰：“下兑为女，震为筐，女在下，筐在上，故曰女承筐。乃上不应三，故无实。震为虚，亦无实也。……震虚象失传，虞翻用卦变成坤，取虚象。岂知震为苍筤竹为苇，皆取其中虚。况象传曰虚筐，亦以震为虚。”［１］（第２４７页）尚先生所搜求到的逸象还有很多，如艮为龟、为牛、为火、为明，坤为心、为疾，震为君等等，对尚氏易学有兴趣者，可直接阅读尚秉和先生的《焦氏易诂》。
第二，覆象，伏象，以及应爻取象等规律的运用。尚秉和先生将《左传》、《国语》、《焦氏易林》与《周易》相互参验，发现正覆象并用乃圣人观象系辞之恒例，由此凡易辞之“小有言”，“有言不信”，“闻言不信”，“婚媾有言”皆得解。《困》曰：“有言不信”。尚先生注曰：“兑口为言，三至上正反兑，所向不同，故有言不信。此其义始见于《左传》。《左传·昭五年》《明夷》之《谦》曰：‘于人为言，败言为谗。’谓谦上震为人为言，下艮为反震，故曰败言。是以正反震为谗。《易林》承其义，于《困》之《讼》云：‘心与言反’，正释此语也。《坤》之《离》云：‘齐鲁争言’，离二至五正反兑，故曰争言。争言即不信。”［１］（第２１５页）《震》上六曰：“婚媾有言”。尚先生认为，自覆象失传，此句旧解，二千年无一当者。他解释道：“卦二至上正反震，故有言。有言者争讼，与困之三至上正反兑有言不信同也。”［１］（第２３５页）《中孚》九二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尚先生注曰：“震为鹤，为鸣，为子。阴，山阴。二至五正反震。下震鹤，鸣于山阴。三至五震反，如声回答，若相和然。故曰其子和之。其子为覆震。”［１］（第２６９页）《随》初九曰：“官有渝”。尚先生训“官”为“馆”，曰：“艮为馆，下卦艮覆，故曰馆有渝。渝变也。初至四为正覆艮，象覆即于覆取义，易通例也。自覆象失传，渝之故旧解皆不能说其所以然。”［１］（第９９页）
《履》六三曰：“武人为于大君”。虞翻曰：“乾象在上为‘武人’，三失位，变而得正成乾，故曰：‘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尚先生认为，由于震武之象失传，于是“《履》六三之武人，巽初六之武人，皆不得其象，而解遂晦矣。岂知《履》六三之武人，以伏震也。震为人、为武、为大君。象曰：‘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言三欲承阳也。象则用伏震也。易辞正象与伏象并用者多矣。”（尚秉和：《左传国语易象释》）《大有》六五爻辞：“厥孚交如”。其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尚先生注曰：“五孚于诸阳，得行其志，孚即信，故曰信以发志。伏坎为信为志也。”［１］（第９０页）
《豫》初六：“鸣豫。凶。”尚先生注曰：“初应四，四震为鸣，故曰鸣豫。爻在此而象在应。如蒙三之‘金夫’，泰二之‘包荒冯河’，及此为易之通例。”《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尚先生注曰：“此与《师》六五义同也。辞在五而象全在应。初应在四，四体震，震为飞为翼，坤为下，故曰垂其翼。”［１］（第１７１页）
总之，尚先生认为“易辞皆观象而系”，所以尚先生注易，重在以象释易。他不仅重视《说卦》所取之象，而且从《左传》、《国语》、《逸周书》及《易林》中搜求逸象，用以解释《周易》，从而解决了前人不解或误解的数不胜数的易象问题。
作为一代易学大师，尚秉和先生认为，他的尚氏易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以易解易”，“以易证易”。他说：“我说无一创也，以我之说，仍以《周易》所言之理，推而证说者之误。俾卦爻辞复其本有之易理也。其先儒旧说，与易理合者，如许慎荀爽九家之诂‘龙战’，如子夏传荀爽之诂‘得敌’，靡不因也。其与易理盭者，虽千百人皆如此言，而必反之。如虞翻以阳遇阳为朋，阴遇阴为类等是也。至于卦象之误者，非我能创造新象，仍《周易》原有之象，说者失之，今证以《左传》、《国语》、《周公时训》与《卦气图》，证以《焦氏易林》、《郭璞洞林》，回还互证而得其象也。及其既得而求其本，仍在《周易》。”［１］（自序）尚先生认为，“解经惟求其是而已，无所谓派别”。因此，尚先生之所以坚决反对王弼“扫象不谈”及宋儒“空演义理”，并非出于那家那派之门户之见，而完全是因为在他看来脱离“象数”而空说“义理”，便从根本上违背了由《系辞》所揭出的“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的周易基本原则。他说：“自王弼扫象，以野文说易，兴于唐而大盛于宋，风气所播，观象系辞之义，至是遂亡。”至于尚秉和先生攻击虞翻、郑玄、惠栋、焦循等人之易说“虚伪支离”，则是因为在他看来虞翻等人虽重在以象数说易，然虞翻“浪用卦变”、郑玄“杂以爻辰”皆于《易》无所根据。他说：“凡春秋人说《易》，无一字不根于象，汉人亦然。……东汉儒者，知说《易》不能离象也，于象之知者说之，其不知者，则当敬阙其疑。乃虞翻浪用卦变，郑玄杂以爻辰，……其以荀虞为宗者，号为汉易，以别于野文家，极力复古，惟其所宗，适当易象失传之后，于象之不知者，仍用卦变爻变，奉虞氏遗法为天经地义。于是焦循变本加厉，于象之不知，义之不能通者，以一卦变为六十四，以求其解。其弊遂与谈空者等。”［１］（说例）
二千年易学，实以王弼为一大转折，自此以往，凡以辅嗣为宗者，所谓义理之学也，而以象数为说易之根本者，则称为象数学派。就治易的根本原则而论，尚先生应被称为象数易派，然而对于以荀、虞为宗的象数之学，尚先生的批评言辞尤为激烈。笔者以为，非尚先生故为高论。的确，二千年之易学发展史，走过了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如果我们把史称“十翼”的《易传》作为对《周易》最早的注解，我们不难发现那时易注的最大特点就是“以易注易”、“易知易从”。西汉时，丁宽尚能“作《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谊”（《汉书·儒林传·丁宽传》）；及至东汉，易家注易则愈说愈繁，由“训诂举大谊”三万言，附会成字说三万言，“如干分枝，枝又分枝，枝叶繁滋，浸失其本”（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语）。尤其是虞翻，以“卦变”为说，演义卦象，为求所需之象，强命爻变，其说虽以象数易为正统，但其卦变之法不但于经无据，而且变无一定之规，时常给人以随心所欲、穿凿附会之感。尚氏易学以“振兹绝学”为使命，一扫东汉以来易家注易迂曲立说、穿凿附会之风气，首倡“本易理以诂易辞”、“由易辞以准易象”的易学研究新思路，其对于古老易学的贡献，是不容忽视和抹煞的。与尚秉和先生同时代的王晋卿先生称尚氏易学“将二千年来儒者之盲词呓说，一一驳倒，使西汉易学复明于世。孟子所谓其功不在禹下。”［１］（附录·滋溪老人传，第３６１页）当代大儒熊十力先生则说：“其以《易林》与《易》，并《左传》等互证，而破斥东汉以来群儒误解。皆饶有义据，不为妄说。盖自西汉以后，谈易象者，果未有斯人。”［２］
参考文献：
［1］尚秉和．周易尚氏学［m］.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２］熊十力．略评尚易 ［ｎ］.北平晨报，１９３５０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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