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言语修辞活动中，对修辞材料、修辞手段和修辞方法的选择运用，浸染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12语修辞活动中折射出汉民族具象、整体、联想比附的汉民族思维方式，含蓄、谦让、以和为贵的汉民族文化心理，复杂、多样、异彩粉呈的汉民族地域风俗。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又是民族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它最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作为静态的语言，语言负载的文化因素是固定在语音、词汇、语法这些要素中的;作为动态的语言，就产生了言语和言语行为，民族文化就伴随着言语行为表现出来。口语修辞活动中，口语表达者说什么，怎么说，先说什么，后说什么，认为这样说是合适的，那样说是不合适的，也就是说对修辞材料、修辞手段和修辞方法的选择运用，无不浸染着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在口语交际的动态过程中折射出一个民族特有的哲学思想、思维模式、民族心理、风俗民情、审美情趣等文化特征。本文试从口语修辞的角度解读言语交际中蕴涵的汉民族文化信息。
一、具象、整体、联想比附的汉民族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稳定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思维趋向的综合表现。具象思维和整体的系统思维是汉民族传统思维的基本特征。所谓“具象”就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反复观察和体悟来对事物作出判断，然后将其概括、提炼成意向，在这种形象的提炼中，完成未知到已知的认知过程。它既不是对事物的简单描绘，也不是脱离事物形象的纯粹抽象符号，而是一种象征。汉民族在口语表达上不注重抽象的分析和形式的论证，而是领悟多于理喻、含蓄多于直露、模糊多于明确，重视内心体验，讲究沉思与感悟，不像西方修辞那样注重客观再现，讲究直截了当、追求准确严密。在口语修辞中表现为口语交际中谴词造句重形象轻抽象，喜用形象色彩鲜明突出，具有极强的具象审美特征的词语，从而产生鲜明而真切的形象美感，在修辞方式上大量运用比喻、比拟、通感、象征等修辞手法。如口语中常用的“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骄傲就像地里的野草”“脏得像个泥猴”“脸像苹果似的”“科学的堡垒”“问题的瓶颈”等，由于具象的思维方式，口语修辞中喜用这些与具体形象交织在一起的词语。再如鸡冠花、樱桃嘴、喇叭裤、龙须面、鸭舌帽、狮子头等。就是对抽象事物的概括表达也经常借助具体的形象，如:垂涎三尺、紧锣密鼓、瞳目结舌、鼠窃狗偷、怒发冲冠、水深火热、惊弓之鸟、瓮中捉鳖、探囊取物等。在口头熟语中更是丰富，如歇后语: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蜜糖嘴巴刀子心—阴毒，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收回不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等等。俗语:半瓶醋、墙头草、敲边鼓、开绿灯、吃大锅饭、穿小鞋、铁饭碗、挤牙膏、马后炮等等。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用的一个比喻:“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没有讲抽象的大道理，用了一个!功的比喻道出了深刻的道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再比如启功先生曾自喻为熊猫，有人就问他:“你把自己比喻成熊猫，那可是国宝啊!”启功先生回答说:“什么国宝呀，还不是现在写字的人少了物以稀为贵嘛!如果熊猫能像猪羊一样常见，人们还不食其肉，寝其皮呀!”启功先生是德高望重的书法大师，他很谦虚地道出言外之意，写字的人多了就显示不出自己了。启功先生用了形象生动的比喻含蓄又不失幽默风趣的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在意会不在言传，从中可看出启老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口语修辞中大量的形象词句，无不反映出汉民族具象思维的显著特征。
汉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是半封闭的海岸型大陆，家庭手工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形态和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社会组织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了汉民族从整体出发的辩证的整体性思维特点。口语修辞要适应语境，这是修辞的最高原则，口语交际中，力求合位、合俗、合式、合礼，强调整体把握、互相协调，把言语交际与题旨情景视为一个整体，特别重视言语交际中的各个要素以及功能关系，在言理、物理、心理各方面做整体观照，这正是汉民族从整体出发的辩证的整体性思维特点的体现。汉民族很早就形成了“物生有两”“刚柔相摩”“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朴素的辩证思想。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有机的系统，这个整体系统又由许多小系统构成，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互存互补，相辅相成，天地、日月、男女等等都是在浑然一体中往复变化，反映在口语修辞中就是既要注意事物各部分与整体自然和谐的关系，又要重视事物各部分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这正是汉民族从整体出发的又要辩证认识世界思维特点的体现。在口语修辞中，一个词，一句话静态的看无好坏之分，只有在动态的言语中才能判断出运用的优劣来，判断的标准就是是否符合语境，口语修辞中的得体性原则，就是在汉民族整体思维特点的观照下口语修辞要适应语境，合位得体，整体把握，主观语境和客观语境相互协调。
汉民族在口语修辞中还表现出为追求美好而好联想善比附的思维特点。语言本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但在人们的使用过程中，总是把语言的功能神秘化、夸大化，对语言有一种崇拜和信仰的心理，认为语言和它指向的物体是一体的，语言有着超自然的精神力量，能降福也能招灾。自古以来，每个民族都有对语言的崇拜心理，但汉民族在口语交际中好联想善比附、讲究有说头、讨个好口彩的用法特别广泛，如汉语中“8”谐音“发”，+9;谐音“久”，“1”谐音“要”，"5”谐音“我”，带“8""9”数字的日子、号码、名称就认为是吉祥号，能带来好运气，带有“8”的日子街上开业的商店最多，带有“888""158""168""198”的车号、牌号、卡号等许多人不惜重金买下。还如结婚时在床上撒上红枣、花生、桂圆、莲子，为的就是取谐音“早生贵子”，发糕、发菜、发财树受到人们的喜爱，都是为图个吉利。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同音和近音词语或语素，为把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奠定了客观基础，汉民族好联想善比附的思维特点，就把不同的的事物和现象通过同音或近音联系到了一起成为可能，口语交际中谐音的大量存在，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谐音文化，口语中的谐音修辞正是汉民族这一思维特点的充分体现。
二、含蓄、谦让、以和为贵的汉民族文化心理
中国是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为人处世讲究“知礼数”“懂礼貌”，交战双方也要“先礼后兵”，深谙“礼多人不怪”的道理。儒家视“礼”为立国之本，其中就包括待人接物的礼仪内容。受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汉民族在言语交际中，深知“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口语修辞中的礼貌表达在汉民族为人处世中占有重要地位，讲究谈吐文雅，彬彬有礼是道德高尚有修养的表现，汉民族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的心理，积累了丰富多彩的礼俗词语，并且怎么表达颇有讲究，乱不得，错不得，滥不得，否则就要失礼，这种注重言语礼节，讲究言语礼貌的心理在言语交际中处处体现。如对人的称呼，是汉民族礼貌表达的重要标志，小孩见到大人，学生见到老师，下级见到上级等熟人相见，首先要有个称呼表示礼貌，有些场合恰当适度的称呼，对整体的交际效果起到关键作用。汉民族在交际中为表示对对方尊敬有礼，形成了汉民族独有的内容丰富的有明显区分的敬称和谦称。敬称和谦称早在秦代就广泛使用，如敬称“足下、殿下、执事”等，谦称有“寡、孤、不毅、不才、在下”等。现在我们口语中还常用敬称有“令尊、令堂、贵姓、贵公司、贵校”，谦称有“敝人、愚弟、寒舍、掘作”等等。汉民族注重长幼有序和血缘宗亲关系，见到长辈一定要有称呼，以示尊敬，而不像西方为表示亲切，对父母或其他长辈都可以直呼其名，在汉民族看来，这样是少教无礼。对无亲属关系的人使用亲属称呼，就显得与说话人特别亲近，无形中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如平常称呼的“老伯、叔叔、大哥、大姐、大嫂、大婶”等，上街购物，个体老板为体现服务态度之热情诚恳，常“大妈、大姐、老哥、老弟、老妹”地叫，以体现有礼貌或亲近的人才能有这样称呼，符合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心理愉快，购物热情也会大增。表示礼貌的敬称和谦称还有许多，像“惠顾、借光、劳驾、拜托、指教、冒昧”等等。汉民族在言语交际中讲究礼节，注重礼节，力求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心理，在口语交际中随处可见，还有在问候语、道谢语、恭维语等中都有充分体现。
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的民族心理是“和睦相处”，“以和为贵”，把和谐作为人际交往的目的。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极重人情，爱面子，表现在言语表达上受儒家“中庸之道”思想的影响，力求措辞有度，不偏不倚，适度得体，在言语表达上表现为含蓄、婉转、模糊，形成汉民族言语表达上独有的文化模式。汉民族在人际交往中提倡“以仁爱之心示人”，“以宽广之心对人”，就是对别人要有仁爱之心，要关心爱护别人，对别人的过失要原谅、理解，少计较或不计较。俗语道“树有皮，人有脸”，“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要“得饶人处且饶人”，要给人面子，留“台阶”，少得罪人，如我们常见的批评，汉民族的心理是既要达到目的，又要让对方接受，并给他留面子，在表达上就常用含蓄婉转的方式，先表扬或肯定成绩，然后再转折“但是……”或“……不妥，不足”，“然后……”，“希望……”。老师批评学生:你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同学们应该向你学习，但在学习方面下的功夫还不够，希望你今后上课注意听讲，不要说话，把学习搞上去就更好了。目的是批评学生，但在表达上讲究“艺术”，就更易使对方容易接受。在交往中，有些时候需要拒绝别人如果直接拒绝，会使人难堪，在汉民族看来容易产生“不和”，不够礼貌，违犯了汉民族待人处世的原则，为不得罪人，给人留面子，常用含蓄模糊的语言“间接”地拒绝对方，更多的是让对方自己体会话外之音，用得较多的就是“考虑考虑”，“研究研究”，“等等再说吧”，婉言谢绝，如“马主任，我的调动问题……”，“这件事我知道，我们再研究研究吧”。
汉民族较之于西方人性格内向、沉稳、含蓄，不像西方人性格外露、直率。在西方注重突出个人及个人价值，而汉民族传统观念是重社会，重集体，突出一个“和谐”，不突出个人，涉及到个人则习惯于含蓄或婉转表达。一篇文章明明是个人见解，但习惯上要谦称“我们认为”。个人取得的成绩，常要说领导的支持，集体的智慧。汉民族不突出自我的心理，含蓄婉转的表达模式，形成了交际中内容丰富的客套话、寒暄语。干某件事明明准备得很充分，但还要说“准备不足，献丑了，请大家多多指教。”宴请客人，饭菜准备得很丰盛，客人酒足饭饱，主人还要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或者“准备不好，没有什么可口的，管饱不管好”等，这些话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汉族人听来，不足为怪，因为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但让西方人听来，就莫名其妙，不可理解。汉民族言语交往中的重和、贵和、重人情、重名声、爱面子的思想根深蒂固，表达的含蓄、婉转、模糊体现在言语交往中的方方面面。人们常说的“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都体现了和睦相处、相安无事是汉民族人际交往的理想，在口语修辞中，这些汉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在言语行为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三、复杂、多样、异彩纷呈的汉民族地域风俗
汉民族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漫长的社会发展长河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方言是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从不同的方言口语修辞中，可以解读出异彩纷呈的地域文化。在口语修辞中谐音最能体现出浓郁的地域风俗。无锡有家饭店名叫“七加七饭店”，外地人到那都心存疑问，不解店名何意?原来本地方言“七”“吃”同音，“七加七”巧妙地谐音“吃加吃”或“吃家吃”都可以，意为本店饭菜鲜美可口吃了还想吃，或者是会吃的人来吃，意为饭菜很有品位。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地方，因发音不同，运用也不同，“苹果”在北京话当中，寓意“平安”，看病人时送苹果，寄托着美好的愿望，但江浙一带由于方言“苹果”与“病故”同音，看望病人时忌讳送苹果。在安徽，大年初一，无论老幼，全家人第一道食品就是每人一碗枣栗茶，这种茶是由红枣和风干的板栗加水煮成，不含茶叶，初一早上喝了此茶，意为早早得利。若有客人去拜年，主人便向客人敬上一碗枣栗茶:“开年大吉，早早得利!”客人应道:“早利早利!”利用谐音，互相祝福对方开年大吉。谐音表达的心理基础带有极强的主观性，随着时代的变迁还有所变化，在广东过去“发”指发麻见病，人们忌讳说“发”，谐音“八”也为不吉，但现代“发”“八”为吉利的标志，为人们所喜闻乐用。如“分梨”联想到“分离”，“伞”联想到“散”，“钟”联想到“终”，所以送礼忌讳送钟，因谐音“送终”。在豫北一些地方，结婚时新娘下车忌面向南下，“南”谐“难”音，以免进婆家难，还忌讳吃瓜，因“瓜”谐音“寡”，以免将来做寡妇。口语修辞中还要注意地域文化中的忌讳，如在鲁西南一些地方，在称呼时忌讳称“大哥”，是因为传说中武大郎矮、丑、窝囊的缘故。在沿海，渔家忌讳翻船、沉船，所以到渔村把姓“陈”说成姓耳东，还忌别人称“老板”，因为与“捞板”同音，换称“船老大”就能接受。口语表达蕴涵的文化信息，有很强的地域性，由于各地的风俗习惯地域文化的差异，在各地的方言中，谐音表达更是丰富多彩，不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可以说口语修辞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动态的口语表达中，口语修辞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可以说，民族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审美情趣、地域风情、价值观念等等文化元素对口语修辞起到制约和补衬作用，透过汉民族的口语修辞活动，可不断深人地解读出愈来愈多的上下五千年传承和积淀下来的汉民族文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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