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拱心石”，它包括八方面，即“合和”观、伦理理性、礼仪社群、人格自由、民本主义、德治主义、福利国家和大同社会。其中“合和”观是中华价值观的形上学前提，它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思维倾向，伦理理性、礼仪社会和人格自由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样式和行为模式，而民本主义、德治主义、福利国家是中国人所追求的政治社会旨趣，之后它们则都汇总于大同社会理想中，这是一个相当谨严的价值构造。在中华民族更深融入国际社会的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弘扬这些价值观。
关键词：中华价值观、八个内涵、弘扬
民族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心理品格，它不仅影响着人的行为，塑造着民族的生活样式、思维倾向和理想旨趣，而且是民族生命力永不枯竭的源泉。在全球化大潮汹涌的今天，民族价值观更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认同和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有力法宝。现在法国人积极提倡法兰西价值观，美国人积极提倡美国价值观，而中华民族正当和平发展并日益走向世界时，中国人要有超前眼光和大战略胸襟，提倡中华价值观，以向世界展现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积极参与、推动和创造世界的未来。
我们要提倡的中华价值观是什么呢？中华价值观的主体，根源于两千来儒家所倡导的价值观。儒家价值观，就是“天人一体”宇宙论、伦理理性主义、道德人文主义和社会福利主义的四维构造，这些价值因儒家士人的信仰而成为传统社会的主导价值，后来经过长期教化实践，逐渐社会化、平凡化为中国人的共识和普遍价值，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价值观。中华价值观，具体体现在“合和”观念、伦理理性、礼仪生活、人格尊严和主体能动性、民本主义、德治主义、福利国家以及大同理想等八方面。
1、“合和”观：中国人往往有天人合和的观念，把世界看作由自然万物和人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人与自然万物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参与创造，以实现人与世界的和谐。因此，中国人的世界是和谐的、有秩序的、有意义的；秩序就是由万事万物共同参与、相互合作而生成的和谐，世界的意义就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协同创造之中。与合和的世界观相关，中国人眼中的自然和社会也是和谐的。
中国人把自然看作为一个生态世界，认为自然是由万物和人类组成的一个有机的生命系统。在这个生命系统中，一方面，组成自然的每份子都是有生命力的，它因自身固有的生命潜力（生气、生意）进行着自我生长、自我维持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每一份子的成长离不开千千万万其它份子的协作与支持。也就是说，在和谐的自然界中，每一生物在维持自我、实现自我的同时，也使别的生物得以生长和发展，即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因此，自然是一个生命系统，是每一份子生命力相互影响、相互激发、相互合作而共生共荣的合和整体。
社会是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中国人的社会是由地位、年龄、职业、智识等方面各异的份子组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仅要求贤能者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促成自我与社会、宇宙的和谐，而且要求组成社会的每一份子——“士”（社会精英）、农、工、商能够各安其分、各守其位，分工合作，互利互惠，在保持和发展自我的同时，共同造就和维持整个社会的秩序与和谐。
中国人在文化上主张“和而不同”，认为一种文化不论其何种形式，只要能和睦四邻，劝人向善，有利于人的教养，就可以承认其价值，并与其他文化和平共处，使其保存流播。中国人还主张“天下一家”、“世界大同”，认为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和文化差异，都是平等独立的主体，每个民族和国家只要遵守公道、公理，便可求大同存小异，和谐共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共同走向繁荣和文明。因此，中国人大多有和平的世界主义和文化宽容主义态度。
2、伦理理性：由于缺乏西方上帝那样的人格神信仰，中国人观念中没有现世与天国、此岸与彼岸、凡人与圣（神）的紧张对立，因此中国人肯定现实世界，肯定现实生活，主张人们应该有计划地处理日常生活，并要求人们遵守礼仪道德，以伦理纪律和理性自制来对待自我和社会事务，这具有伦理理性的面向。这种伦理理性，一方面要求人们遵守五种伦理准则，来调节父子、夫妇、兄弟、上下级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以维持社会的和谐。另一方面，希望人们通过道德良心与伦理的调整和节制，来保持自我内心的和谐。中国人重视家庭，把孝慈当作人的首要道德，并要求人们适应家庭和社会，有理有节地来实践伦理准则。所以，中国人具有重现世、重实践、重理性和重伦理的特性。中国人的伦理理性，就是希望人们通过遵循正确的行为伦理，来维持自我和谐、维持社会秩序甚至宇宙的秩序；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就是要人积极适应现世，遵守社会的伦理秩序，接受教育，提高自己的修养，保持优雅生活，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用《易经》的话说，就是“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
3、礼仪社群：中国人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希望能在一个礼仪化的社群中实现自我价值。“礼”是中国老百姓的平常日用，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说，礼之于人就如同空气之于人那样不可分离。如此，人就是一个 “礼仪人”，人所在的社群就是一个礼仪社群，人的本质就在于他分享了一个社群的“礼”。也就是说，在日常交往中，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如在食、立、坐、行、洒、扫、应、对中，人们通过自我与他人的合作，来参与、创造和实现礼，促进群体和谐，从而凸显生活的意义，使自我得以实现。
当然，日常礼仪的分享必须发自人的内心。 “仁者，爱人也”。也就是说，只有发自人们心底里真诚的爱心，爱自己、爱亲人、爱朋友、爱他人，爱万物，做到“亲亲、仁民、爱物”，才能真正自愿地、庄重地、甚至神圣地去实现礼。如果没有真正的爱心，即使给人装样子地“表演礼”，也无法使自我实现和谐与完善。即“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中国人既要人们遵守礼仪，又强调礼仪是人心底爱心的自然流露，可见，中国人心中的礼仪社群应该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社群。
4、人格自由：中国人重人格尊严，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中国人珍视“仁”的价值，崇尚志士仁人的气节精神。“仁者，人也”。“仁”即人成为人（而不是禽兽）的本质。“君子不为器” 《论语·为政》就是说人——即那些努力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当作他人实现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人也不是任何形式的强势和权威甚至金钱的工具。即理学家程明道所说的，“每个人都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只有“把人当作人”，才能“能爱人、能恶人” 《论语·里仁》，才能以“直道”事人，才能“知其不可而为之”，才能“当仁，不让于师” 《论语·卫灵公》；也只有这样，才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仁的价值，就是使人明白，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人，要做“大丈夫”，显男儿本色。这是人的觉醒，是人格尊严的体现。
人格还意味着主体能动性。“仁远乎哉，我欲仁则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为仁由己” 《论语·颜渊》。“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论语·泰伯》有价值的东西是人自愿选择的产物，既然选择了，就必须对其负责，担负起实现它的重任。所以说，人格是自我主宰、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自由意志，是中国人主体能动性的原动力。
然而，中国人眼中的人，不是一个孤零零的自足的人格主体，不是西方近代个人主义中“原子化”的人，而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人格自觉和人格尊严的实现，不能离开人所处的社会，它必须在社会关系中获得完成。“克己复礼为仁”，人只有在礼仪社群中，在社会关系中，使自己庄重地践履礼、展现礼，这样既能创造社群和谐和自我和谐，又能赋予个体生命以意义，最终使自我价值得以实现。因此，中国人鼓励人时常说：要自尊、自信、自强，要在社会中磨练自己。
5、民本主义：民本主义就是“以人为本”。它是中国人的“立国之道”，是中国人社会政治的理念。“民为邦本”，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第十章》。就是说国家和统治应以民意——即人民的物质与情感的需要为依归和基础。所以，尊重民意，实现民意，满足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的真正需要，以民意而不是以统治者的私利为标准，为人民制定合情合理的政经措施，兴利除弊，是国家施政所遵循的基本理念。
6、德治主义：德治主义是中国人另一社会政治理念。德治主义即“以德治国”。中国人认为，政治清明的关键不在威权和暴力刑罚统治，而在道德教化。“政者，正也”。中国人要求统治者严格遵循社会准则，以道德人格做人民的表率， 并用德礼来教化人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这样就可以使每个人各安其分、各守其位，人人遵守各自的名分伦理，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有教养的人，便可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和谐。德治主义主张 “选贤与能”，要求统治者和官员应该由有知识、有能力特别是有道德操守的社会贤达来担任。所以，中国人有“圣君贤相”式的“贤人政治”诉求。
7、福利国家：民本主义和德治主义的理念，落实到实践层面，就是“福利国家”政策。“福利国家”，即孔子所谓“富之”“教之”、“足食足兵”和“无讼”，孟子所谓“仁政”与“井田”理想。中国社会精英认为，满足人民物质方面的需要是国家生存的命脉。所以，国家最迫切的政策就是孟子所谓的“制民之产”，即让人民有一定量的土地，并实施“劝耕”、“劝农”、“和籴”、“义仓”之策，通过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生产和流通使人民具备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条件。
中国人潜意识中有“均富”观念，即希望社会上每一个人均能享受最基本的生活水准，认为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拥戴国家，国家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而发展，如此就可以“足食足兵”、富国强兵。当然，中国人的“均富”不是要财产完全公有，实行绝对的平均主义，而是要反对社会贫富差距拉得过大，因为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中国人，不管是精英人物，还是普通民众，往往怀有“制民之产”那样的“井田式”理想，要求国家能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份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产业，并通过宏观的财经调控，来统筹社会贫富均衡。
当人民达到一定的富足后，还必须对人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即开办学校，对人民进行教化，使人民知书达礼，息争少讼，过上有道德的生活。在中国人看来，政府有积极教育人民、训练人民而使其达到有知识、有教养状态的职责。在教化人民的过程中，官员既是教化的推动者，又是教化的对象。这样，不仅要求官员自己必须修身养性、遵守社会准则，做人民的榜样，而且官员应该积极兴办教育，化民成俗，以德礼导引人民，把刑罚的使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中国人眼中的国家有道德或伦理的倾向，具有某种“政教（‘教’即教化）合一”的色彩。
总之，中国人希望通过“国家干预主义”，由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照顾人民的福利；希望国家同情社会弱势群体，对鳏寡孤独残疾的人实施救助；希望国家实行粮食等战略物质的储备和调控，赈济饥荒年月的灾民，适时适度调控物价，以防大商人通过操纵日常用品的价格使老百姓生活陷入困顿。另一方面，还希望国家重视教育，并结合老百姓的具体实际，实行切实有效的教化，以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统筹社会和谐，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福利主义观念。
8、大同社会：大同社会是中国人最高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社会，可用《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和“讲信修睦”四句话来概括。“大道之行”，就是指当世界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共同遵行“大道”时，各个文化群体和国家就可和平共处，成为“天下一家”的社会。“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即认为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由人民选举出贤能的人来管理。这里，“天下为公”是一种民主的政治理想，而“选贤与能”是一种具体的民主制度。“讲信修睦”就是说大同社会是一个人人遵守道德、人人有君子教养的礼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是一个人人各安其分、各守其位，每个人实现了自我生存、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自由社会。而且，这个社会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一个货物与服务极大丰富，而私心极小的社会。
大同社会，实际上是当前面的七个价值都得到充分珍视、充分实现后产生的社会，它是一个统筹了文化、国家、人群、贫富差异的社会，一个充满仁爱、福利、民主、自由的道德社会，它是“把人当人”的社会。大同社会是真正中国本土意义的“黄金社会”，这也是人类所能设想的、真正可能达到的最理想的社会，它不是“乌托邦”。
中华价值观的八方面是中华民族的“拱心石”，其中“合和”观是中华价值观的前提和基础，它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思维倾向，伦理理性、礼仪社会和人格尊严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样式和行为模式，而民本主义、德治主义、福利国家是中国人所追求的政治社会旨趣，之后它们则都汇总于大同社会理想中，这是一个相当谨严的价值构造。
最后，中华价值观既有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又有人类文化的普遍性，是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统一。重要的是，这些价值观还在影响着中国人的言行，只要我们与时俱进，对某些成分做适当调整和创造，它还将会成为中华民族甚至人类的精神源泉。二十一世纪，正当中华民族意气风发，稳步走向国际、融入世界之时，我们更应该继承、珍视、提倡、创造、弘扬光大中华价值观。
参考文献：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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