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无哲学,谈谈你的看法(我们中国哲学解释)

中国论文网为大家解读本文的相关内容： 　　 论文 关键词：直观；意象；整体；理解
　　论文摘要：“无可说即是说”，展现了
　　六祖惠能的“不立文字”和“直指人心”之说可以说是这一方式的范例之一。当年释迦牟尼在灵山法会上，以“拈花微笑”的方式，将“正法眼藏，涅般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传授给大弟子摩诃迦叶(参见《五灯会元》卷一)。惠能根据这一传经方式，确立了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思想。“不立文字”，是不执著于文字，抛弃对外在形式的执著而专注于见性成佛。“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坛经》)，觉悟成佛可以“不假文字”(同上)。惠能认为经典是启发人们开悟的一种外缘，关键在于人的心悟。即使是读经，也不能被经文所转，而应是心转经文。据禅史记载，有僧名法达，初学问道：“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劳诵经耶”?惠能答日：“经有何过，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汝。”然后，就为法达说了“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的著名偈颂(参见《五灯会见》卷二)。惠能不是排斥经教，他只是强调应领宗得意，不执著文字，指出传经的方式不必拘于解字注经、传经颂道，提倡传经的方式应更贴近于人的感性存在：可以通过不说之说或是某种身体语言如“手足运奔”、“扬眉瞬目”和“棒喝”等来启发人们顿悟。从而，禅宗突破了佛教中僵化的哲学思维向度，实现了传道的创新。
　　实际上，惠能的“不立文字”和“直指人心”是一种直观的思维向度，是

　　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导致了两汉经学的确立，逐渐形成了训诂考据，解字注经的学术传统，任何学术思想都要从经典中找到根据和评判的标准。在这种学术传统的影响下，一方面，形成了尊重 历史 、学风扎实的考据传统；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禁锢学术 发展 的唯圣、唯贤的弊端。作为对两汉经学的反叛，魏晋时期，重新又兴起了意象思维的言意之辨，代表人物是王弼和郭象。王弼首先明确了言象易三者的关系。“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这里，王弼讲述了言和象的来源与作用．指出言象是寻意的桥梁和工具。“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所以，得意之后，可以忘象，明象之后，可以忘言。
　　如果说王弼重新开启了言意之辨和唤醒了人们洒脱通达的自由的学风，那么郭象则是更加深化了这种趋势。郭象直承庄子的：‘言不尽意，意不尽道”的观点，提出了“言意双遣”。“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无也。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人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后至焉。”(《庄子注·秋子》)郭象把言意辨深入到有无之辨，认为言和意是有；而言和意要表达的是无，是玄冥之境。可见，郭象改变了意的地位，从原来的形上本体降低为形下之器了。通过形下的言意来寻求形上的道体，是不大可能的。东晋张湛进一步发挥到：“穷理体极，故言、意兼忘。”(《列子·仲尼注》)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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