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众所周知，“班昭（曹大家）（？）、蔡琰（文姬）（？）、李清照（易安居士）（1084–1155？）”三者均为中国历史上才华富艳冠绝一时的独特女子。三人俱因特殊的生命实践与时势主客观条件的造就，融冶焠炼其不足为外人道却哀乐入心的深刻体验。而其中血泪交织动人尤甚者，笔者以为非蔡文姬莫属。蔡文姬与曹大家，二者虽皆识见深隽各擅胜场，但蔡文姬半生流离问天无语，较之曹大家，蔡文姬匮阙其终生安稳的风平浪静；而与易安居士相较，蔡文姬前无亦师亦友的良人在侧、后无亲朋旧知的慰怀，其凄冷可想而知！
吾人据《后汉书·列女传》所载的五言体与赋体的悲愤诗条陈缕析，愈觉其生命乖舛实是非言可喻。而历代文人为其幽微演绎者繁不胜数，笔者从中细览，发现绝大多数只纯粹着眼抒论其斑斑血泪的蹇厄，亦即究竟其整体文学表现及其生命悲剧遭逢。虽然就鉴赏者的评论角度而言，大体无可厚非。然而此处却有一大症结点被简约带过，甚而只字不提。即是作者本身“文姬别子”何以竟能毅然割舍的所在缘由。此事其间起心动念的意绪转折，乍看之下似乎无关紧要。然若以历史观点细察，将会发现这一事件在《悲愤诗》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起承作用。何以吾人为此言，其因即在于：“文姬别子”所上承的是文本作者一十二载边荒胡风的流离异邦；接续的，即为归乡后触目尽非故物之叹！加诸何以蔡琰竟能遽舍亲子回归汉地，她个人是缘于怎样的考量，其背后让她做出非如此不可的主要成因究竟是怎么被组构而成的？凡此总总，均在吾人析探之列。
二、张修蓉先生对“文姬别子”的见解
笔者在考察《悲愤诗》的过程，发现绝大部分文字的诠释关注面向均为义理模糊的文学角度，历代评析《悲愤诗》其抒怀弥彰处亦多对“别子”的因由视而不见。唯有近人张修蓉先生著作的《汉唐贵族与才女诗歌研究》一书，完整搜罗《悲愤诗》历代各家考评，亦着墨甚深篇幅演绎“文姬别子”所以顺理成章的因素。笔者细审其立论后，在此归结张修蓉先生的主要论证。
张修蓉先生在论断蔡文姬舍子归汉的思量处境，其持论的观点乃在于“孝亲”观念在汉代的高度体现！
归乡与“父母团聚”重享天伦是她日夜魂萦梦牵的最大愿望，……（页36）
……“返乡”的念头，渴望父母的孝思毕竟胜过了“儿子”……（页37）
为了朝夕思念的父母，她终于抛下亲生儿子，……（页37）
由以上举例我们可以发现，张修蓉先生以“孝亲”一事作为“文姬别子”的最大因由所在。且为强化“重孝”说，又以其父蔡邕（132–192）与历汉诸帝的庙号皆涵摄“孝”字为辅助论证。
案：蔡邕以孝笃名，这种家风当然影响了蔡文姬，何况汉代以“孝”立国，每位皇帝之封号都冠一“孝”字。
而以上二例确实事出有据。我们在《后汉书·蔡邕列传》可检索到相关载记：
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未尝解衣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页1980）
张修蓉先生立论所据即是根源于此。而遍览《后汉书》诸帝纪，亦如其所言，其封号皆冠以“孝”字，如其时“孝献帝”即其一也。附带一提的是张修蓉先生以“时间点”为立论所凭，以此论断当曹操（155–220）以重金欲赎回蔡琰时，其使者并未告及蔡琰“亲殁”一事，故蔡琰在思亲心切下，宁舍子而返乡。其原文兹摘要简录于下：
琰之被掳，事在初平年间，而非兴平年间。（页40）
从此一往十二年，她始终不知父母已亡。（页40）
曹操以重金赎蔡文姬回乡，显然事先未让其知悉父母已亡。（页37）
由此三端，即可串联张修蓉先生圆说论述的始末。其例证之一，所谓蔡琰被掳一事，“当在初平年间，而非兴平年间”。即因《后汉书》指陈其事为：“兴平中，天下丧乱”。而此处“‘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之说法，当可从。”而“初平”年号方为正朔定解。之所以需重新确认事件年代，乃因亘古迄今对此事质疑相询者多不胜数。如宋人苏东坡及便曾言及此惑：
《苕溪渔隐丛话前编》引东坡之言曰：“又琰之流离，为在父殁之后。董卓既诛，伯喈乃遇祸；今此诗乃云为董卓驱掳入胡，尤知其非真也。”
因此张修蓉先生在此举出与东坡先生同时之人蔡宽夫援证己见：
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诛之后……（页40）
即蔡邕被诛于初平三年，故张修蓉先生认定蔡琰被掳时日应为“初平二年”（即公元192年），而其间又历经三年流离，即于“兴平二年”（即公元195年）方才暂落胡地。故其笔端的“感时念父母”便更言之成理。综合上述所言吾人即可明白，张修蓉先生于诠释别子因由时，为何以“孝亲”为最大归依。
概括上述所说可知张修蓉先生的立论根据虽其来有自。然细审其论证，却有“以文诠史”之偏，且局限一隅匮乏周览之全。盖文史哲三领域虽有同体异用之别；然不论是何抒议皆应具备清晰的史观，否则，试问将何以周解繁多史实背后的历史背景、社会因素、时代意识、及事件结果的脉络。因此，吾人将秉持史学观点照鉴“文姬别子”的始末来由。且不拘泥于人物的示现场域。亦即扩大检视范围：如曹操其人金赎蔡琰的用意与目地、蔡琰寡欢胡地的左证论析、与此一事件究竟突显出怎样纷错的人事交集。故吾人将于下段章节就此质疑罗列提问。
三、归纳“无奈弃子”的根本原因
吾人在此章节将以《后汉书·列女传》的文本为经纬，据此言述何以笔者将由“政治权谋”观点，解析蔡琰身不由己“无奈弃子”的作为。〈列女传·蔡琰〉文本共分三段章节。首段起兴即简赅的交待了蔡琰得以归汉的因缘所在：
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页2800）
故后世所据以解读文姬得以归汉，即为“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亦是起因于此，故世人皆以曹操的“念旧”作为文姬得以归汉的惟一解释。然而，实情是否真是如此？其实有诸多疑处可堪质问。首先观诸曹操个性，由《三国志·武帝纪第一》可得：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
所谓的“机警，有权术”，即为曹操一生言语行举的写照。且既然曹操“素与邕善”，则何以自蔡邕诛没后十余载，方才思忆起故友之女徐行赎归，故其赎归的出发点绝非“痛其无嗣”如此单纯。吾人由《列女传·蔡琰》中段以后叙述可窥其矛盾：
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操谓宾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及文姬进，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改容。操曰：“诚实相矜，然文状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时且寒，赐以头巾履袜。（页2801）
蔡琰返乡后“重嫁于祀”，董祀即为蔡琰再醮之夫，两人均为同郡陈留人。及祀犯法当死，蔡琰请见曹操一事便透露出诸多先前赎归动机的可议。由“文姬诣曹操而请之”文句可明白，“诣……而请之”所具言的即为在语宾客前蔡琰即多次欲与曹操谋会，然却不得其门而入。因此蔡琰迫不得已选择公开场合陈研其志（所谓迫不得已，乃指汉代名门贵族阶层之妇女有严谨男女之别），其志则欲诣请曹操请赦免董祀的死罪。
试想，曹操既然有心照料故人之女，又何以会将蔡琰婚配于“近于刑”的董祀。再者，姑且不论董祀犯罪行为是如何致之，既然蔡琰着急欲与曹操晤会，又何以“文状已去”，曹操仍不愿广开善门与其一见？蔡琰于“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之刻求见亦非刻意为之，此亦不得已！她亦明白“文状已去”，若再不把握时间，恐怕董祀性命不保。故由曹操语宾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即可明白彼时曹操意愿的勉强与不得不然。毕竟对曹操而言，蔡琰的举措唐突且出乎意外，遂致曹操心生不快。至“文姬进”，由“蓬首徒行”四字已足堪概括董祀“犯法当死”所带给蔡琰的身心折磨。至其“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更是将其神态的苦凄无奈跃然纸上。
故而“众皆为改容”，即具象了彼时气氛的凝聚张力。可以想见当时众人的目光必是由蔡琰身上移转至曹操凝听的面容，众宾客们必定急欲明白曹操将如何表态：
操曰：“诚实相矜，然文状已去，奈何！”
曹操至此才略为松口，但仍看得出其宽宥董祀之心甚为单薄。蔡琰随即又进言道：
文姬曰：“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
至此想必曹操已骑虎难下，“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然而此处亦存一疑：若董祀其过轻微，则原本“犯法当死”却因一人之故再获重生，而如此重过轻判如何杜悠悠众口；而若董祀本罪不至死，却判其犯法当死，则其根据又何在？故曹操的暂作沉吟，无非在于计较思量自己若行宽宥之举，则对己身有何损益利弊。凡此种种皆将文字表象下的曲折心绪表露无遗。然曹操机心之重亦非只此一端，续文言道：
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余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有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页2801）
由上述对话观之，所谓操“因问曰”的“因”字，颇可耐人寻味。盖其言说的场域，顺上下文脉络审视，尚属前文“文姬救夫”范畴，故其“因问曰”之“因”，假如不是曹操趁蔡琰因情势前来的地利之便而问之；则是存心考较却于无意中显其气度之隘，只因曹操前愠犹在。而蔡琰所言：“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便愈显前述“大众陈言”的无奈委曲。文末的“缮书送之，文无遗误”更是将曹操存心考较的用意彰显无遗。试问，若原典真已散佚，则从何知悉文句脱落所在；若原典仍存，则曹操仍责命缮写，其考较用意则不言可喻。再试问：以曹操如此为德不卒，真能痛心蔡邕无嗣？因此曹操赎归蔡琰，其目的乃在于政治权谋的考量，因彼时乘势初起，故与董卓一般“亟于名而借贤者以动天下，盖汲汲焉”。且距蔡邕之逝尚不及十载（即邕诛于初平三年，公元193年，操于建安八年，公元203年赎归蔡琰），蔡邕虽曾侍董卓，但经其所救的儒士其数甚伙：
诚以卓能矫宦官之恶，而庶几为知己也。
卓大怒，将杀植，蔡邕为之请。
且邕之将刑，为其奔波营救者斯亦众矣！
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
故由此亦可知曹操赎文姬时所考量的，乃是蔡邕其虽经人事十载，却仍存德泽余温的声名清望。故而曹操以此为养其仁义声名的手段亦不足怪矣！且由《列女传》相关有限载记亦可明白，若曹操真“素与邕善”，则何以他与蔡琰之间的互动如此淡漠索然，更遑论将杀其夫却无以言告，今若以良善本心度测曹操赎归蔡琰的用意，亦谬误矣。是以曹操为将蔡邕政治上的剩余价值彻底利用遂行赎归之举！他的私心所肇致的却是蔡琰与其所出“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的断肠分离。
四、由“本质易染”论述蔡琰的无穷哀叹
蔡琰别子的外部缘由，即为上段章节论述的举证。而吾人将于此章节由蔡琰的天赋本质与其泣血作品《悲愤诗》，作其何以“怀忧终年岁”的探究论述。蔡琰以名门之后守礼谨严的一介女流，被徙掳异域长达十数载，其间始终对异邦生活难以适应，如其五言体《悲愤诗》的示现意绪：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礼。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吹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
由上述“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礼”二言，便可见蔡琰以此简笔高度浓缩非我族类的格格不入。且此人事扞格于赋体《悲愤诗》，演绎的更为真实刻骨：
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离兮状窈停，……心吐思兮匈愤盈，欲舒气兮恐彼惊。
蔡琰的积郁块垒实有以致之。从广义而言，汉民族本具安土重迁之不移习性，但总因诸般无可逆料的客观变数而摧残支离。观乎有汉一朝，上至尊荣的皇亲贵戚，亦不乏有公主身肩“为国安而和亲”的无奈遭遇。其中亦有诗作衍绎心声者，即属汉武帝时刘细君《乌孙公主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常思汉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同为汉世女子，后起蹈旧的蔡琰必然曾耳闻目睹相关的巷议街谭与文史记录。对照两者同异处，吾人发现二者远适均为不甘之迫，而对异乡生活种种的不习惯，与“欲言不敢语”的戒慎恐惧，更是渐层晕染痛苦的鲜明对映。故若以此二诗为参酌标的，则更可厚积研究者对《悲愤诗》时代背景的了解，与蔡琰个人悲愤满怀的体会。且由此观之，若非蔡琰尚有二子可供其分心解颐，（所谓的“阿母常仁恻”即是叙其情笃），则蔡琰恐怕早已郁逝异乡。故曹操欲赎归蔡琰前，必然与左贤王达成某种程度的政治交易，而蔡琰即为其中可堪哀之的交易物品。再从蔡琰可由“重金赎归”的言语，亦不难明白她与左贤王之间感情存有的状态。是故，在两相逼迫下，蔡琰才不得不弃子归汉。
而张修蓉先生所持论：“曹操以重金欲赎回蔡琰时，其使者并未告及蔡琰亲殁一事，故蔡琰在思亲心切下，宁舍子而返乡。”吾人以为此说犹有未竟。以当时胡汉互动的频繁，加诸蔡邕系乃海内大儒，其殁绝非无闻于世；加诸蔡琰心思的敏锐程度，虽滞居异邦十数载，真有可能不曾与闻亲殁之事？且张修蓉先生又言：由“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可知蔡琰仍以为父母尚存，故因思亲而别子。笔者以为此处尚可深思。盖从“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至“邂逅昔时愿，骨肉来迎己”的时间推进计算便长达十余年（即劫掳琰于初平二年，公元193年，操于建安八年，公元203年赎归蔡琰），故又焉知其殷念父母非入胡之初，且“念”之一物，有生之悬念与逝之哀念。若欲据此强言蔡琰对亲殁一事毫无所悉，且与“别子”事因牵强附会，则吾人以为此处犹需商榷。而“骨肉来迎己”中“骨肉”之义，亦非指父母双亲，其应为曹操为掩私心而刻意昭显的旗帜名义，因若不为此言，则“名不正言不顺”矣！且张修蓉先生再言及：“蔡琰返乡后，才明白父母早已亡故，倘若早知，或许不致有弃子之举。”此言显有矛盾。因其自胡返汉悠悠数千里，就算蔡琰先前不知亲殁，难道沿途目睹眼前历历的残破光景，她还能乐观以对吗？而就算早知亲殁，她依然是别人手下的棋子，她仍需弃子，只因她不是自己的主人。是故，因政治权谋的交相运作，致成蔡琰不论去留皆非己心能够决定，故其“怀忧终年岁”无非是尸居余气己难从心之譬。
五、结语
蔡文姬之《悲愤诗》以“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概括了“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所肇致的生灵涂炭；就作者本身而言，此后却是流离十数载生命哀哉之飘零异邦。《悲愤诗》一作就其普遍性而言，具体收摄了广大人民浮沉乱世的悲哀；若以蔡琰生命遭逢观之，则如此宏观诗史的文字表现，不啻是蔡文姬个人对于彼时人祸乱世所发出最沉痛吶喊的控诉。而被“辱身”、无奈“弃子”，终成惊弓之鸟。吾人可以理解何以蔡琰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惶惶竟日之哀。书作此文，除感其彤管清扬，更希望能以切近人情之语汇，笔述其“不得不然”的悲哀。因此《悲愤》二字，所析义的即为蔡琰个人在大时代氛围里，身不由己丧乱于动荡兵灾的实况。希望藉由这样的论述，能增益众人对《悲愤诗》的了解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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